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年仅十岁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被收为养子，赐姓张，是张献忠四个养子中的老二，老大是孙可望，老三老四是刘文秀和艾能奇 。
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后，才二十四岁的李定国以战功被封为安西将军，这时的李定国在军中已颇有声望，他待人宽容，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作战时也英勇无比，有“小尉迟”"之称。
仅仅是由他主导的战役：
重庆突围战：消灭明军曾英部近20万。
云南收复战：消灭云南沙定洲部20万。
竹菌坪战役：消灭四川总兵秦良玉部白杆军三万多。当时李定国上阵诱副总兵张令出战，张令见他年幼，便没做任何防备骑马去见，结果被李定国一箭射中咽喉毙命。张令当时是蜀中仅次于秦良玉的名将，箭法如神，威震川陕，有“神弩将”之称。张令死后，白杆军军心浮动，随后前来救援的秦良玉也因被伏击而溃败，白杆军被团灭。
襄阳之战：李定国乔装成明军差官，率二十轻骑奇袭破襄阳，撕烂明军围剿网，间接逼死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获襄阳“军资十余万”。
当然，这些都是与明军的“内战”并不值得炫耀，下面再来看与清军的作战：
桂林之战：
公元1652年3月，李定国率军反攻湖广，击溃张国柱部五千余人，收复湖南大部分州县。然后又转略广西，相继攻克绎湖、严关、全州，拔去桂林之屏障，随后急趋桂林，寻机歼灭定南王孔有德部。
六月，孔有德亲率桂林城中精锐迎击大西军。为了激励士气，孔有德对部下大肆炫耀自己的生平，“王顾盼叱咤自豪，言出皆诺。”其骄横之状，溢于言表。
然而开战后，李定国用五十头大象结成象阵，冲乱孔军阵脚，“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厥，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孔军精锐一战尽丧，“浮尸蔽江下”。孔有德肝胆俱裂，狼狈奔回桂林。
七月，明军内外夹攻，攻破武胜门，杀入桂林城内，孔有德在绝望中狂性大发，手刃爱妾，将自己多年收集来的珍宝聚在一室，而后自焚。其子孔庭训也被李定国擒斩。
同时，李定国又命令部将马宝率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
李定国自3月出兵以来收复两个州，十六个郡，拓地三千里，取得了史称“湘桂大捷”的胜利。
衡阳之战：
明军的接连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清廷，顺治任命努尔哈赤之孙、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率满汉精兵十万南下。
清军来势汹汹，李定国却情况不妙，由于分兵攻略湘桂，此时他手头只有四、五万兵力，然而李定国并没有畏惧，他见清军远道而来，趁其尚未结好阵形，便下令突击。不过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就算有大名鼎鼎的象兵加入，明军还是被击退。清廷方面的捷报为：“得象四、马八百二十有奇，击败贼兵约四万余。”
然而李定国并没有气馁，他在认真分析完当天的战况后，随即便制定了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术。
第二天开战不久，明军便佯装败退。尼堪不疑有诈，他命屯齐指挥主力，自己则亲率5千精锐一马当先，追击“残敌”。眼见他与主力相隔越来越远，明军突然伏兵四起，将尼堪所部截为数段。尼堪本人十分悍勇，大喊“击贼无退者，吾为宗室，退，何面目归乎？”他在明军阵中左冲右突，试图突破重围，却被明军逐渐压缩，逼入一滩泥沼之中。明军知道围住了一个大人物，无不奋勇向前，尼堪身边的亲卫一一战死，他本人也被明军围杀。
此战，明军共消灭清军三品以上高级将领十五名，尼堪的亲军更是遭到全灭，清廷闻讯，“号天大恸”，“朝野震荡，人心浮动”，哀叹“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顺治帝称：“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李定国旬月之内，先败定南王孔有德，后败敬谨亲王尼堪，史称“李定国两蹶名王”。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定国的部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纪律严明。据明遗老李寄在他写的《天香阁随笔》中描述说：“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罗倮傜佬，虽其士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
