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到宋徽宗时期，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群星闪耀，这是个人才奢侈的时代。苏轼为文坛领袖，与他交好的有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辙、范仲淹；不谈政治可为朋友的有王安石、沈括；在他门下游学的有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还有大书画家米芾等等。
沈括在这些人里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是一位科学家，一个理科生。在以文章济世的北宋，在一帮文科生、艺术生中茕茕孑立。
沈括出生于仕宦之家，宋神宗时期参与王安石变法，受到王安石器重。后驻守边境，抵御西夏，因永乐城之战受牵连被贬。他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数学、物理、光学、化学等领域都有卓越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代表作“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就是这么一个科学全才，因为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打小报告事件，被后人反复诟病。
这个事情还是和苏轼有关（苏轼这个招惹是非的体质[流泪]）
南宋王铚《元祐补录》记载，苏轼外放杭州做通判时，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施行情况，他去找苏轼喝酒，并求了几篇诗文。他将诗文中有抨击新法嫌疑的部分注解后呈送宋神宗。几年后，御史台李定、何正臣等人弹劾苏轼，沈括再提旧事，引发了“乌台诗案”，差点要了苏轼的命。
为了强调沈括就是个小人，后人又找出另外一个故事。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新任宰相吴充询问沈括对“免疫法”的看法，沈括指出“免疫法”存在严重问题应该修缮。王安石在位时，沈括对“免疫法”可没有半点异议。沈括对王安石背后非议，是“墙头草”。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后，就开始打压沈括，宋神宗也认为沈括首鼠两端，而罢了他的官，让他回家了，就连《宋史》对沈括也进行了淡化。
这个沈括，当得起“科学的巨匠，人性的渣渣”称号了。然而，两个故事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大概率是一位自带流量的“理科生”，被另一个自带流量的“大文豪”的粉丝给杜撰了。
王安石新党中的骨干成员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吴充，这些人在历史上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投机分子”。他们怎么对苏轼进行抨击迫害，大家都承受得起，哪里提得起一点加工创作的兴趣？但是沈括不一样，他是新党中的清流，实干派，在科学、经济、军事、外交上都很有建树，如果他是“乌台诗案”的那个“无间道”的话，故事就好看了。亦正亦邪，人性冲突的故事情节太带感了，于是“沈括，原来你是这样的小人”“你所不知道的沈括”，文章满天飞，吃瓜都吃饱了。
很遗憾，沈括应该是没有做哪些，至少证据不充分。
《元祐补录》这本书的价值待商榷。它成书于南宋年间，与北宋在时间上相隔甚远，没有时间考证价值。作者王铚何许人，内容是否可靠，历史上没有记载，缺乏考据价值；没有第二本书佐证《元祐补录》，史学学家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经过反复考证，认定只有《元祐补录》这一条记载。“三人成虎”，这里也只有一人吧。
关于沈括批评王安石新法这个事儿，说他是两面派，也站不住脚。沈括是个科学家，“格物致知”是基本操守。他在变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弊端，提出修正的建议，再正常不过。王安石已经在反对派的激烈抨击中下了台，变法面临夭折，若不对不合理部分进行变革，新法就没有办法继续推行下去。所以沈括此举恰是在维护变法。
至于为什么不在王安石在位的时候当面提出，也许他提出了呢，那个“拗相公”没有接受呢？也许他没有提出，因为性格上的柔弱，面对重用他的恩师没有办法启齿呢？
恰恰是知识分子的坚持，在吴充询问时，立刻提出对新法要进行改革。注意他是对事不对人哦，不是对王安石本人进行攻击和反对。这比王安石罢相后，立刻对王安石落井下石的吕惠卿、曾布等人要高尚太多。
再看看乌台诗案的受害者苏轼，他也对旧党提出过反对意见啊。宋神宗驾崩后，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上台要全部废除新法，苏轼立马反对，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可以反对旧党的党首，沈括为什么不可以呢？大家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行为同出一辙。
至于王安石对沈括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对他进行打压，也不能证明是沈括德行有失。王安石用人带有书生意气，党同伐异，对于赞同变法的大加赏识，对于反对变法的一弃再弃，对修改他的法律，他当然是非常恼火了。这难道是沈括的错？这是王安石的锅才对。
宋神宗对沈括的态度也无从考据，说因为看白了沈括把他贬谪，这是没有的事儿，沈括被贬谪是因为受了永乐城之战的牵连（这个大家可以去考据）。皇帝用人又不是过家家，非黑即白，因为告密、墙头草就闹脾气贬了沈括，那新党中的吕惠卿之流估计皇帝都要“yue[吐][吐][吐]”了。
沈括到底有没有搞背后的小动作，我想大家都有心中的一杆秤。友情提示啊，吃瓜要谨慎。对沈括还是要客观公允，这个大科学家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是国人之光。他的成就经过大浪淘沙，光耀至今。
只是在那个年代，科学家不像大文豪那么受待见，引来了那么多是是非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