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政治，与文人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文人们读孔孟之书，习孔孟之道，遵儒家之规，怀家国理想，大都以辅佐明君、匡正朝纲、推行仁政为己任。
在这个理想上而言，苏轼与王安石并无根本分歧、明显差别，但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因而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愉快。
为什么要推行新政？这是因为，北宋皇帝的接力棒传到宋神宗手里的时候，北宋已经有了五代皇帝，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而从建国到他登基，已经108年。
这百年的发展，当然有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因为宋太祖立了个“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规矩，扬文抑武，结果文化是繁荣了，但武备从此松弛，因而老被外族侵略，打不赢就得赔钱，造成民生凋敝，国库空虚。
同时，因为落后，便经常挨打。
这陷入了一个无奈而憋屈的循环。
国家穷了，就得想办法增收，而王安石这个人，在基层当了几十年地方官，当年宋仁宗要调他回京做官，他几次委婉地谢绝，为的是深入了解基层，后来他还进行过改革尝试。
宋神宗20岁不到就当上了皇帝，年轻气盛，一腔热血，一心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就起用王安石为宰相，进行了改革。
王安石的改革是立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面面俱到，也是纵深的，无论朝官、地主、商户、平民等，涉及各个阶层，千家万户。
改革的措施是超前的。比如青苗法，针对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没钱买种，政府就成立一个类似于银行的机构，在农民没钱的时候，给农民贷款，待到收获的时候再还，政府收取一定的利息，这既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又给政府增加了收入，还发展了农业生产，本是三赢的，利国利民的事情。
又如市易法，便是利用国家杆杆 ，对物价进行宏观调控，物价上涨时，国家就利用市易机构，配给一定的物资，让老百姓能采买到平价物资，以平稳物价。
再如免役法，规定农民可以交一定的钱，实现免役，腾出时间专心于农业生产。同时，官绅、地主之家，也要服役，或以钱抵役。这样，既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也扩大了征役的范围，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还有很多，包括军事，也加强了军备，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总体来说，这些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尤其是增加了财政收入，据说，王安石改革所增收入，可用于20年的国家财政支出，其效果是明显的。
而且，改革的力度也是超前的。凡是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的官员，都得到了提拔重用；凡是反对改革的官员，都受到了影响，有的靠边，有的贬官。
苏轼是什么态度呢？
他在改革期间，大多数时间也在基层工作，他并不反对改革的初衷和大部分措施，但他对青苗法是有意见的，认为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走了样，变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因为很多官吏为了争功，对老百姓进行摊派，无须借钱的也给强迫贷款，结果有的地方非但没帮助农民，反而伤害了农民，他因此向宋神宗上书，对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不完全叫做反对变法，他属于支持改革初衷，但反对伤农的措施。
苏轼对变法的态度，与司马光有很多的不同。司马光是绝对的反对，不但反对变法的措施，而且反对王安石本人，所以后来宋神宗去世，宋哲宗上台，司马光出任宰相后，便无论有利无利，都全盘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全部推翻。
所以，苏轼因此也受到了排挤，被贬官多地，所以，他后来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便自嘲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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