桂林、衡州两次大捷，使得清廷朝野一听到李定国的名字就颤栗不已，甚至还有放弃西南七省与南明平分天下讲和的打算，“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出自《晋王李定国列传》）
磨盘山之战：
1659年2月，李定国率军六千余，设伏于怒江之西的磨盘山。是役，南明军队顽强作战，予清兵以重创，清军死伤一万余，清将蒙古镶白旗旗主沙里布等被击毙。
但是，由于南明政权的光禄寺少卿卢桂生突然叛变投敌，把埋伏的机密卖给吴三桂，吴三桂紧急下令已经进入伏击圈的清军火速撤离，随后又命所部向设伏的山路两旁射击，搜杀埋伏中的明军。因此磨盘山之战李定国还是战败了，毕竟吴三桂的军队有上万，还有大批八旗兵助战。吴三桂算是死里逃生，但是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润却在磨盘山之战一命呜呼！
据统计，李定国在联明抗清后所指挥的战役里共拿下66个八旗将佐，其中满八旗38个，蒙八旗5个，汉八旗18个。三品以上高官38名，其中满洲19名，蒙古5名，汉军旗14名。历经五场大型战役：广东之战、桂林之战、衡阳之战、遮炎河之战、磨盘山之战。击杀和硕亲王1名，礼郡王1名，伯爵1名，子爵1名，男爵7名，轻车都尉14名。
最后再来看一看德勒战役，这次李定国打的是缅甸军队。
1660年三月，吴三桂用南明广国公贺九仪妻儿劝降，贺九仪刚要去投降就被李定国杀了，从此无人敢言降字。四月，李定国连续上疏三十余封给永历帝都石沉大海。直到七月，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回来，李定国才知道缅甸扣住了永历帝，于是决定攻缅抢出永历帝。十一月，李定国向缅方提出，送还永历帝，作为退兵的条件。缅方则回答：“你们要攻城，我也不怕，你们大军来这里，水土不服，将士会得病死去！”
于是，1661年二月，李定国率大西兵入缅，缅集众十五万，巨象千头来战。
当时，缅军自恃人多势众，对大西兵看不上眼，主事大臣变牙简甚至说：“汉人无状，然亦不多，须俟其尽渡，然后扼而尽歼诸江中可也。”李定国命白文选兵坐在木筏上鱼贯而渡，刚渡过一百多骑兵，文选在对岸下令吹起号角，百骑一鼓而前，缅军抵敌不住，阵势大乱。明军占领滩头阵地后，主力陆续渡河，士兵劈砍象鼻，全面进攻，缅军大败，被杀伤者在万人以上。
这次战役被称为德勒之战，一举打破了阿那毕隆王以来缅甸国力上升的势头，也间接帮助了处于劣势的大城王朝。暹罗人对李定国那是感激涕零！
看看这战绩，明末将领哪个能比？
然而，战绩堪比岳飞的李定国却被刻意遗忘，有多少人知道李定国？为什么会如此？
孙可望是四大义子中最早追随张献忠的，他年龄最长，威望也最高，张献忠建立五军都督府时，他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同为四方将军。
1646年，张献忠率大西军五十万北上抗清，不幸在凤凰山中流矢而亡，军中大乱，危难之际，四将军收集残部数千，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至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李定国率已断粮十余日的农民军为先锋抢渡长江，杀曾英，使20万明军顷刻瓦解，随后又乘胜进抵綦江，杀久为军中积恨的左丞相汪兆麟，并传谕各营：“宜同心协力，共扶幼主，克成大事”，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各营帖然”。
1647年，修整一年有余的大西军向贵州进军。不久，连克贵阳、定番、永宁，贵州西部诸郡望风而降。
在贵州遵义府，四将军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当时刘文秀、艾能奇二人都拥戴孙可望，但他的意见却与李定国相左，孙可望主张到广东南岭一代，若有危机可以入南海远走高飞，李定国则主张联明抗清，二人争执不下时，恰好又接到明黔国公沐天波副将龙在田的求援，请求大西军出兵云南，共击沙定洲，加上李定国声泪俱下的说辞得到大部分将领同意，孙可望只得同意合作，但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1647年大西军开进昆明，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随即大西军分路平定云南，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
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次遇到大事开会，四人并坐一起商议，但军中赏罚事宜都有孙可望说了算。
随着地位的提高，孙可望个人野心开始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说:“将军不如自己做一国之主，设置百官，发印钱币，颁布新年号”，孙可望听后大喜，然而李定国却十分抵触。
