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17日发布：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中国近61年（自1962年）以来的人口首次负增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也发出警告称，日本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构成了紧迫危机。他甚至说：“日本正处于我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社会运作的边缘。”
几乎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都在担心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暴跌。据预测，到2025年，中国65周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3.3亿人，比美国目前的人口总数还要多。
许多国家都在想尽办法力挽狂澜。2023年，韩国给每个有新生儿的家庭，平均发放约745美元的月津贴。保加利亚则是世界上提供最长全薪产假的国家之一，在休产假的第一年，可以获得工资的90%，第二年还可以获得最低工资。日本除了计划将儿童相关政策预算增加一倍，还将成立新的政府机构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投资护理机器人，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支援。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所在的城市要保持高速度和高质量发展，充裕的劳动力和多元化的人才池是必备条件。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最简单的道理，有了众多人口，才会有购买力，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行各业才能发展。当然，除了人口总量，城市的人气度还体现在旅游、商业、国际交往等活动的频次。
然而，一个城市也不是人越多越好，人口数量要和城市承受能力相匹配，如果人满为患，环境污染、空间挤压、资源内卷等大城市病也会越来越重。一个城市最多能容纳多少人？或者说，城市发展的人口天花板在哪里？如果城市人口余额不足，城市还能不能继续扩张？
假设人口决定命运（Demography is destiny）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我们如何既让城市充满活力，又不至于陷入人口老龄化的陷阱？过去的人口红利，促进了沿海大城市的发展，但决定下一个十年变化的，也许是新一轮的人口迁徙。
我想给出一个比较大胆的方案，建设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友好型城市，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先解释一下数字游民这个概念，通常是指无需办公室等固定生活场所，凭借通信网络技术工作并谋生的一群人。这些工作者通过网络承接一线城市的工作需求，实际却生活在二三线城市，更有甚者直接去生活成本更低廉的国外居住。他们可以在咖啡店，公共图书馆，共享工作空间，乃至房车内，进行远程工作。哪里有无线或有线网络，哪里就可以成为工作场所。
这个概念是在1997年，由日本日立公司的前CEO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在他的《数字移民》（Digtal Nomad）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在书中预测：“未来的人类社会，高速的无线网络和强大的移动设备会打破职业和地理区域之间的界限，成千上万的人会卖掉他们的房子，去拥抱一种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的同时周游世界的全新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彻底脱离了朝九晚五，办公室格挡和令人烦恼的通勤。”
数字游民的诞生和发展，在我看来，得益于以下四点时代背景：
一、全球超过50%的人口都在线上，另一半也在快速跟进。
二、与其在一个国家、城市生活一辈子，被一条生产线，一张办公桌所束缚，更多的年轻人希望环游世界，随时随地自由办公。
三、全球将近一半的人口（47%）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而不是本国公民。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一代是全球化的产物。例如，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年轻人（39%）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的可能性是年长的一辈（22%）的近两倍。
四、对于人类的生存，数据几乎和食物一样重要。
上述情况，在这几年，更是被疫情持续放大。居家办公（work from home）、混合办公（hybrid work）、远程办公（remote work），这些新名词在后疫情时代反而成了新常态（详见拙文《新冠疫情塑造的新工作方式》，2021-10-28，澎湃商学院），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远程工作、全球流动、地理套利、被动收入来践行全新的工作生活方式。
为独立劳动力管理提供支持服务的MBO Partners公司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1500万美国人称自己为数字游民，疫情之前这个数字仅为700万。全球目前有3500万数字游民，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超过10亿。
