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各种学说、思想乃至宗教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对当时中国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绝不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精神层面的交流或者讲文化层面的交流就仅仅是由西往东，而中原地区并没有文化向西方的输出。
《北史·西域传》就曾经讲过：“高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一带)有《诗经》《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这段记载是非常重要的，它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文化也在向西方传播。它说在高昌那一带有人学习《诗经》《论语》《孝经》，而且还有学官，即专门的政府机构来教授这些学生。不过这些学生并不是用汉语来读这些经典，而是用胡语——西域当时的各种语言——来读。这段记载被新疆考古发现证实。我们在新疆考古发现中，发现了古抄本《毛诗序》等汉文典籍。为什么我要把重点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受到的从西方传进来的文化、宗教的影响？因为这一方面的史料和研究比较多，而中原文化对西域、对中亚，乃至于对更远地方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讲还比较薄弱。
魏晋南北朝时期，沿着陆路交通要道传播进来的众多宗教中，最重要的当然首推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西域高僧陆续进入中原。两汉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发端，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一个繁荣期，并且是“中国化”的一个时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真正扎根中国大地。那个时候有很多来自西域、印度和中亚的高僧都到中国来传播佛教、翻译佛经。其中特别著名的鸠摩罗什[36]，就是来自西域的。在中国佛教的翻译史上，如果要推举出两位最伟大的译经大师的话，毫无疑问，一个是玄奘大师，另一个就是鸠摩罗什。玄奘大师的翻译被称作“新译”[37]，而鸠摩罗什则是旧译的代表，他们是两座高峰。
我们绝不要忽视这么一点，就是玄奘的翻译虽然是新译，但是并没有完全替代鸠摩罗什的翻译。因为鸠摩罗什的翻译非常有文采，非常有个人特点。事实上，迄今为止，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还有好多依然在流行。鸠摩罗什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去世后不久，北天竺(有来自今天印度地区北部)一位叫菩提流志[38]的僧人也来到了洛阳，他曾经会集了700多位僧人，一起来翻译佛经。从魏宣武帝永平初[39]到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40]，也就是说从公元508年到537年，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菩提流志一共译出了39部(127卷)佛经。与菩提流志大致同时期的北天竺的勒那摩提、佛陀扇多，还有南天竺的般若流志，也先后来到洛阳翻译经典。而菩提流志和勒那摩提所翻译的，大多数是印度佛教非常重要的一派，也就是无著和世亲一派[41]的经典，比如《深密解脱经》《入楞伽经》[42]《摄大乘论》《师地经论》。一直到今天，对佛教文化有所了解的朋友还都知道这些经名，甚至有些朋友还会经常去阅读。
而在北齐和北周时期，又分别由北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和阇那崛多来翻译佛经。北朝的佛教和南朝的佛教在当时就已经表现出了很鲜明的区别。北朝的佛教特别重视禅法，也就是禅定之法；而南朝或者说南方的佛教比较重视佛教义理的探究。用一句不太精确的话来说，就是南方的佛教比较重视从宗教学、哲学学理的角度去研究。鸠摩罗什在长安的时候，他传授的主要是中观[43]学说，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鸠摩罗什传承的学说在北朝几乎没有什么传承。
北朝受到大家崇信的是一些佛教禅师。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北朝影响最大的禅师是佛陀禅师，他的名字就叫佛陀，也就是觉者、觉悟者的意思。他是天竺人，在魏孝文帝迁都以前就来到了北魏，深受孝文帝的崇信。佛陀定居在少林寺，而当时的少林寺因为有佛陀禅师驻锡[44]，经常有人“闻风而来，纵横数百”，意思就是这寺庙里边经常有几百个人来听佛陀禅师讲禅、讲授佛法，少林寺也因此以禅法闻名。
比佛陀禅师稍微晚一点到达北魏的还有一位禅师，他在中国就更有名了，就算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也应该是知者甚多，那就是菩提达摩[45]。菩提达摩大约是在南朝刘宋灭亡(公元479年)前来到中国的，他先是来到了南朝。而到了刘宋后期，他就往北走，到嵩山洛阳一带传播禅法。和佛陀禅师不一样的是，菩提达摩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当道者的特别尊重。但是他传授的禅法，以《楞伽经》为指导，提倡一种高度自觉的实践，这和以前的禅法，也就是和佛陀禅师的禅法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反而是从南边来的菩提达摩的禅法代表着，或者说象征了北方禅学发展的方向。