于是，孙可望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1648年，大西军各部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率先入场。孙可望以李定国蔑视主帅为名，命左右杖责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说:“我与你是兄弟，只是大军暂时没有统帅，尊你为主罢了，何必指望你。”说完转身欲离去，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他说:“请将军暂时忍让，如果你离开了，大军必会分裂，我们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为顾全大局，李定国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完以后，李定国请令前去平定沙定洲。
五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中毒箭牺牲，成为大西军无法压制内讧的重要转折点。
四王中艾奇能和孙可望交好，刘文秀当和事佬随大流，艾奇能战死后，其部将冯双礼虽然继续效忠孙可望，但级别太低无法参与四王议事，四王议政中孙可望失去压倒优势。为此孙可望借故南征把李定国调离云南，去征讨小西天，故长江战役前李定国没能参与大西与南明的高层会晤，致使孙可望的为人行事变得更加独断专行。
由于孙可望本身不愿联明，所以一直拖着不与永历朝廷谈判，直到1649年，在幕僚的建议下，欲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才派人赴广西觐见永历帝商讨联盟事宜。
孙可望接受联盟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受封秦王，秦王原是张献忠的封号，按照云南副使杨长知的说法，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
当时的永历帝刚刚逃至南宁，随驾的官员已作鸟兽散，有的避入深山，有的削发为僧，还有的干脆投降满清，本来就没有多少筹码可与孙可望谈判，在孙可望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五大臣后，无奈答应了他的要求。
孙可望一开始愿意与沐天波合作其实就是为了趁机占据云贵，然后积聚力量收复四川，纯粹一种功利心态。大西军进入云南就压制沐天波，云南完全成为大西军的地盘，受封为秦王后，孙可望更是俨然以皇帝自居，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并擅自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甚至对永历帝也极尽侮辱之能事，他见几番大事都顺利通过，索性就把朱由榔从南宁接到安龙，答应每年提供“银八千两，米百石”，名为安置，实则幽禁。
永历帝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诏让李定国前来护驾，不料谋泄，孙可望遣将至安龙问罪，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将南明内阁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名朝臣处死，史称“十八先生之狱”。
同年，为了粉碎孔有德和吴三桂两路清军的围剿，孙可望在李定国的建议下，同意出兵湖广，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
随后就是李定国的两蹶名王，然而北路军由于刘文秀的轻敌，在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牺牲。战后孙可望不仅削去刘文秀的爵号，又吞并其部队，引起其他将领的不满。而对于立下赫赫战功的李定国，他不仅扣发犒银和阻止永历帝封其为西宁王，而且想千方百计加以谋害。
1653年，孙可望怕李定国拥兵自重，便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此时李定国屯兵宝庆，准备在湘江东岸设伏袭击清军，孙可望三天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只好放弃奇袭前往。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派人来告，孙可望要对其“收而杀之”。
李定国听了流泪不已：“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李定国还是写信以大局和大义试图说服孙可望同舟共济。但是孙可望接信后大怒，亲统大军进至宝庆，打算与李定国开战，最终为顾全大局，避免自相残杀，李定国离开湖南赴广西全州。诸营中跟随其南下的部队约有五万，大西军人心更加涣散。
不久孙可望就为逼走李定国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大军驻扎于宝庆府，不想遭遇清定远大将军屯齐率领的满汉主力，最终在岔路口被清军所败，损失惨重。
