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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宗李世民时期，大唐北境，设立六府七州，开疆叶尼塞河；大唐西境，设立安西都护府，征服高昌、焉耆和龟兹等西域诸国。
但是，大唐的东北问题，却没有一个是太宗李世民时期解决的。不是李世民雄才不够，而是因为东北问题真的很难解决。
什么是历史尺度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一种大趋势性的矛盾问题。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只能解决有限的时势问题，或者说是能解决阶段性的趋势问题。而大趋势性的矛盾问题，却可以贯穿一系列的激荡时势。所以，面对历史尺度的问题，英雄也束手无策。
东北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
东北具有地理和博弈格局下的演化优势，而且这个优势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历史。所以，中原和东北争霸，就是一种大尺度的问题。
01.大唐需要解决的东北问题
第一个就是从大隋继承下来的问题，即高句丽问题。
隋文帝一征高句丽，高句丽臣服；隋炀帝三征高句丽，高句丽自若而大隋灭国。唐太宗三征高句丽，高句丽残破但李世民身死；唐高宗两征高句丽，公元668年高句丽国灭。
但是，东北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高句丽灭国之后，新罗随即崛起，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逼得大唐只能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至辽东。
但是，这还不算完。
高句丽被灭，而依附于高句丽的靺鞨七部，随即进入一种无政府状态。而其中的黑水靺鞨部，在壮大之后立即南下，抢占高句丽被灭后的统治真空地带。公元691年，武则天派兵击败黑水靺鞨，并建立营州都护府，以羁縻靺鞨诸部。
但是，靺鞨七部刚被搞定，契丹八部马上造反，并攻克营州、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武则天派兵镇压，但是唐军“全军皆没”。公元697年，武则天再举十七万大军征讨契丹，以后又相继多次增派援兵，这才把契丹压制下去。而在大唐镇压契丹的过程中，靺鞨诸部脱离大唐的州府羁縻而建立震国，后改称渤海国。
东北问题一直持续到唐玄宗时期，最后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解决，即：契丹领袖可突于被部下杀死，渤海国王大武艺谢罪认错。一个首领被杀、一个首领称臣，还有一个新罗王国被承认，这就是形式上的解决。但实质上并未解决，只要这里出现一个稍有雄心的君主，东北问题就会再起。
02.东北问题不是草原问题
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巴菲尔德，其《危险的边疆》一书，在中原和草原双边之外，提出了一个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就是生活于中国东北和俄罗斯东南部的文明区域。因此，我们可以把传统的草原问题，划分为草原系问题和东胡系问题。
这伙人很厉害，他们一直都是中原和草原鹬蚌相争后的渔翁得利者。
两汉与匈奴百年战争，然后大汉胜而匈奴败，但大汉胜也是惨胜。魏晋以来五胡乱华，但五胡之中真正实现入主中原的，是出自东胡系的鲜卑人。鲜卑人不仅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的政权最多，而且拓跋鲜卑最终实现了北方一统。而随后的隋唐大帝国，也是从北魏这个母体中演化出来的。
大唐平灭东、西突厥，而后控制西域，其一直在与草原系较量。安史之乱后大唐残破，之后便是五代十国。在这个过程中，东北的契丹实现了崛起，吞并渤海国、建立大辽，然后与统一的北宋分庭抗礼。大辽灭国后，东北问题依旧存在，女真做大而攻灭北宋，最后入主中原。
如果以五百年为时间尺度来看待南宋、大元和大明，那么他们仍旧是一种中原和草原的鹬蚌相争。而最终摘取胜利果实的，则是一直盘踞与东北的女真和满族人。女真和满族也是出自东胡系。
不同于草原系的东胡系，有着不同于中原和草原的特点，他们有更强的优势。
《危险的边疆》认为东胡系的优势是：它们能够拥有二元视角、能够建立二元政权，即一元统治中原、一元统治草原。
中原政权不能理解草原，所以始终不能统治草原，也始终对草原不感兴趣，修长城就是一种对草原的放弃。草原政权呢？回纥人几次帮助大唐平定地方叛乱，但它们只对大唐的财富感兴趣，而对大唐的土地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大元虽然入主中原，但是对治下的富裕中原始终是一种客人的姿态，中原主人一强硬，自己就立即退回草原。
但是，东胡系政权，却不是这个样子。北魏为了扎根中原，甚至放弃自己的草原底色。契丹的大辽为了幽云十六州，能跟大宋拼得你死我活。大清就更不用说，无论是中原还是草原，全部都要拿下而且拿下就不放下。
03.东北在地理格局上的演化优势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可以适用于生物界，而且广泛适用于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等领域。如凯恩凯利的《科技想要什么》，就是在用生命演化的视角来看待科技进步。再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自我演化之手。
我们可以把东胡系的这种二元视角和二元政权的优势，看成是一种演化出来的优势。
演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继承发展，优势可以被模仿、可以被继承、被发展；一个是异性繁殖，强强结合的后代会更强。
有性繁殖
东北与东胡系的优势，就是中原和草原有性繁殖的结果。中原有中原的优势、草原有草原的优势，而这两种优势恰恰在东北这个地方实现了充分交流。而这种交流，有赖于东北的地理特点。
东胡系的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游牧文明，又不是纯粹的农耕文明。游牧与农耕的分野，首先不是一种文明和文化的分野，而是地理和气候的分野，具体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高于400毫米的地区，就可以发展农耕经济，发育农耕文明；而小于400毫米的地区，就只能发展游牧经济，发育游牧文明。
继承发展