他的禅法后来经过慧可(禅宗二祖)等人的传播，在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达摩被尊称为禅宗的创始人。迄今为止，禅宗不仅是在中国、在整个汉字文化圈，甚至在西方世界都有广泛的传播。而它最早的发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除了来自西方的僧人到中土译经，中土的僧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兴起了一股西行求法的热潮。西行求法的人当然各有目的，比如有的人是要到西方去求经、找经典，有的人要去拜访名师，有的人要去朝拜圣迹，等等。西行求法的人往往都是信仰坚定、发心宏大，并且有学问的僧人，都是带着非常明确的追求到西方去的。用今天的说法就是留学，当时叫求经，所以他们能吸收当时印度佛教的一些思想。他们对文化传播、宗教传播做出的贡献特别大，值得我们重视。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曹魏时代的朱士行是第一人。朱士行是颍川人，也就是今天河南地区的人，年少出家。大概在公元250年，有一个僧人叫昙摩迦罗[46]，他把戒本[47]传入中国，于是在中国就诞生了受戒剃度的制度。朱士行就依法成为比丘[48]，也就是真正合格的出家僧人。在朱士行以前，中国没有依照戒律受戒剃度的僧人，大多是离俗为僧。所谓“离俗”就是离开世俗，成为僧人。即一个人说自己出家了，再也不管世俗间的事情了，那他就算僧人了。换句话说，其实朱士行之前的僧人，按照佛法和佛教戒律，都是不具足的、不圆满的，因为他们没有受戒。而朱士行是中土沙门的第一人，也就是第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他出家以后曾经在洛阳讲《道行般若》[49]，也就是《小品般若》。他应该没有学习梵文的机会，所以讲的内容依据的是译文，他当时就觉得译文很难理解。确实如此，今天我们很多朋友来读汉译佛经，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理解，佶屈聱牙。因为这些经文是由1000多年前域外的一门古代语言翻译成当时的汉语的。1000多年以后，我们读起来当然不容易。其实在朱士行那个时候，读译文已经感觉不太容易了，何况译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他就发愿要去寻找原本，弥补这样的缺憾。
甘露五年，也就是公元260年，朱士行从长安西行出关，到了今天新疆和田一带——当时叫于阗。他在那里找到了《放光般若》的梵文本。《放光般若》也叫《大品般若》，《道行般若》叫《小品般若》。《小品般若》的篇幅小，《大品般若》的篇幅大，那么《放光般若》当然就比较完整。在太康三年，也就是朱士行西行求法22年后的公元282年，他派遣弟子把他在于阗找到的《放光般若》送回洛阳。朱士行后来没有回到中原，他留居在西域，一直待在于阗。他80岁的时候，在于阗去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的故事。
比他成就高的、比他走得远的人多的是。在东晋南朝，西行求法的法显[50]最为著名。有很多人讲，虽然在法显以后很多很多年的唐代的玄奘名声更大，但是如果要从既走海路，又走陆路，并且在域外游历的区域更为广阔——这些角度来讲，法显是更胜一筹的。甚至有人还说，综合各方面考虑，法显应该是西行求法的华夏第一人。
法显的西行求法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占有非常独特的一页的。他留学天竺，求经而返，归国以后一直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翻译佛经，同时他还详细记述了西行求法的历程，留下了一部书。这部书有很多名称，既叫《高僧法显传》，也叫《佛国记》，又叫《历游天竺记传》等，现在统称为《法显传》。这是一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的极重要的著作。对于法显所经过的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古代历史文化来讲，《法显传》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那些地方的古代文献留存很少，而那些国家往往不像中国那样对历史记载那么重视，所以它们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据法显的记载来研究和探寻的。
法显是南朝著名的求法僧，而北朝则有北魏末年的宋云、惠生，他们的行迹保留在北魏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洛阳伽蓝记》[51]里，这部书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当然只是片段。北齐的时候，又有宝暹(xiān)、道邃到西域，他们回来的时候带了260部西域文字的——当时也叫梵本——佛经回来，那个时候已经是隋代了。到了唐代，有玄奘、义净、慧超、悟空等，西行求法盛极一时。而这些人往往都有行记传下来。这些对于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就非常重要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许多僧人都参与到翻译佛经这个工作当中，并扮演不同的角色。当时翻译佛经是有不同的分工的。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水平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政府对佛经翻译这项工作往往大力支持，从经济角度、组织角度提供保障。因此，译出的佛经量大质精，而且更加系统。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大乘、小乘[52]，还是经、律、论[53]，佛经大体上都已经被翻译过来了。由此中国佛教就迈过了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进入了一个中国化的进程，为后来佛教各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后来佛教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宗派[54]，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为佛教完全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教石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是受到高度尊重的。按照中国一般的说法，有四大石窟，哪四大呢？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它们在甘肃；大同云冈石窟，这是在山西；洛阳龙门石窟，这是在河南。这四大石窟都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而它们开凿的年代都在南北朝时期。
所谓的石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制，它一般是在河旁边的山崖上开凿，慢慢形成一个群落，进而形成一个佛教寺庙。由于很多石窟，它的洞窟非常密集，今天凿一个，明天凿一个，越凿越多，所以往往都有“千佛洞”之称。“千佛洞”绝不是敦煌莫高窟的专有名词，很多石窟都叫千佛洞。这些石窟对于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有特别的意义。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种在山崖上开凿洞窟、石窟的行为，主要是受到伊朗的影响。
