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2年，李世民再次领命出征。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一次最大的敌人，并不在前方。
征讨河北刘黑闼、山东徐圆朗，李世民像以往一样连战连捷。可是两次功已垂成，两次被飞书召回，明显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有人从中作梗。
的确，此前李世民一举擒获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对手，威名越来越盛，大有将太子取而代之的趋势。如果这次再立大功，改立秦王为储，恐怕是势在必行。有些人，早就坐不住了。
于是，李建成利用李渊晚年好色的毛病，在后宫曲意逢迎，主动讨好，遍行贿赂，无微不至。对李渊而言，李世民的贤能是毋庸置疑的，但后宫的一群小老婆，天天又在说太子的好话，挑秦王的是非，天天被枕头风吹着，让他开始举棋不定起来。
在巨大的危机感和压力之下，李建成听从魏徵的建议，主动请缨出战，计破刘黑闼，取得了他一生最大的战绩。但这似乎也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明眼人都知道，刘黑闼已经被李世民打残，李建成不过是捡了个现成。他的作为远比太宗逊色，这是铁的事实，他在后宫的所有努力，无非是最后的挣扎而已。
所以，李世民真正的敌人，不是李建成，不是李元吉，也不是后宫嫔妃，而是那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毒瘤——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制，是西周封建时代的产物，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嫡者，原因在于封建时期，贵族所娶正妻多来自政治婚姻，为取得妻族在政治上的支持，必须以正妻所生之子为继承人。但这一点，也未对李世民构成障碍，因为他也是嫡子。李渊的窦氏外戚家族在继承问题上，必定是中间派，无论李建成和李世民谁继位，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谁上都一样，都是亲外甥。
真正阻碍李世民的，是“以长不以贤”。这更多的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所限，人类寿命普遍较短，由长子继承，相对更为稳妥。而经过长期的生产力发展，这个制度早已落后于时代。
嫡长子继承制，实际上从最初就违背了周朝以德配天的政治纲领。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而恰恰是在没有恪守这个死板制度的时候，对国家最有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除宋太祖为开国皇帝外，没有一个是嫡长子继位。即便是次顶级的明君，西汉文帝，唐玄宗、武宗，宋仁宗、孝宗等等，也都是如此，反而是由嫡长子继位的，出了不少有名的昏君，如东汉桓帝、灵帝，晋惠帝。
众所周知，自秦汉以后，中国就不能再算是封建制国家，然而，西周那一套封建礼教残余，仍然对后世影响太深太深。尤其是这个错位的嫡长子继承制，仍然被视为一项原则性制度，可谓食古不化。
立贤，也许不具操作性，因为这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主观标准。但是，以李世民和李建成这样肉眼可见的差距，李渊的左右摇摆，是一个重大的失策，最终导致了那场家国惨剧。想要两全其美，却只能得到两败俱伤的结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岂是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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