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元年（1234）二月，上元佳节已过，然而整个临安城依旧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狂喜之中，乃至从君臣将帅到贩夫平民，都认为这段时间，是南宋百年历史上，最扬眉吐气、最值得炫耀和铭记的高光时刻。
就在上个月，联蒙灭金的军事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女真人在东亚版图上最后的据点，蔡州城被蒙宋大军联袂攻破，其两位皇帝相继兵败身死，金国至此宣告灭亡。
虽然从金国灭亡的全过程来看，南宋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时间甚至仅仅是蒙金交战的旁观者和局外人。
然而这些并不妨碍南宋以战胜国的姿态尽情地享受仇敌覆亡的喜悦，因为在最关键的、也是一锤定音的蔡州之战中，南宋的军队不仅参与了作战，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得胜班师的宋军主帅孟珙，除了缴获大量金人的典籍账册外，更带回了最重要的战利品——大金天子、金哀宗完颜守绪的尸骸。
大喜过望的宋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临安太庙，以此告慰在靖康之难中被掳的徽、钦二帝的在天之灵，并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
百年的漫长等待，灭国的仇恨和屈辱，终于在金国的烟消云散中得到了补偿，然而就在报仇雪恨、普天同庆的氛围之中，一个更为大胆、激进甚至冒险的想法，在临安城中悄然应运而生……
燕云与汴京，两宋的夙愿与执念
如果说两宋王朝有什么无法忘怀的夙愿，那么北宋最狂热的信仰便是攻取燕云，而南宋最热切的期盼则是重返汴京。
北宋攻取燕云，是出于自身安全的战略考虑和中原王朝捍卫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而南宋光复汴京，不仅有血洗前耻的期待，更包含着中国人对故土的牵绊和落叶归根的精神追求。
虽然这两种执念，背后的动机和蕴含的情感并不相同，但终宋一朝数百年，所有人努力的方向和执着的态度从未发生改变。
而追求梦想的结果，实际上代价也非常惨烈：为了燕云十六州，北宋努力了上百年，其间数次北伐，均是功败垂成，甚至因此主动联金灭辽，最终走上了万劫不复的亡国之路。
而更为孱弱的南宋，自从建炎南渡以后，重回故都汴京都是一个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梦想。
靖康二年（1127），南宋政府曾从伪楚张邦昌手中短暂接收开封，但因金人南下，高宗仓皇南渡，都城亦随之再次沦陷。
绍兴九年（1139），宋金和议，金国也曾许诺归还东京，但还未等到宋廷派人接受，完颜宗弼发动政，掌权后败盟南侵，收复汴梁之事，又成为空谈。
绍兴十年（1140）岳飞声势浩大的第四次北伐，在取得郾城大捷、痛击完颜宗弼主力，兵临朱仙镇、剑指开封之时，因为赵构一味求和，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也导致南宋政府在极其有利的局面下，痛失光复汴京的机会。
而在端平元年，在取得抗金的重大胜利之后，北取三京、收复中原的声音，又开始活跃于南宋的朝堂之上。
蔡州之战结束后不久，南宋官员赵范、赵葵兄弟便率先提出了“据关守河”的建议，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而北依黄河的前提条件，就必须先收复三京、即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府（商丘）。
各执己见，分裂的南宋朝堂
倡议者的理由也很充分，参考蒙金之战的过程，1211年，金国兵败野狐岭，在损失四十万主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便是依靠“据关守河”的战略，才得以与强大的蒙古人继续周旋，并因此而续命二十余年。
既然有金国的前车之鉴，一旦南宋北取中原成功、关河防线建立，不仅可以收复梦寐以求的故都汴梁和洛阳、应天等重镇。
最关键的，还能将国境防线从淮河、大散关沿线，向北推进至黄河、潼关一带，为南宋的生存发展提供更为稳固的防御屏障和更大的战略缓冲空间。
而这样的主张与思路，简直与宋理宗不谋而合。
年轻的大宋官家自登基以来，便在权臣史弥远的阴影下生活了十年，端平元年才刚刚亲政，如今年富力强、大权在握，所谓三十而立，正是成就一番王图霸业的最佳时机。
对于一心想要中兴大宋的皇帝而言，仅仅是复仇雪耻还远远不够——金亡之后短短四个月内，宋理宗就接连三次派大员到河南境内的北宋皇陵祭扫，渴望收复故都的心情已是溢于言表。
更何况蒙、宋之间在战前并未就中原地区的归属问题形成明确的共识，导致蔡州之战后，中原广袤的土地事实上成为了无人占领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南宋的出兵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反对者的声音似乎更为强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诸多朝廷大员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已经被战火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区，难以提供大兵团作战需要的粮草，而即使攻下三京，南宋没有足够的骑兵，缺乏机动能力，也根本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沿线。
