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海盗被自认为是其血缘后裔的北欧等国民众追忆和缅怀，加勒比海盗与现代时尚娱乐元素深度结合成为自由不羁的象征符号，与这些迥然不同的是，中国的海盗仿佛隐藏在历史的深处，被后世的人们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位于挪威的维京海盗船博物馆
华特·迪士尼电影公司出品的奇幻冒险电影《加勒比海盗》
当史家追溯历史上的海盗或者说武装海商集团的时候，往往也只是追溯到16-17世纪明朝中叶时期，
岂不知早在这1000多年以前，东晋时期的中国东南沿海，也是一个海盗的世界。
这个海盗的世界中，最引人注目，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痕迹的，就是孙恩集团（孙恩、卢循集团）。
浙江省台州第二大岛蛇蟠岛上的“东海枭雄”孙恩塑像
孙恩出身琅琊（今山东省琅琊市）孙氏，其祖先是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麾下最主要的谋主孙秀，孙秀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小人得志、睚眦必报、品行低劣、惑于巫鬼，为士大夫所不齿，还特别强调其“起身郡国小吏，门第寒微”，也就是出身不高，但是史书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另外的一面：话说当晋惠帝的贾皇后（贾南风）被废黜处死之后，孙秀策划了将羊献容安排为晋惠帝的第二任皇后，其原因是因为羊献容的外祖父孙旗是孙秀同族。要知道，羊献容的祖父羊瑾是西晋的尚书右仆射，叔祖羊琇是西晋散骑常侍，他们与晋景帝司马师第三任妻子羊徽瑜和西晋名将羊祜都是叔伯至亲，
羊瑾与之联姻的对象，不可能不是世家大族，孙秀的出身并不低。
到了孙恩和他叔父孙泰的时代，其家族按照田余庆教授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说法，在东晋属于“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陈寅恪先生则在指出：
孙恩世居南方，与其他南来下层北人一样，经过土断，已变成南方的低下阶级。
这其中有孙氏祖上和赵王司马伦混在一起不属于东海王司马越和琅琊王司马睿系统的原因，也有所谓晚渡的原因，并不是说琅琊孙氏本身在西晋属于寒门。
另一方面，
孙家寓居在侨姓士族聚集的会稽郡，孙恩叔父官至辅国将军、新安太守，孙恩之妹又嫁给了著名大士族范阳卢堪的曾孙卢循，所以他们在东晋也不属于寒门，只是在东晋侨姓士族集团成员中地位相对较低而已
——当然，卢氏也因为与东晋统治集团派系不同以及晚渡，其地位与留在北方的范阳卢氏不同。
不过，不管怎样，在东晋飞黄腾达的机会，确实对孙氏家族关了门，所以他们只能另辟蹊径。
孙恩的叔父孙泰奉吴郡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五斗米道首领杜子恭（杜家传五斗米道的有杜炅和杜昺两人，炅、昺二字相通，都是光明之义，鉴于杜子恭道团的创始人被道民称为杜明师，两人应即一人，即杜子恭）为师。杜子恭死后，孙泰继续传杜子恭道法，受到各阶层的敬信，下层百姓不断加入，上层社会中的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勰等也都敬事之，连会稽王司马元显也数次拜访求其秘术。
东晋隆安二年（398），王恭之乱爆发，王恭、桓玄、殷仲堪等起兵进攻司马元显，孙泰以为晋祚将尽，便以帮助朝廷讨伐王恭为名，私合徒众数千人，准备起事。事机还未发动，会稽内史向司马道子父子告密，司马道子父子诱斩了孙泰及其六子，孙泰的侄子孙恩逃于海（今浙江省舟山群岛），聚合百余名亡命之徒，立志为孙泰复仇，此时，孙泰的信徒都认为孙泰之死是蝉蜕登仙，所以捐出大量金钱给孙恩。
东晋东部地区地图
隆安三年（399），当时的东晋执政者司马元显征调因三吴门阀所属免除官奴身份而成为佃客的广大民众到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以充实兵员，称作“乐属”，此举被称为“纵暴吴会，百姓不安”，也就是激起当地门阀的愤怒不满，孙恩乘着人心不稳，率众乘机从海上进攻上虞（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并杀死上虞县令，随后攻克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杀死会稽内史王凝之（他是王羲之的次子，也是才女谢道韫的丈夫）。此时，孙恩部众已经增至数万人。