古代波斯有个国王大流士一世，他统治的年代非常早，是公元前522年到前486年，比秦朝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还要早两三百年。在大流士时期，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山叫Behistun，也就是贝希斯敦[56]摩岩的石窟，或者叫龛窟，波斯石窟的开凿从那时起就已经有了；印度最早的石窟是巴拉巴尔石窟群[57]，它的开凿年代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时代；印度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南印度，也就是阿旃陀(Ajanta)石窟，它的开凿在公元前2世纪。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石窟的开凿都比中国的四大石窟早。
所以中国四大石窟受到西方的影响是一个不争事实，而西方的石窟艺术影响到中国是经过了中介的。当然它要一步一步、一站一站传过来，而著名的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59]，就是一个中介。巴米扬的石窟融合了印度的石窟建筑和犍陀罗艺术,把石窟和巨型的造像结合起来，形成了在中亚地区非常独特的一个艺术流派，就叫巴米扬流派。巴米扬石窟所在的地点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北，兴都库斯山区的巴米扬溪谷当中。这个地区就非常靠近古代连接印度、伊朗和中亚的交通要道。中国的僧人玄奘和新罗的僧人慧超，都曾经到达过这个地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把“巴米扬”翻译成为“梵衍那”，这是不同的音译，他详细地描写、记载了当地最著名的大立佛——大佛，还有卧佛像。
非常可惜，大家都知道大立佛，也就是巴米扬石佛，在近年已经被摧毁，这引起了全世界高度的关注。这一人类的艺术瑰宝就这样被后人摧毁了，这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非常神奇的是，玄奘记载的大卧佛，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找到。玄奘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可谓言之凿凿，但是没找到。而巴米扬大佛的制作年代大概是公元2世纪，它旁边的石窟开凿年代应该更早，现存的石窟还有2000多个，分布的长度长达3公里。巴米扬艺术对中国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以及前面我们提到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不仅如此，我们在巴米扬石窟群和中国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以及中国其他四大石窟之间，还能找到一个更准确的中介，那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茨(Tilmetz)附近，它有个古城，古代叫呾密城[61]。这个城西北角有个卡拉丘佛寺遗址，也是一个石窟寺。呾密城位于阿姆河边，这个地方从古到今都是中亚地区的要道。
从地理位置、考古学证据、文物断代等角度研究，呾密那个地方的石窟应该就是巴米扬艺术传至中国的又一个起点。这一步步的影响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佛教的石窟一般来讲开凿于公元3世纪。在公元5到8世纪非常兴盛，中国境内最晚的石窟大概开凿于16世纪，所以跨度有一千三四百年。而开凿的高峰期正在魏晋南北朝。新疆地区以拜城的克孜尔石窟最为有名，开凿于公元3世纪，极盛期是公元4到5世纪，最晚的石洞窟，开凿于公元8世纪。克孜尔石窟的某一些窟形，高度接近巴米扬石窟，这个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了。
敦煌莫高窟中，现存最早的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然后陆陆续续一直延续到14世纪。壁画、塑像的风格暂且不提，我们就看年代，它明显要晚一点。甘肃永靖天水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其中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的佛龛上有年代题记，它记名是公元420年，这非常珍贵，因为这是中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窟龛。云冈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非常著名，它是公元5世纪60年代开凿的。学者现在普遍认为，公元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石窟受到新疆的影响，这和佛教艺术由西往东的传播路径是完全吻合的。
现在，我们如果到大同的云冈石窟去看，能够明确地看到这些影响。像第九窟，大门左上方，有交脚弥勒龛，两边的柱头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希腊化的爱奥尼亚式[64]，这个明显是受到了从犍陀罗、巴米扬传来的西方艺术的影响。
当然，西方传进来的这些艺术样式，到了中原以后，也很快受到了中原艺术的影响。比如金刚力士是佛教造像当中很常见的一种样态，起源于古印度的护法神，而传进中国以后，北魏时期的金刚力士像，除了有西方的文化因素，还非常明显地受到了汉族的传统武士像、门立像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绝不只有佛教。实际上还有一些当时西方流行的宗教，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了中国。这些外来宗教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在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些影响的程度，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
前面为大家介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这个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一个族群——粟特人。我接着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种外来宗教，就跟粟特人这个族群有非常密切的关联。那就是拜火教，也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