而更为重要的，反对者指出，贸然用兵中原，会让蒙古人找到南下用兵的理由。
不得不说，“收复派”言之有理，“反对派”也是持之有故，二者都能为是否出兵北伐找到一大堆理由，但也都无法彻底地说服对方。
而最终的决定权，自然还是在最高决策者宋理宗赵昀的手里，1234年四月，在朝堂争议不断、思想尚未统一、战前动员和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宋天子发布攻取三京的出师檄文，决定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生死大决战——“端平入洛”由此拉开了序幕。
艰难出兵，收复汴京的梦幻开局
但“端平入洛”从一开始便面临了巨大的阻碍，南宋的京湖（荆襄）战区地理上距三京最近，进兵方便，后勤补给也最为便捷，北伐的统帅，首选自然应该是京湖制置使史嵩之。
但正如前文所述，史嵩之是端平入洛的坚决反对者，理宗让其与两淮将领协商进兵方略，此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上书六条“力陈非策”。
理宗命其出兵，史嵩之抗旨不尊，要其筹粮，他又以京湖连年饥馑为由拒绝。
京湖战区的统帅公然抗命，四川战区的主官四川制置使赵彦讷后来也有样学样，不肯出兵策应。
南宋三大战区，川陕、京湖都对端平入洛采取抵制态度，北伐的重担只能压在唯一的两淮战区肩上了。
五月，宋廷任命赵葵为主帅，令其率军收复三京，其兄赵范担任两淮制置使，统领两淮兵马，屯兵于光州（河南潢川）、黄州（湖北黄冈）之间以为后援。
六月十二日，以知庐州、关陕制置使全子才为主将的淮西军一万人，作为第一梯队，从驻地庐州出发向寿州、蒙城、亳州前进。
不久之后，主帅赵葵亲率宋军主力、淮东军五万人向泗州、宿州进发。两军相约于汴京城下会师。
由于时值盛夏，又粮草不足，蒙古主力均已退往黄河以北休整避暑，只有少量被蒙人收编的金军留守河南，宋军的军事行动在初期还比较顺利。
全子才部六月十八日从寿州出发，北渡淮河，进入原金国统治区。此时宋军眼前，却是一片历经战争劫难后的萧条凄然景象：“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
此后宋军途径蒙城、亳州，一路之上都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偶尔碰到几名当地百姓，也是形容枯槁、目光呆滞。
而就在全子才出兵之际，得知消息的蒙古人为阻滞宋军前进，竟掘开开封以北、黄河南岸的寸金堤，致使黄河改道，下游地区顿成一片汪洋泽国。
但两淮战区的将士，毕竟是拱卫京畿的百战之师，意志坚韧、战力超强，在黄泛区的污浊泥泞之中长途跋涉二十余日后，终于在七月初二抵达汴京城郊。
宋军刚到汴京城外，就与金军旧将汴京都尉李伯渊、李琦等人取得了联系。很快，李伯渊等人在汴京发动兵变，夜烧封丘门，刺杀迎降蒙古的守将崔立后开城投降，宋军兵不血刃，进入开封。
自高宗建炎南渡以来，故都汴梁第一次重回南宋怀抱，全子才的部队，竟以如此轻松而梦幻般的开局，实现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领，追求一生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收复东京的消息传回临安，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军士气更是为之大振，然而当前线将士整队入城后，心情却开始无比沉重起来。
汴梁早已不是当初柳永笔下“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萧鼓。”的北宋都会。
经历持续百年的战火摧残，曾经拥有百万人口、当时世界最繁华的第一名城，如今只有区区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的“荆棘遗骸”，破败荒凉犹如死城。
更令人揪心的还是粮饷问题，精锐的先头部队轻装穿越黄泛区都倍感艰辛，更何况其身后依靠牛马人力所拉、庞大的民夫运粮车队。
由于京湖战区拒绝供粮，粮草只能舍近求远，从两淮地区千里转运。此时，淮西方面兜兜转转、涉湖过江，还在寿春徘徊。而淮东的运粮队伍，受黄河改道影响，又逢雨季，运输就更为艰难。
挥师入洛，一场仓促而为的惨败
然而，前线将士面对的是开封城中的白骨枯冢、满目疮痍，而千里之外临安城中的宋理宗得到的却是洗雪靖康国耻、光复汴梁故都的捷报。
龙颜大悦之下，理宗迫不及待地将赵范、赵葵、全子才三人分别任命为知开封东京留守、知应天南京留守、知河南西京留守。
七月二十日，主帅赵葵也率领主力抵达了开封，进军途中，还顺带着收复了大宋帝业肇基之地——南京应天府。
两京已然在手，将帅又在开封胜利会师，但场面却并没有想象中的融洽。
赵葵指责全子才为何滞留汴京长达半月，却迟迟不进兵抢占洛阳、潼关，而全子才也是委屈至极，直言“粮饷未集，无法进兵”。
但赵葵此时已顾不得其它，加官进爵的背后，是皇帝的热切期盼，“收复三京”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十一日，赵葵以徐敏之代替全子才，领一万三千人作为第一梯队，出兵洛阳；由部将杨谊统帅一万五千人，作为后援。
因粮草不足，赵葵搜遍全城也只能给各军筹备五天的干粮，然而就是这些粮食，也不能马上凑齐，只好让各军“陆续起发”，导致本就有限的兵力，再次被稀释。