为此，《连线》杂志有一篇文章，描述数字游民如何谋生。他们使用Shopify（一家全球性的多渠道电子商务平台）搭建网站，在阿里速卖通（AliExpress）上找产品，借助淘宝无货源开店；发布脸书（Facebook）广告促销，靠照片墙（Instagram）吸引粉丝，在Wayfair（美国最大的家居电商）上发展下一级经销商。
很多城市已经意识到了数字游民对本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并将他们视作优质的人力资源。与常规游客、常住居民不同，数字游民具有网络创收、全球流动、工休融合的特征。只要签证不到期、网络不瘫痪、业务不中断、数字游民就可以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间的强关系，尽享地理套利红利和全球移动生活。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对数字游民的友好度，并推出各种优惠政策。爱沙尼亚是全球最早提出数字游民签证制度的国家，2020年8月起，只要证明在海外有工作且月收入在3500欧元以上，就可以申请这类签证、在该国居住最长达一年。瑞典和巴西目前也提供专门的数字游民签证和税收优惠，马来西亚则推出“数字马来西亚”计划，这些举动，都意在鼓励数字游民在当地工作和生活。
国外还开设了一个叫Nomad List的网站，提供全球各城市的数据库，按照生活成本、互联网速度和安全性等因素进行排名，帮助用户找到作为数字游民生活和工作的最佳地点。网站首页展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数字游民城市榜单，数据是实时更新的。我写这篇文章时，排名全球前三位的分别是印尼巴厘岛的仓谷、葡萄牙的里斯本、泰国的曼谷。
排名中国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海口市、广州市和常州市。
那么，如何建设一座数字游民友好型城市呢？这里面的核心要义其实是“地理套利”，利用不同地域的经济势差，用同样的成本却能享受更好的生活。如何帮助这些数字游民赚更多的钱，花更少的钱，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我给出的建议是：
第一，高速稳定的互联网。这是绝对必要条件。数字游民需要它来完成远程工作，来和异地公司团队或客户保持沟通。一个好的互联网，至少要保证开好一个完整的互联网电话会议。因此城市应该投资建设高速畅通、覆盖城乡、质优价廉、服务便捷的高速网络基础设施。这项工作其实一举多得，不光有利于数字游民，还可以促进当地的信息消费和数字化转型。
第二，建设低成本的协同工作空间。城市应该提供低成本的数字游民住房和办公空间，他们可不是背包客，也不想长期在酒店房间里工作。一个设计精美的共享工作空间（Coworking），可以激发数字游民的创造力，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还可以认识其他志同道合的数字游民。低成本也非常重要，毕竟，当你成为自由职业者的时候，你也不想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住宿和饮食上。
第三，丰富的文化和社交活动。不言而喻，如果数字游民在一座城市长期居住，他需要的是一整套收费合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除了网速之外，还需要交通、超市、咖啡店、图书馆、啤酒屋、健身房、瑜伽工作室，甚至宠物医院……
第四，安全和稳定的环境。毋庸置疑，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对于初来乍到者是非常重要的。数字游民希望住在一个可以专注于工作的地方，而不用时刻担心被抢劫或被偷盗。城市应该投资建设安全设施，并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支持数字游民的长期居住。
第五，提供便捷的签证和居留计划。数字游民去到另一个国家，需要便捷的签证和居留计划。在你第一次去一个新的国家，有30天以上的专门签证是非常方便的，如果签证可以轻松续签，那就更好了。
美国科技通信行业的先驱领袖之一克雷格·麦考 (Craig McCaw）说过：“人类起初的生存状态就是游民，这可能是人类最自然的状态。”（Man started out as nomadic, it may be the most natural state for human beings.）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数字技术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之下，超七成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地点的强绑定，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
对个人而言，决定做一个数字游民肯定是人生的一大挑战。这种全新的工作生活方式，对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生活自律、财务平衡等都有极高的要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好地适应这种生活状态的，特别是在时间管理、确保工作效率、维持健康生活方式、在变化环境中保持财务稳定、应对和管理孤独感等方面，都是成为数字移民后必须直面的问题。
这些挑战，对一个城市而言，也同样存在。毕竟全球各大城市对数字游民的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的推出，还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这其中还涉及跨国工作和生活，税务和签证政策也是要考虑的难题之一。不过，如果有城市可以认识到这一趋势，并根据自身能力和资源，逐步采取措施，一定可以在数字游民友好型城市建设中拔得头筹。我也在猜想，不知道中国是否会有哪个城市，愿意将自己建设成为“数字游民之都”，大庇天下数字游民俱欢颜。
（作者胡逸为大数据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