宋神宗对苏轼，又爱又恨。
爱是因为他有才，写的诗文都冠绝当世。
恨呢，则是他跟变法派玩不到一块，多次上书言事，直指王安石变法侵犯老百姓利益，搞得他们很不爽。
苏轼说老百姓不爽，皇帝则锐意改革，因此，对这个顽固的守旧派，也很不爽。
但他其实也知道，苏轼任职地方多年，指出的那些错误，肯定也是真的。
但，既然是变法，就会有各种副作用，关键只看，到底是好处大一些，还是坏处大一些。
显然，皇帝认为，如果不改革，很多事情，就会积重难返，祖宗建立的基业，可能中道崩溃。
因此，哪怕承受些骂名，也要看得长远一点，他坚信，老百姓总有一天，会理解自己的。
问题在于，在支不支持变法一事上，朝臣们分为新旧两派，他们互相攻讦，互相看不过眼。只是，因为皇帝是要变法的，所以，变法派占有优势。
苏轼总不听话，最好的，自然就是把他搞臭批倒。
于是，新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书，说苏轼送父亲和妻子的棺椁回四川时，贩运私盐、木材、瓷器等物，又沿途妄冒名义，差借兵卒，以公谋私。
御史风闻奏事，只要有此一说，就可以弹劾，明面上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联系到谢景温乃是新党，跟王安石关系密切，他妹妹嫁给了王安礼，这位御史已经没有立场，而是成为党争的工具。
神宗下令彻查此事，谢景温等人迅速逮捕船工，严加拷问，却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俗话说，不死也要脱层皮，这件事让苏轼对朝政与人心大失所望，自请外调。
（杭州老照片）
王水照《苏轼传》里说，看到苏轼的奏折，神宗皇帝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这样一个难得的才子，他其实是很想重用的，但，他跟自己没有一条心，很可能会坏事，于是，只好同意外放，批示让他去做个知州。
但王安石一方，岂可让苏轼成为一方大员？将皇帝的旨意改成：到颍州去做通判，也就是知州的副手及监察者。
依宋朝制度，皇帝也不能任性，但他仍不甘心，好，通判就通判吧，让他到杭州去。
不得不说，神宗皇帝还是很爱护苏轼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可比颍州，好玩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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