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创造乾淳之治的核心人物，是皇帝赵构、赵眘父子，丞相、抗金统帅张浚，张浚长子岳麓书院山长、道学宗主张栻。
转载百度百科 乾淳之治，指宋孝宗在位期间出现的太平盛世。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
宋孝宗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在内政上，宋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
此间，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史称“乾淳之治”。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而且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吏治腐败。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宋高宗时期，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于赵昚，是为宋孝宗。
宋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改革朝政，力图恢复，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锐意收复中原。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 [1]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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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孝宗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孝宗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家法” ，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执政的关系上，宋孝宗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
宋孝宗
北宋初年，参知政事的设立，确实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权的作用，而且宰执间议论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但是，在“元丰改制”后，参知政事废而不置，其职事归中书、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垂，成为宰相的属官。南宋建立后，虽复置参知政事一职，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设时相比。
此外，宋孝宗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 岂有未至者乎? 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 [2] 以致在他禅位光宗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通过对孝宗理政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弊。 [3]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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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宋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4]
南北对峙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
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
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 [5] 。
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
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的花甲老人。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5.3 万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涪熟军政7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 [6]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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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财政
宋孝宗为了恢复北宋中期的盛况，首先从整顿内政入手，安定民心，改变以往赈灾方式，就是社仓法。又改变盐钞，将官府拖欠盐商的钱还给盐商，又放宽了盐的专卖。宋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减冗官，又严格控制萌补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员儿子即可当官的情况没有了。对官吏还经常考察实际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职。
发展经济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 [7] 。
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
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 [8] ，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兴修水利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 [9] ，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
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
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 [10] ，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改革纸币
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
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
会子
“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 [11] ，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
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轻徭薄赋
宋孝宗在位时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兴盛的时期，宋孝宗不仅慎选官吏，注意吏治，还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轻徭薄赋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职自唐景福二年至后梁乾化三年前后，893—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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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
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 [12]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 [13] 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
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14]
文化繁荣
理学的发展政治的相对清明，学术思想比较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带来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兴盛与发展。
正如南宋末年的黄震所说：“乾、淳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孝宗朝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朱熹，就是在此时逐渐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集理学大成的学派。朱熹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都属于福建路，称为闽学派。
理学心学学派的创建者陆九渊，江西路金溪人，因而也称江西学派，也是在此期内形成。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两大学者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城（今铅山东南）东北的鹅湖寺，进行的著名哲学辩论会。
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陈亮出生和主要活动在永康（今属浙江），也称永康学派。他倡导功利主义，反对空谈义理。在淳熙九年以后的数年间，与朱熹通过书信展开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叶适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是永嘉学派的代表，其观点和陈亮相近。他们倡导的事功之学，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相抗衡，鼎足而三。
此外，还有张栻为代表的理学湖湘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吕氏婺学派、唐仲友为代表的唐氏婺学派，等等，反映了孝宗时期的学术繁荣。
文学与教育文学方面，如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主要活动期都在孝宗朝。大诗人陆游创作最多的时期，是乾道六年至淳熙五年期间，后来汇编入《剑南诗稿》，诗人正是在此时获得“诗家三昧”的。而诗人杨万里自称也是“戊戌（淳熙五年）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作诗，忽若有悟”，从而走上诗歌创新之路，创作出大量清新而雅俗共赏的诗篇。范成大于乾道六年出使金朝，不辱使命，还写下了72首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诗篇，后任至副相（参知政事），其所写反映人民生活的田园诗，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典范。尤袤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辛弃疾在孝宗朝历任封疆大吏，所作大量词作，慷慨豪放，是苏轼之后的第一人，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反映时代精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学术繁荣也带来了教育的发达，除了国家办的府学、州学、县学，南宋书院大量兴起，也在孝宗时。
官员修建的，如乾道元年潭州知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淳熙六年南康（今江西星子）知军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淳熙十二年衡州知州潘时重建石鼓书院等。私人创办的书院更多，著名的有朱熹于淳熙十年在武夷山下创办的武夷精舍，陆九渊于淳熙十三年被免职后回家乡贵溪象山创办的象山书院，婺州城东的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等等。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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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乾淳之治”，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15] 。
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