1654年，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当时军中瘟疫流行，清军又大举增援，于是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当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下令凡其经过之地，都要烧毁粮草，以绝归路，同时派出四万多人阻拦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1656年，李定国趁孙可望大举出击湖广之际，去安龙接走朱由榔返回昆明。
1657年八月，驻扎在贵阳的孙可望亲率十万大军向驻于云南的李定国发动进攻。当时李定国、刘文秀合兵仅三万多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李定国遂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在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设伏，交战不久，孙可望部将马唯兴率部临阵倒戈，与白文选联兵抄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孙军大乱。孙可望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拔马便逃，最后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孙可望兵败交水后，压不下失利的怒火，十月，仅率二十几员将领及数百名兵卒赴长沙降清。他尽吐永历朝虚实，“以雪望深仇”，并奏请发兵进取西南，愿“偕诸将进讨”，由于孙可望的叛卖，西南军情全部暴露，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清廷封他为义王。
1660年，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另一种说法是兔死狗烹，“随出猎被射死”，到底如何颇有疑义。
1661年，吴三桂等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次年李定国也病殁于云南边境。
从孙李二人反目的过程来看，几乎完全是孙可望的责任，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两者的恩怨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
首先，二人的分歧始于对待明廷的态度，是独立自主抗清？还是联明抗清？
从阻挡清军的角度来说，大西军从义军成为代表明方的官军，对凝聚各方力量是有利的；但从提振义军的士气，从大西军的初衷而言，实在又是不利的，毕竟义军出身于被明廷压迫的下层民众，且与明军作战多年，双方手上不知沾染了对方多少鲜血。
今天多数人站在同情明朝的角度，愤怒于孙可望的降清，但实际失败的原因并非单纯大西军的内讧，清军的强大，大西军改变身份导致明方剩下的郑成功、张煌言与其不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孙可望选择独立抗清并没有太大的过错。至于史书中说孙可望想去广西，不行就逃跑云云，早有专家指出这纯粹是一种戏剧小说手法，并非实际情况，这应该与明清之际史料暧昧复杂有关，甚至是为了凸显李定国的感人劝说而故意抹黑孙可望之举。
其次，从贡献而言，孙可望也不弱于李定国。
大西军南下云贵以后，长期由孙可望主持大局，征战则以李定国、刘文秀为主，李定国确实有勇有谋，战绩也无人出其右，但大西军从数千人发展壮大至20多万，则离不开孙可望的治政能力。
大西军入主云南后，“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滇池地区因而连年丰收。顺治七年，孙可望又修建了可以“灌溉澄郡田畴千万亩计”的西宕泉水利工程，当年就获得丰收，而且还有余力“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云南军民“挥汗如雨，民富庶兵精强”，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使云南成为了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最好的地方之一。
除了大力发展农业，孙可望还在云南实行营庄制，重新划分土地田产。云南主要是黔国公府的地盘，沐家占云南质量好的田产达四成左右。其余较好的中等土地归土司和部分寺庙瓜分，大约三成。各族百姓只能依赖剩下的三成劣质土地，可想而知百姓的生计处境。
孙可望保持义军本色，大胆改变传统，以官四民六为标准，从沐家和土司等权贵手中集中土地重新分配，得到各族百姓的欢迎，但这也造成沐天波和丽江木氏土司等权贵怨恨孙可望。
孙可望在云南的成功治理，还对清统区造成了巨大影响和吸引力。顺治十年清军偏沅巡抚丁大任就说“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连远离云南且富甲天下的江南也流传“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
