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通过正规招考、考上进士而进入士大夫队伍的苏东坡来说，他在宋朝官场确实混得不好，不仅不好，而且很差很差。为什么这样说呢？从1061年中他出任凤翔府判官算起，到1101年由贬谪地海南遇赦北归、并逝世于路途打止，苏东坡为北宋朝廷工作了整整40年，但在这40年的职场生涯中，他经历了三次贬官，三次贬官累计时长近20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放逐中度过的，可见混得很差很差。
第一次贬官。苏东坡率性刚直，言事不辟斧钺。宋神宗上台后，面对外忧内患，心急如焚，便启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王安石属于激进的改革者，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动改革的力度空前，还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惊天之语。苏东坡在一次宋神宗召见时，实话实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意思是改革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对激进的改革进行批评，让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高兴。于是，他们把苏东坡安排到开封府当推官，1071年，又把苏东坡外放到杭州任通判，让他靠边站。
第二次贬官。后来，苏东坡被提拔为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太守。然而，他依然对改革提出批评，尤其是对“青苗法”。“青苗法”，简单地说就像由政府成立一个“农业银行”，农民春种时借钱买种，秋收时还本付息，其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并，二是为农民提供生产资金，三是政府创收。然而，这一表面诱人的政策，在执行中却由“不许抑配”即农民自愿演变成了强迫贷款，由帮助资助生产与政府创收兼顾变成了政府创收和官员谋利，导致许多农民债台高筑。苏东坡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他了解百姓困苦的实情，连续向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细数“青苗法”在执行中对农民造成的伤害。王安石知道后，十分恼怒，不久便指使御史弹劾苏东坡，御史认真研究东坡的文字，从奏表《湖州谢上表》和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闻到了他们需要的气味，弹劾东苏坡，说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1079年8月，苏东坡被捕入狱，坐牢103天，史称“乌台诗案”。
第三次贬官。1094年，章惇任宰相，章惇在复行新法的同时，还大肆对反对派进行报复。他不仅把已故宰相司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赐司马光的碑文磨平了。因为苏东坡曾经明确反对过变法，同样被章惇划归反对序列，被贬至惠州，后又贬到海南。
尽管苏东坡在北宋职场混得不好，但他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反而成就了他豁达的性格和千古文名。苏东坡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神宗以后，朝廷关于变法的争议从来未曾间断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渐渐演变成了党争。变法成了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变法，则变法派得势，皇帝反对变法，则反对派得势，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变法而一步登天。苏东坡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支持的。他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当王安石下台后，他和王安石成为了好朋友。他与司马光政治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上书指出个别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变法对错、长短、优劣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谋求政治前途。
所以，他既不见容于变法一派，又不见谅于反对一派，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不过，无论境遇怎样，他始终豁达、乐观，成就了贬官文化下最完美的人格，至今让人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