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王安石变法。因此要讨论苏轼和司马光为什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我们首先要了解变法的主角、背景、要解决的问题、经过和影响。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真正主角，是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是他反复做王安石的工作，让王安石牵头组织变法。然而，变法失败，大家都将变法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这笔帐，算到了王安石的头上，印证了刘邦那句名言：“有善归主，有恶自与。”这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么，宋神宗为什么要变法呢？这是因为北宋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再至宋神宗时期，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这如一台机器，用了百多年，自然已经老化，吃国家的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众多，财政入不敷出，周转不畅，国家机器就转动不灵了。同时，还有内忧外患在掣肘着这个本来就有点转不灵的国家，比如北方的辽国，西边的夏国，有的要输岁币，有的时时骚扰，打打停停，不堪其扰。国内呢？有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开始造反。
你说，宋神宗继承了一个这样庞大的国家机器，却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烂摊子，你说他急不急？加上，宋神宗继位时还未满二十岁，正是意气风发想干大事的时候，所以，他赶快把王安石从地方调到京城，先任副宰相，再任宰相，让他负责变法，变法在熙宁年间，故史称“熙宁变法”，因王安石是牵头者，又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表法，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充实国库、加强军备、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限制土地兼并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将兵法等等。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收入，抵制了土地兼并，加强了军队建设，促进了农业发展。
那么，这么好的改革，苏轼和司马光又为什么极力反对呢？这是因为，改革虽好，但在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变了样，好心办了一点不好的事情。比如，推行青苗法，就是政府成立一个国家银行，春耕前借款给农民买种，秋收后农民还本付息，好吧？但是，本来自愿的贷款，在推行过程中变成了强迫贷款，而且利息很高，这就非但没减轻农民负担，反而增加了农民负担，让老百姓有怨气。
再比如募役法，就是将原来按户轮流服政府差役，改为由政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农民按贫富交纳不等的免役钱，地主官僚也要当差或交钱免役，后来清朝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募役法的翻版，目的是使老百姓从役事中解脱出来，保证农业劳动时间，促进农业生产。但问题是，一方面，农民倒不少服差时间，就是没有钱，所以反而加重了负担。这一方面，地主也不例外。而另一方面，原来当官的都不用服役，现在你王安石变法要交免役钱，这无形中得罪了好多地主官僚。
苏轼和司马光反对的，主要也是这些。最关键的是，王安石变法不仅得罪了苏轼和司马光，更得罪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地主官僚阶层，这无异于将自己打入了另类，陷入了孤立，因此最后导致变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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