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飞鸦集，盘云势屡低。
上林千万树，并与一枝栖。
这是明代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写的诗，语言洗练。朱瞻基是明代少有的全才皇帝，书法、绘画堪与宋徽宗比肩，在音乐、文学上亦有造诣。他一生写诗近2000首，文字典雅，但内容空洞，被后人视为三流。
朱瞻基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与父亲、明仁宗朱高炽共创“仁宣之治”（也有史家将永乐时期也归并进来，称“成宣盛世”）。《明史》称赞道：“（宣宗）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储藏粮食的仓库）充羡，闾阎（平民小区）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明史纪事本末》作者谷应泰甚至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
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便暴毙，朱瞻基28岁当皇帝，他素以身体强健著称，38岁时却一病不起，一个月后便去世了，寿命还不如“多疾”的父亲长。“仁宣之治”不足11年，令后人扼腕。
需要注意两点：
首先，“仁宣之治”是历史书写的产物，本身未必有多好，它留下很多弊端，特别是重用宦官，开“明非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之端。
其次，仁宣二帝早逝有必然性，朱瞻基刚登基时，对父亲的行为有一定的批评，但他同样走上纵欲亡身的老路。
仁宣二帝相对开明，但作为封建帝王，逃不脱腐败、专制、愚昧的宿命。
明仁宗多病未必体弱
“能清心寡欲者可以保天和，可以终天年；若肆情纵欲，斯败其天和而伤其天年，此必然之理也。”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在亲撰的《御制帝训·药饵篇》中，隐晦表达出对父亲的批评。
《御制帝训》共25篇，是给后来君主的“圣训”。“仁宣之治”一改明太祖朱元璋的苛政、明成祖朱棣的征伐无度，转向与民休息，《御制帝训》的目的是解释这一转向的合法性，要求后代坚持文治。
如此重要的文献，为何要加入《药饵篇》？因为明仁宗很可能是错吃“虎狼之药”而死。
明仁宗勤政，当太子20年，6次监国，达9年零8个月，他文儒琐碎，与好大喜功的明成祖堪称黄金搭档。《明史》称：“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
明仁宗多病，“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即太监）掖之行，恒失足”，网络写手称他有高血压，其实他少年时善射，“发无不中”，别人问窍门，他回答：“心志既正，无难者。”
练武必从练弓始，可见明仁宗多病未必体弱。据学者张健《明仁宗死因考》钩沉，明代黄景昉已在《国史惟疑》中指出，明仁宗“实无疾骤崩”，去世前三天还在办公。
明仁宗暴毙的原因，从诤臣李时勉上疏中，可见端倪，在“谨嗜欲”部分，李时勉称明成祖尸骨未寒，明仁宗却派宦官去外地选侍女，“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明仁宗大怒，命武士“扑以金瓜”，几乎将其打死。
病危时，明仁宗还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李）时勉廷辱我。”
教育失误导致心理变态
朱瞻基批评自己的父亲，可他搜求房中药，很可能也死于误服“虎狼之药”。
据吕毖辑《明朝小史》，朱瞻基召太医钦谦说：“汝江南人惺惺（此处意为聪明），朕欲用房中药，可制与我。”钦谦说前贤不传，也没书籍。朱瞻基大怒，令力士用毡席裹住钦谦的脑袋拖出。家人找不到钦谦，后来才知被关在狱中，很久才被释放。
吕毖是明末清初人，所录未必确凿。但朱瞻基时已近30岁，仍无子嗣，难免着急。朱瞻基擅丹青，多画鼠图，有学者称他是首位“老鼠画家”。
宋人也画鼠，多存贬义。元代老鼠的名声渐佳，因繁殖力强，民间有“狼（指黄鼠狼）恭鼠拱，主大吉庆”之说。古人误以为鼠寿可达300岁，遂称“老”（老鼠寿命为1至3年，大多不过一年）。朱瞻基画鼠，有求子嗣、求长寿之意。
朱瞻基热衷房中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心理变态。
朱瞻基从小被爷爷朱棣带在身边，少与父母相聚。明代宫廷教育严格，太子单独接受教育，每天退朝后，东班侍读官先伴读《四书》十余遍，接着是西班侍读官伴读《五经》或史书十余遍。诵读后，太子需练书法，春夏秋三季每天一百字，冬季五十字。每月初一、十五和年节、雨雪天，才能休息。
这种教育不考虑儿童兴趣，一味死记硬背。成年后朱瞻基常戏耍文人，至史馆，把袖中的金钱撒到地上，让诸词臣“俱争从地上拾取”。
成长中的寂寞与无趣，让明朝皇帝多沉溺女色。朱瞻基尤其过分，连大臣的幼女都不放过。
明朝皇帝怕早死
明仁宗好色而亡，明人陆釴（读如易）的《病逸漫记》中也有记载：“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指纵欲过度）也。”
《明史·罗汝敬传》称：“（汝敬）上书尚书大学士杨士奇曰：‘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憸音如仙，憸壬意为奸佞小人）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
