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明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明末的“东林党”明明一直在和“阉党”作斗争，可以说是正义的化身，而且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和文官集团的精英，最终却还为何落下一个“误国误民”的名声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东林党”这个组织背后的故事。
明末党争
首先，我们来看看“东林党”这个名字的由来。明末万历皇帝在位时，由于皇后多年不育，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制规定，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却故意迟迟不立太子，目的是想立其宠妃郑贵妃所生的三子福王朱常洵。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一帮大臣打着“国本”（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的说法）的口号屡次上奏要求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弄得万历皇帝很不高兴。皇帝一不高兴，自然很多人就要倒霉了，一些参与这次“国本之争”的大臣被贬的贬，罢的罢，其中就有一个叫顾宪成（曾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的大臣也被革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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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臣
回到老家以后，官场失意的顾宪成闲来无事，便决定办一个学堂讲学，一来可以赚些零花钱养家糊口，二来可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可谓一举两得。刚好他的家乡无锡有一处宋代学者杨时曾经讲学过的“东林书院”，于是他和弟弟顾允成重新修缮了一下书院，使之重新开张。从此以后顾宪成自号“东林先生”，后来又邀请了当时的著名学者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加上他们兄弟俩，一共八个人，人称“东林八君子”。于是一群失意文人就这么形成了一个叫“东林学派”的学术团体，他们有一副对联想必大家都很熟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由“东林先生”顾宪成本人撰写的对联就刻在学院的大门口，相当于是“东林书院”的“校训”。
东林书院牌匾
出于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他们不仅仅局限于讲学，还经常一起讨论时局，甚至引起了部分在职正直官员的共鸣，于是“东林学派”逐渐由一个相对单纯学术团体演变成了一个有着相同政治见解的政治派别，很多“东林学院”出身的学生后来也都走进了官场。他们被当时掌权的“阉党”及其党羽称为“东林党”（当然是互相贬称，谁也看不起谁，一边是一群太监，一边是一群失意文人），那时候东林党人提倡的内容主要是：求真务实，实学实用，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商业税等等。
顾宪成所写的对联
就在顾宪成等人的“东林党”初具规模的时候，另一部分在职官员也形成了诸多以籍贯命名的“党派”（并不是真正的政党，而是一些想要抱团取暖的官员），其中有“浙党”、“齐党”、“楚党”等等，他们还和“阉党”勾结，共同打压“东林党”，基本上占据了朝廷大部分重要官员的位置。万历、天启时期，东林党人一度被打压得非常凶狠，特别是天启年间“九千岁”魏忠贤掌权的时候，著名的“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 顾大章）就在这段时期遇害。他们因为弹劾魏忠贤获罪，结果一个比一个死得惨，其中左光斗在探监时发现他的老师杨涟已经被折磨得“骨断筋折、血肉俱脱”，可谓惨不忍睹，这一切后来都被写在了他的《左忠毅公集》之中。
“阉党”打压“东林党”
被打压的这段时期，东林党人表现出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可以说代表着当时明朝知识分子的“脊梁”，是人们同情、爱戴、拥护的对象。自从崇祯皇帝继位打击魏忠贤及其党羽以后，东林党人趁机站上了明朝的核心政治舞台，可是他们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带任何来改变，在国家连年战争、国库空虚之际，他们却反对征收商业税（官商勾结，和商人们串通一气），支持加重农业税，从而直接导致了明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党争发展得愈演愈烈，所谓“党同伐异”，丝毫不顾国家利益，最终彻底沦为了一个为个人谋取利益的政治团体。而且在明朝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当然还包括有着“小东林”之称的复社成员）还在和“秦淮八艳”打得火热，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经丢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节操：闯王来时，迎闯王，满清来时，投降满清，如此“东林党”，着实让人失望不已（当然也有一部分守节殉国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东林领袖”钱谦益和“名妓”柳如是
所谓“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正是因为东林党人过于陷入党争以及丝毫不顾国家利益，已经彻底忘记了“初心”，所以他们的下场其实一个个都是可悲的。后世对东林党人的总体评价是：如果“阉党”是“害国”的话，那么东林党人就是“误国”。难怪崇祯临死时前说了一句“文人皆可杀”，其实这也算是他对东林党人的盖棺定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