由于孙可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二十余万人，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大西军政权进入了全盛期。
孙可望虽然领兵作战不如李定国，但治政能力却远胜，以云南、贵州这等偏远省份，供养二十万左右兵力，简直是奇迹。吴三桂入云南前夕，大西军还“钱粮如山”。没有孙可望，大西军不会在短短几年内攒起这么大的家底，这也是最令人惋惜的地方，如果双方能够精诚合作，大西军在云南割据并非不可想象。
第三，论性格李定国并非辅政之才。
诚然，孙可望的品性有点自私自利，但相比李定国却是更合适的领袖。
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当年在贵阳会议上，刘文秀、艾能奇都倾向于孙可望，但李定国居然说:“你要是有本事就自己去，不要拉上我垫背”，随后又拔出战刀自刺，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要知道他毕竟只是二把手，如此对待大哥兼主帅，难怪孙可望有意见。
入滇以后，每每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李定国也总是把皇帝抬出来，喝止孙可望不要胡来，“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根本没有一点尊敬的意思。
李定国接走朱由榔返回昆明后，受封为晋王，所有大事都归他处理。但是李定国用人不当，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导致内讧四起 ，入选“奸佞传”的马吉翔则大力拍李定国的马屁，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永历朝的腐败之气更胜从前。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主事，刘文秀等人趁机进言让朱由榔北上贵阳，这本来是效仿当年楚义帝抗秦不利时主动迁都彭城，鼓舞人心士气之举，把皇帝向前推，对收复四川，大有积极意义。这一番规划，连窝囊多年的朱由榔都十分兴奋，愿意采纳这一方案。
然而李定国坚决否定这一建议：“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后人基本认为是李定国知晓朱由榔性格柔弱，希望他远离战事。可实际有没有想把朱由榔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愿以此机会使皇帝成为刘文秀附庸的意思很难说。
不过李定国确实对刘文秀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刘文秀这个人豁达大度，临死前，还大公无私把自己的窖藏捐出，建议疏通夔东十三家众义军和招募军士，为收复四川而费心谋划，激励李定国北上陕西，辅助朱由榔成就大事。（见《西南纪事》
为了大局，刘文秀很注意团结孙可望留下的兵将，愿意归附他的秦王旧部多达三万余人。包括大将冯双礼，甚至艾能奇之子艾承业，后来都亲近刘文秀，而疏远李定国。可李定国对孙氏旧部心存芥蒂，“以收获孙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日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
见此，刘文秀又建议把所谓“秦兵”三万多人收编，然后派遣去巩固边疆，将士们都欣然效命，愿往四川作战。李定国居然对刘文秀团结将士，试图巧妙化解分歧而感不满，强行召回刘文秀，中止收复四川行动，令这位仅存的兄弟十分悲痛心寒，次年就含恨而终。
孙可望降清后，更加忠勇正直的李定国主政，但是南明朝廷的局面反而远不如孙可望在时，不能不说，李定国难辞其咎。
站在明朝的角度，孙可望的确没有表现出合作的样子，但他保持大西军本色的执政方式并没有什么过错，只不过他站稳脚跟后，确实受人影响，野心膨胀，想走老大张献忠的旧路，成为真正的万人之上。这是孙可望既与明方旧臣格格不入，后来又与李刘两兄弟产生矛盾的根源。
客观来说，孙可望此人，才是真正让明朝西南事业能够支撑十年以上的支柱，没有孙可望，单靠李定国、刘文秀，未必还可以如此顺利，他们几兄弟各有专长，另外二人偏重军事能力，并不是真正主持大局的类型。
李定国无疑是个非常令人尊敬的英雄，但是后来他越来越过于忠顺明方，这样的作为既是对大西军出身的放弃，也背叛了自己反抗明廷的初衷，当然这里也有“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因素，但他就不能既抗清又反明吗？
李定国联明抗清当然不能说有错，他的个人品质也没的说，非常值得敬重。但他后来的所做作为同样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他如何对待孙可望的部下，包括怎么团结另一兄弟刘文秀方面，的的确确在大西军产生了不团结的恶果。
所以，不考虑民族感情，孙李二人谁对谁错其实很难说得清，这可能也是李定国名声不显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