张健先生指出，将“阴症”“金石之方”“骤崩”联系起来，明仁宗死因清楚。
明仁宗死后，朱瞻基曾审问李时勉：“尔小臣敢触怒先帝，疏何语，趣（通促，意为赶快）言之。”李时勉将疏奏内容陈述了一遍，朱瞻基称李为“忠”，恢复了他的官职。
在《御制帝训》中，朱瞻基没点明仁宗的名，但称“金石酷烈”，可让人“丧身”，以醒后人。明朝皇帝多短寿，16帝中只有5人活过40岁，朱瞻基兄弟10人，除二弟（63岁）、五弟（73岁）、六弟（48岁）外，其余都没活到40岁。
古代人均寿命短，因出生死亡率达1/3，10岁前死亡率亦高，但成年人寿命不算低，相比之下，明朝皇室或有短寿基因，故对死亡有强烈的恐惧感。带来三个后果：一是迷信丹药；二是沉溺于房中术，想多留子嗣；三是追求及时行乐。
明代皇帝出自民间，特别相信秘方、偏方。朱元璋患病，赤脚僧献药，他也敢用。明成祖建灵济宫，“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献药就能升官，明代大臣多善医，可外行太多，皇帝难免吃错药。
一只蟋蟀害两命
朱瞻基贪玩，据吕毖记：“帝酷好促织（即蟋蟀）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
一名粮长（明代征解田粮的基层半官职人员）找到一只好蟋蟀，用自己骑的骏马换到手。妻妾好奇，启盖偷看，致蟋蟀逃走，妻子恐惧，自杀而死。粮长伤痛不已，且担心交不了差，也自杀了。一只蟋蟀竟害了一家。
在正史中，找不到沉迷斗蟋的记录，直到1993年，在明代御窑厂东门发现蟋蟀罐残片，拼成21件。明清御用定烧瓷器只留精品，其余皆打碎深埋，该发现证明朱瞻基果然是“蟋蟀皇帝”。他猝死后，他的母亲张太后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尽毁，以防后代沉溺。
据黄景的《国史唯疑》记：“宣宗特好蟋蟀戏，采之江南，苏守况钟尝被敕索千个，不许违误。时为语日：‘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苏人至有以一蟋蟀陨其家三命者，上行下效，习已成风。”
朱瞻基不仅迷恋蟋蟀，还“斗鸡走马，圆情（意为踢球）鹢首（古代船头绘鹢鸟头，指水上游玩），往往涉略。尤爱促织，亦豢驯鸽”，此外他还喜欢玩投壶游戏。
一次，朱瞻基找户部尚书黄福一起看戏，黄福拒绝说：“臣性不知戏。”又让他下围棋，黄福又拒绝了，说年幼时师傅严格，只教读书，不学无益之事。朱瞻基很生气，事后就将黄福调到南京赋闲。
贪玩是对“失去的童年”的补偿。在贪玩的掩盖下，朱瞻基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他经常微服私访，不通知就出现在大臣的家门口，任其匆忙接待，以窥探是否恭谨，这是一种帝王之术。
打开阉祸之门
仁宗、宣宗父子排斥酷吏，多用文臣，一改明初暴政。清初捧朱元璋贬朱瞻基，康熙皇帝则认为：“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朱瞻基时年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
明成祖取消了建文帝的年号，屠方孝孺十族，将辅佐建文帝的忠臣们流放，朱瞻基则承认建文年号，为方孝孺平反，称其为忠臣，并释归被流放者。此外，朱瞻基停止对漠北、对安南的征伐，减少了民间负担。
朱瞻基敢违背爷爷的意志，主动缓和矛盾，但这一切是为了私利，并非真为百姓着想。明初禁海，沿海生活困苦，地方官员申请开放，朱瞻基训斥道：你们只知小利，不想因此惹来的麻烦。
为少一点“麻烦”，朱瞻基重用宦官。
一是设内书堂，打破朱元璋“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的规矩，让宦官参与决策。据明末《酌中志》载：“凡不识字而秉笔者，穆庙时孟冲，神庙时张明，先帝时魏忠贤、王朝辅，止四人耳。”
二是建票拟制度，虽提升了内阁的权力，却用宦官制衡。
三是中官出镇。朱元璋也曾派宦官督军，但数量有限，朱瞻基则在几乎所有省和边镇都设镇守太监，且最精锐的火炮部队皆归太监掌握，太监的实际权力高于总兵。
黄宗羲曾说：“阉宦之祸……未有若明之烈也。”实始于朱瞻基。朱瞻基表面开明，内心忮刻，他假装以礼待下，可臣子戴纶因劝谏他游猎被疏远后，朱瞻基以“怨望”为名，竟在审判中当场将他捶死，全家下狱。
御医为何不把关
朱瞻基信不过任何人，却迷信丹药，这可能与家庭影响有关。
朱元璋崇道，尤倾向净明道，即正一派。正一派认为“忠孝，大道之本也”，与全真派相比，更合朱元璋的需要。朱元璋任用大量正一派道士为官，如张友霖、刘渊然等。明成祖也大量使用道士。《菽园杂记》称：“（明成祖）初无入大统之意，珙（指袁珙，明初道家奇人）相术有以启之。”
明之前，道士受封一般不超10个字，可朱瞻基给刘渊然18字，且“一切道具舆帐，供奉给事之人之类，无一不出朝廷所赐”。
家族崇道，所以朱瞻基迷信丹药。可明初丹药毒性大。据明彩绘本《炼丹图》（作者可能是刘渊然），外丹的“胎”用真铅与真汞。道士们也炼龟龄集、七宝美髯丹等，嘉靖皇帝登基后十年无子，服后“越三年，皇子叠生”，原料有黑铅等。
皇帝中毒，可请御医急救，可明廷治疗程序太繁琐，皇帝患病，由太监传御医，“至日，四人或六人吉服入宫，不论冬夏，必于殿门之内设炭火一盆，中焚苍术杂香，人人从盆入。”
看病时，御医“第一员膝行跪诊左手，第二员跪诊右手，仍互更再诊毕”，进药需“附簿年月下书名，奉御收掌，以凭稽考”。烹调御药，“分为二器，其一器御医先尝，次院判，次内臣。其一器进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