当时会稽郡、吴郡、吴兴郡、义兴郡、临海郡、永嘉郡、东阳郡及新安郡八郡都有东土士族率领百姓响应孙恩，
号称“三吴八郡一时皆叛”，孙恩部众亦增至数十万人，也就是说，大规模的起义全面爆发了。
孙恩卢循起义地图
以往对于孙恩起义乃至整个被称为孙恩、卢循起义，
或比较多的强调其宗教因素的一面，或比较多的强调其作为农民起义的一面，很多记叙者的基调是，其组成大量是被煽惑的普通百姓，总的来说是一支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
但如果我们细查史料文献背后隐藏的线索，我们会发现他们更核心的特点，即实质上他们是一个海盗集团或曰武装海商集团。
说到这个，我们需要回溯孙恩“逃于海”或者被当时史书称为“入海”的这个行为，前面说到，这里孙恩遁入并隐藏的海岛可能是舟山群岛，而有关“入海”这样的表达，与1000多年后关于明代倭寇的记叙完全一致。我们不难理解，这个以五斗米道作为信仰的武装集团实际上就是一个海上王国，也就是一个海盗或曰武装海商集团。
在和平时代，他们可能和陆上的百姓一起居住，通过相对正常的贸易来获取利益维持和发展自己的集团，而一旦遭到官方的镇压迫害，就利用自己擅长的航海技术逃亡到最后的根据地——海岛之上。
这一做法与1000多年之后的倭寇也是基本一样的，也因此，后世论及孙恩，也会称之为“中原海寇之始”。
举几个典型的例子。隆安五年（401）六月，孙恩武装浮海进至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威胁京师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但因为此时东晋朝廷已经在建康有备，孙恩军乃北破郁洲（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东）和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义熙六年（410）二月，卢循、徐道覆乘东晋后方空虚之际，分两路北上，五月，在桑落洲（今江西省九江市东北长江中）大败东晋大将刘毅，军抵淮口（秦淮河入长江之口，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北），再次直逼建康，史载，此时卢循、徐道覆部队战士十余万，舳舻千计，楼船高达十二丈，舟车百里不绝，使得东晋朝廷一片慌乱，正在北伐南燕的刘裕星夜赶回，仓促应战。
由此可见，孙恩、卢循起事的部队，其航行技术、水战能力，堪称逆天的水准，两次用以水师为主的部队直逼东晋统治最核心的首都建康，这本身依托了原有的海盗或曰武装海商集团骨干力量，而不是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的普通百姓所能应付裕如的。
另外一个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
孙恩败亡之后，继承他成为集团首脑的卢循利用江左动乱的间隙率领五斗米道信徒沿福建海岸南下，一直南下知道占领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作为根据地，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远征机动能力。事实上，占领番禺本身，也是这一集团试图据有海上贸易的重镇，把控海上贸易的命脉，这也就是卢循后来听闻广州失陷就只好从长江流域南撤，而一旦夺不回广州，卢循的追随者也就越来越少，最后只能被剿灭的原因。
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早在秦汉时期就非常繁华
南朝宋的创始人宋武帝刘裕具有双重的身份：
一方面，他是孙恩、卢循最大的敌人和镇压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孙恩、卢循某种意义上的继承者。确实，刘裕从孙恩、卢循海商武装集团中吸收投降者和归附者，同时募集三吴地区的五斗米信徒，建立起了一支规模巨大的水军，这支水军不但成为对付卢循的主力之一，后来在灭后秦等战役中也大展雄图。
而即使孙恩、卢循一败涂地，在三吴地区的擅长航海的五斗米信徒也继续从事在海上贸易和交通，他们开辟出的相对安全和稳定的航路，也成为东晋末年、南朝时期百济和倭国重新出现在朝贡行列中的一个根本原因。
东晋末年的义熙九年，倭国使者入贡，三年之后，百济使者朝贡
南朝宋一代，倭国和百济不断向建康派遣朝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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