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有一个人，名字叫琐罗亚斯德，这个人大概出生在公元前628年。然而他去世的年份比较确定，是公元前551年。这个年份距离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公元前221年，这期间还差了300多年，是非常古老的一个人物。
“琐罗亚斯德”这个名字很多人也许觉得陌生，但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读过一本书，这本书被归在西方哲学的类别里面，是德国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尼采写的一本书，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书有中译本，收在商务印书馆著名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这里的“查拉图斯特拉”就是琐罗亚斯德。尼采用了这么一个古老的拜火教，或者祆教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他的这本书，可见这个人物在西方的重要性。
这位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在波斯东部创立了一种宗教，这种宗教的主要特征是主张善恶二元论[65]，崇拜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它的经典是波斯古经《阿维斯塔》(Zend-Avesta)。大家把这个宗教称为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以后称为祆教。现在，在各种出版的著作当中也有一些场合提到这个宗教，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字经常容易被印错，因为如果印成了一个“衣”字旁，那边的“天”字再印得稍微不准确一点，就会变成“袄”字。所以也有的朋友会念错——念“袄(ǎo)教”，其实是“祆(xiān)教”。“祆”这个字的本义是指胡天，也就是指外国的天神，胡就是外国的意思。其主要的仪式是在祭司麻葛[66](Magus)的指导下去礼拜圣火，所以又被称为“拜火教”或者“火祆教”。Magus这个词，还有些学者认为跟我们汉语当中的“巫”有特殊的关联。这个宗教在古代波斯，以及后来的萨珊波斯时期都被确定为国教。
粟特人很早就信奉祆教，《魏书·西域传》里边就提到说康国[67]——也就是粟特人聚居的地方——“有胡律”，有他们本民族的一些法律、律典；“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这是汉文典籍当中最早出现“祆”字的地方。火祆教或者叫琐罗亚斯德教，它是粟特整个族群信奉的宗教。根据《汉书》的记载，早在西汉成帝年间——成帝年间是公元前32年到前7年，粟特商队已经在丝绸之路上频繁往来，从事商贸活动。当然，这些来华的粟特商队的组成成员当中，毫无疑问是有祆教徒的。换句话说，中原最早接触到祆教或者琐罗亚斯德教应该早在西汉年间。
当然，这只是我们根据常识做出的推断。那么这个宗教到底什么时候比较正式地，或者说比较成规模地传入中国？我们可以从匈牙利加入英国籍的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的一次发现当中找到一些证据。这位斯坦因在1907年曾经在敦煌西北一座长城的烽火台底下找到了几封粟特文的古信札。从这批信里边我们可以判断，最晚到公元4世纪初，粟特人从零零星星地到中国来经商转变成有组织、成规模地到中国来经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祆教大概最晚在公元4世纪初已经进入中国了。祆教最初只不过是在粟特人的族群内部比较流行，所以中原汉地的民众对他们的宗教起先是了解不多的。但是随着来华的粟特人逐渐汉化，融入中原汉族的生活群体当中，中原人对祆教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在《晋书》《魏书》《资治通鉴》等中国的史籍当中都可以找到对“胡天”，也就是祆教所祭祀的天神的记载。而北魏、北齐年间，在当时的京城和各个州都设置了一个官职叫萨甫。萨甫，也就是隋唐时期的萨宝。从朝廷的角度来看，它是以胡商——也就是粟特商人的首领来管理这个群体，同时也管理祆教的宗教祭祀，萨宝是其官名。在隋代的时候它是正九品，而到了后来的唐代，已经是正五品，它的地位提高很快。这在《旧唐书》和《通典》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关于这些萨宝，还有好多考古发现可以证实其存在。西安就发现过北周的安伽墓，它的墓主人安伽就是同州萨宝，也就是同州这个地方的粟特人的宗教领袖和族群领袖。在他墓葬墓门的额上，发现了填涂色彩的雕刻，因此也叫刻绘。还有一幅祆教祭祀图，图的中部是火坛，这个火坛放在莲花三驼座上，而且旁边有骆驼，骆驼背上驮着一个圆盘，盘内有升腾的火焰。
在这个墓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胡人的形象，有好多器皿和图案都带有明显的粟特的色彩。火坛上的莲花座，一般认为和异域宗教传入中国有关。但是我们又发现，在图案里边的这些飞天伎乐，与传入中国的佛教飞天伎乐，不管是在外形上还是服饰上都看不出明显的区别。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祆教传入中国应该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并且出现了“中国化”。所以它的图案一方面带有明显的粟特的色彩，一方面又有中国化的色彩。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安伽墓的墓门上面，伎乐飞天的体貌特征已经有明显的中原汉人的风格，它的图案也已经明显地汉化。
在西安的北郊，还发现了北周史君墓，墓主是北周的凉州萨宝。史君墓非常大，出土了很多与拜火教有关的非常精美的浮雕，内容很丰富。当然，对史君墓的内容、图案的一些试读和阐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波斯的非常重要的宗教——祆教或者拜火教已经传入中原相当长的时间，出现的中国化或者汉化的样态，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且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也展示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和精彩，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它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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