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者张经纬，在《四夷居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通道的概念。即板块之间地理形成的，可以连接不同经济类型进行物质交换的固定道路或地带。如河西走廊、茶马古道以及辽西走廊等。
辽西走廊，恰恰发挥了关键通道的作用。
辽西走廊，同时还是沟通关内与关外的军事要道。隋文帝反击突厥、八道出击；唐太宗反击突厥、五道出击。他们的战场可以从辽东一直规划到陕甘。但是，隋炀帝征高句丽，必须聚兵于涿郡，然后再从辽西走廊挺进东北。所以，东北，既有关键通道的交流优势，又有自我发展的安全保障。
04.东北在博弈上的后发优势
要实现演化，需要交流，因为自力更生的演化效率太低。也许你刚刚自我演化到农业文明，别人已经演化到了工业文明。从竞争的视角来看，演化需要在交流中继承。
东北，恰恰能够实现这种交流中继承。
而且，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它既可以交流继承中原文明，又可以交流继承草原文明。
正是这种文明的交流，使得东胡系获得了一种二元视角。它们既能能够看到中原文明的优势，也能够看到草原文明的优势，而且都能继承。
而这种视角，或者说是演化的优势，是单纯的中原文明和单纯的草原文明所不能具备的。这是一个演化逻辑上的充分条件。单纯从演化层面上来说，东北的演化优势，是有之必然的。但是，放在博弈竞争的格局下，东北要放大自己的演化优势，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无之必不然，但是有之未必然。因为东北的争霸发展，一直面临来自中原和草原的竞争威胁。
秦汉之际的东亚草原上，生长着三股势力。一股是草原系的匈奴、一股是东胡系的东胡，还有一股类似于东胡系的大月氏，位于河西走廊这个关键通道上。在中原和草原泾渭分明之时，最纯的草原势力东平东胡、西驱大月氏，草原系就是最强者，东北只能臣服。
在汉武帝之时，中央帝国达到了武力巅峰，于是汉武帝挥兵东北，不仅巩固辽东，而且继续向东挺进、开辟汉四郡。在中原实现绝对碾压之时，中原就是最强者，东北也只能臣服。
但是，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下，东北总会崛起。因为它既具备演化优势，又具备博弈的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一个条件是获得先发者的信息；一个条件是拥有作为后发者的出手权。
东北对草原和中原的双向臣服，就是在获得先发者的信息。
臣服草原、接受草原逻辑，则东北能够认识和理解游牧文明，并在演化中不断加强。臣服中原、接受中原逻辑，则东北能够认识和理解农耕文明，并在演化中不断加强。演化是一个大尺度的问题，地质演化是以亿年为单位、生物演化则是以百万年为单位，但是以主体间共识为基础的文化或文明演化，则是以几十或几百年的为单位。
所以，当东胡系发展到鲜卑称雄之时，东北也就在博弈中实现了自身的演化优势。东北这个后发者，获得了中原和草原两种文明的信息浇灌。
汉武帝开启汉匈大规模战争，到了东汉之时，草原被彻底打服。但是，单一视角的中原政权却在打残匈奴之后，放弃了对草原的统治。没有外部威胁的中原文明，随即遭遇了内部统治危机，诸侯割据、士族堕落以及皇室内斗。于是，中原自己将自己打残。
曾经的草原大帝国匈奴，已经烟消云散；曾经的中原大帝国大汉，已经奄奄一息。他们都没有力量再出手，于是五胡乱华，中原和草原一起进入无序的乱世。这时候，东北和东胡系的鲜卑，拿到了出手权。鲜卑人，不仅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的政权最多，而且最终再博弈中生出，建立了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
05.大脑是个硬件问题，文化或许也是一个硬件问题
菲兹杰拉德说：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而且还能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但是，有时候不是谁想拥有一流智力就能拥有的。因为，你的大脑可能出了硬件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就要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人却能克制享受，这里面不仅有大脑的问题，还有遗传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和演化的问题。这一切，可能不是靠什么坚毅力就能解决的，因为都是硬件问题。
为什么文明更发达的中原系，不能具备二元视角？为什么武力更彪悍的草原系，不能建立二元政权？
把菲兹杰拉德的话，不恰当地扩大隐喻一下：检验一流文明的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在文化中同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而且还能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具备两种地理气候的东北，能够发展两种经济方式；发展两种经济方式，则能够兼有两种生活方式；兼有两种生活方式，则能够发育两种文明形态；发育两种文明形态，则能够融合两种文明，获得一种演化优势。而正是这种演化优势，使得东胡系获得了二元视角，而能够建立兼顾中原和草原的二元政权。
这就是东北的演化优势。
演化优势，能够让东北逐渐做大；博弈优势，能够让东北后发制胜；而做大和制胜之后，就会把自己的演化优势放大到中原和草原：具备二元视角而建立二元政权。
中原政权，首先看到的威胁是草原；草原政权，首先看到的威胁是中原。要么中原政权率先出手，要么草原政权率先出手，而先出手的中原和草原，都为后发制胜的东北提供了模仿的机会，这里既有演化可继承的资源，也有博弈所需要的模仿信息。
如果中原政权能够向草原输出暴力的同时，也能够向草原输出秩序，那么东北不会有机会。如果草原政权能够向中原输出暴力的同时，也能够向中原输出秩序，那么东北同样不会有机会。然而，先出手的中原和草原，都不具备演化所提供的二元视角的优势。所以，彼此博弈之后，他们都站不住，都会给东北以再次出手的机会。所以，东北总能后发制胜，这种机会是中原和草原留给它的。
所以，李世民穷其一生不能解决东北问题，大唐终其一世也不能解决东北问题。大唐以后，中国历史的矛盾，就一直在东北这个地方纠结。中原与草原的矛盾，可能逐渐具体到中原与东北的矛盾。蒙古大元的崛起，可能只是草原的最后辉煌。大元历时98年后，东亚天下是中原和东北争霸，而草原或许只是配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