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宽外紧，北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北宋商业经济的发展程度，在中国封建历史演变过程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存在，正是因为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手工业发展速度的加快，开辟了中国封建历史开启以来一个全新的气象。
这使得北宋王朝的封建地位也愈发重要，在中国历代封建政权当中也是具有显著独特性的。这种商业经济的发展，是从唐朝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又遭遇到了破坏。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本着快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并且采取实际行动，运用封建政府强大的调控能力去帮助当时的商业市场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正因如此，在北宋建立之初，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显得特别迅速，这在此前历代王朝建立之后都不曾出现的景象。
比如强大而又繁荣的唐朝在刚刚立国之后，也是在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时期才走向了强大，而在唐高祖时期，却一直饱受突厥势力，以及内部封建割据政权势力的武力威胁。
而北宋建立之初，虽然逐步完成了消灭当时封建割据政权的任务，但是北面契丹人的虎视眈眈，以及西面党项人的快速崛起，同样给予了北宋一个非常恶劣的外部环境。
不过北宋统治者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巨大的畏惧，特别是宋太祖和宋太宗两代帝王时期，对外政策都是非常强硬的。
相反他们对于内部的统治政策却相较来说比较宽松，而内部宽松稳定的发展环境，其实为北宋王朝进一步对外发展，以及实行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政权基础。
顺应市场发展，北宋政府推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
自唐朝中期出台"两税法"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小农经济，实际上得到了深远意义的变革。
那种政府采取强制性政策把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限制他们的人身流动范围，以求获得社会发展的稳定秩序，减轻政府不断实时监控民众的压力的局面，其实已经逐渐一去不复返了。
由于中古时期中国封建历史社会发展出现了巨大变革，"两税法"实际标志着小农经济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
"两税法"其实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中特别活跃的因素，即商品交换以及货币市场。
比如唐朝在征收两税之时，就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注重对钱的征收，相反实物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这样一来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就开始发挥作用。
那种钱贵物轻的现象便是如此而来，由此可以看出自唐朝中期以后，中国封建历史的社会经济便开始走向了商品和货币。
《旧唐书》载："炎乃请作两税法，曰：凡百役之花费，一钱以敛，先度其数再赋于人，量出则以制入。户无主客，则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则以贫富为差。"
五代十国时期大规模的战乱以及外族势力的入侵，虽然使得这种商品和货币经济的发展趋势，遭遇到了暂时打击。
但是北宋建立之后，封建政府开始顺应这种特别经济的发展趋势，不断提高对商品交换、手工业生产以及货币市场的重视。如此一来，北宋时期的工商业经济以及货币的重要性，便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我们都知道，在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或者说商业城市的崛起，离不开商品交换以及大量货币的涌入市场。
也就是说，北宋政府这种特别注重工商业经济以及货币的作用，实际上对商业城市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推动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北宋时期特大商业城市开始成群出现的重要原因，而在北宋商业城市不断出现的同时，一系列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在连续出现。
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突破了"空间"的限制
在北宋之前的封建历史当中，对于与工商业经济有关的活动，基本上都会受到封建政府的严密控制，这一点其实在唐朝时期表现得就非常明显。
唐朝长安城其实有着非常严密的布局和设计，在当时的长安城中有着"坊"和"市"的划分，所谓的"坊"即为长安城市居民的住宅区，这是他们特定的长期活动范围。
而"市"的分布范围一般来说要远离城市居民区，以防止出现一些扰民、动乱等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情况。
如此一来，唐朝时期的住宅区和商品交换区，就有着异常分明的空间显著，这虽然有利于加强政府对城市治安以及商业活动的管控，却始终不能够促进商业的自由发展。
而这种情况在北宋时期得到了全面转化，北宋建立之后由于政府统治者采取扶持工商业经济的政策，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新品种的传入，使得人们的温饱问题开始得到有效解决，这样就会使得人口数量大量增加。
那样的话城市的生活空间便会被不断压缩，由此北宋时期的城市在"坊"和"市"的空间划分上，便逐渐超出了限制。
《东京梦华录》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馀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则第一白厨，东鸡儿巷郭厨，郑皇后宅后宋厨，曹门砖筒李家。"
比如在北宋的大多数城市当中，居民区与住宅区其实是相互交错建立的，有的在小商贩的摊位背后便是他们自己的家。有的大规模的酒楼，同样也提供住宿也是店家的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