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安石变法，我们历史书上也学过，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几十年后，也还背得一些。
变法的好处和坏处，教科书上也都有分析，但似乎里面并没有提到一个人。
他就是苏轼。
苏轼的人生，随新旧两党的消涨而浮浮沉沉，他的人生际遇，就是变法的一个极佳标本。
王水照《苏轼传》中写道：
我们并不否认，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认识是很不全面的，有时甚至带有一些个人意气，在复杂的社会政治领域，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
(剧照）
但他本着对下层民众深切的同情，本着独立不倚的立朝大节，从实际出发，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新法实行中的弊端，希望“有补于国”，这样的良心、勇气和节操，确实难能可贵，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
一句话说通了，就是苏轼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合格的地方官，却并非有抉择能力的政治家。
没人喜欢折腾，之所以要变法，要改革，要维新，一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在这段历史里，你很难用好人和坏人去给新旧两党贴标签，如果说反对变法的，就是顽固派，那么，也没见苏轼传下顽固派的恶名。如果说赞同变法就一定是前进的，但事实证明，在那个年代，完全无法阻止一些人，借新法作为向上攀爬的阶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中饱私囊。
而且，当新党获得神宗的大力支持，遍布朝廷，元老重臣自觉退避三舍之后，各种压力也就随之而来。
熙宁五年十二月，苏轼受命到湖州督管堤堰工程，与好朋友孙觉见面，游山玩水，饮酒吟诗，却还要先立下规矩：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我们多谈风月，少当喷子吧。谁如果忍不住瞎掰掰，就须浮一大白，罚酒一大杯。
但，苏轼天生就有一张大嘴，看到天气不好，秋雨不断，稻谷倒伏田中，可能会烂在田里，他绝不可能视而不见，甚至说什么“大雪纷纷落地，正是皇家瑞气，再下三年何妨”之类的妄言。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在杭州的几年，走遍下属各县，当风调雨顺时，他会高兴地描绘，有个漂亮妹子，光着脚在劳作，她的小腿可真白啊，她正在水边化妆，因为她老公打柴回来了，他们卿卿我我，多幸福……但他也会如实记录“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大宋朝如果没了苏大嘴，还叫大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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