二十八日，徐敏之所部顺利抵达洛阳，这里没有伏兵、没有守军、没有迎降官员，甚至连惊慌的百姓也没有——洛阳完全是一座空城。
全面收复三京的任务已经达成，而部队的粮食业已耗尽，只能采野菜和面做饼充饥。
两日之后，杨谊率领的庐州强弩兵一万五千人也进至洛阳近郊三十里的龙门，因前军就在不远的洛阳城内，其放松了警惕，未派斥候，连警戒岗哨没有部署，便下令全军就地埋锅造饭。
而就在宋军前锋离开汴京前往洛阳之际，蒙军就已经掌握了对手的动向，部对再次渡河，提前于龙门附近设伏。
在蒙军骑兵旋风般地冲击之下，毫无防备的杨谊后军瞬间便被击溃，混战之中将士溺毙洛水者不计其数，只有杨谊带领少数部下逃入洛阳城。
援军覆灭的噩耗传来，对洛阳城中的徐敏之部不啻晴天霹雳，而蒙军在取得龙门之战胜利后乘势进逼，先锋直抵洛阳城下扎寨。
如今粮草断绝、兵微将寡，要如何防守偌大的城池？
徐敏之当机立断，弃城南撤，并以一部背水列阵与蒙军对峙，掩护主力东渡洛水，激战两日，两淮精锐虽异常凶狠顽强，给蒙人以很大杀伤，但无奈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最终无奈选择突围。
而发现对手南撤，蒙军随即纵马一路狂追，宋军于旷野之上死伤惨重，仅剩主帅徐敏之率残兵三百余人，退入南宋光州境内，得以生还。
得知龙门与洛东两战宋军大溃，入洛军队已全军覆没，汴梁城中的赵葵与全子才自知大势已去，不敢逗留，于次日率领剩余的部队自开封“班师南归”。
但由于撤退时并未将行军计划给士兵交代清楚，众人都以为即将西进增援洛阳，结果出城才知是撤军，一时间士气尽丧、军心动摇，导致撤退途中一片混乱，后军溃散，辎重军械丢失殆尽，而随后由两淮陆续运抵河南的大量粮草，也成为了蒙军的囊中之物。
端平遗恨，千古功过谁人知
端平入洛，仓促而为又草草收场，结果南宋寸土未进，六万精兵损失过半，蒙古更是在随后的1235年以南宋败盟为由，发兵三路大举南下攻宋，蒙宋之间绵延近五十年的战争由此拉开大幕。
端平入洛结束后，赵葵、赵范、全子才等前线将领，包括拒不配合作战的史嵩之均被降职，宋理宗更是颁布“罪己诏”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
“北取三京”确实是一场惨痛的大溃败，然而复盘这场战争，仅以端平入洛的结果来倒推宋理宗决策的失误，似乎有失公允。
首先，指责端平入洛是南宋毁约并启衅于蒙，才导致蒙宋战争爆发，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想法，难道理宗不北伐，蒙古就不会入侵？
要知道金亡之后，蒙、宋、金鼎足而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而南宋将要独自面对的，是整个冷兵器时代，野心最盛、战斗力最强的蒙古人，宋蒙之战怎么可能避免？
何况早在端平之前，蒙古就曾以武力向南宋“借道”，制造了震惊朝野的“丁亥之变”，而就在南宋发起端平入洛的同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在诸王大会上，也明确表示“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南侵之野心已是昭然若揭。
所以说有没有端平入洛或者南宋在蔡州之后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蒙古入侵的结果。
只有在承认蒙古必定南侵这一基本事实后，再来分析端平入洛的得失，才具备实际意义。
就宋理宗个人而言，其出身卑微，血统也不纯正，当然希望用光复三京这样伟大的胜利来为自己正名；而作为皇帝，试图收复失地、中兴大宋，有一番作为，这本身并不应该被指责。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抢占战略要地，扩展防御纵深，进而收复失地，改善防御态势，这样的决策在动机上也值得肯定。
但问题的关键是宋理宗虽有一腔热忱，也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构想，但面对反对派的阻扰、尤其是来自京湖地区的不配合，宋理宗却缺乏破釜沉舟的决心，而是退而求其次地从两淮战区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时，对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不够了解，又尚未解决自身尖锐的内部矛盾，更没有考虑“据关守河”这一后续目标继续达成的具体措施，端平之战，又焉能不败？
但反对派难道就不应该为这场失利承担责任？
困扰整个北伐战争的最大问题，并非战略、战术、兵力、装备，而是粮草，其实这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也并非无法解决。
史嵩之经营京湖十余年，主要政绩并非战守之功，而是屯田垦荒，据史料记载，荆襄地区存量高达六十万石。出兵蔡州时，京湖地区能够拿出三十万石粮食，但面对决定国运兴衰的端平入洛，史嵩之就敢一毛不拔。
如果京湖出兵出粮，可能战争的走向又会是另一番面目，端平入洛即使最终失败，宋军也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便全军覆没，蒙古人即使取胜，也会因为这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一切都是假设，在蒙古骑兵南下的烽烟之中，已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