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宋仁宗:开创文化盛世,用尽天下奇才,为何自己却如此窝囊?

宋仁宗:开创文化盛世,用尽天下奇才,为何自己却如此窝囊?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盛世,是历代都有共识且被历代推崇的,陈寅恪先生就高度概括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为什么能成为历代首屈一指的文化盛世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建此功于一代者,非宋仁宗莫属。

有人或许会说,一个朝代、一人之力就能成文化盛世,太夸张了吧?

一点也不夸张,请让我一一道来。

我们知道,无论怎么高深的文化,那都是人创造出来的,“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文化,那都是成百上千的宋朝文化人创造出来的,人,才是文化的根本,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化人的多少,和名声的大小,直接反映这段时期文化的高低。

宋仁宗之所以以一守成之君而跻身于宋朝最有名的皇帝之一,关键的关键,就是他发现和重用了许多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以文化出道,以文化入世,以文化入仕,以文化扬名,是他们组成了宋朝灿烂的文化星空,成为了星空中最耀眼的明星。

宋仁宗赵祯,太宗之孙,真宗之子,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42年,崇尚文化,奖引人才,不遗余力。

仁宗在这42年的皇帝生涯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独具慧眼,为宋朝挑选和重用了一大批光耀千古的人才。

比如,他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和人事任用,使一大批有才学、有能力的人站在台前,有了用武之地,单是仁宗一朝后来成为名臣的人就有:吕夷简、范仲淹、包拯、蔡齐、陈尧佐、杜衍、庞籍、孔道辅、余靖、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等等,随便拿出一个,就是一大堆故事和传奇;

仁宗通过科举考试发现使用,后来在宋神宗甚至宋徽宗朝前期有过影响的人有: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等等;

文学上的人才有:晏殊、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张先、柳永、梅尧臣、黄庭坚、文同、宋祁、苏舜钦等等;

书法:宋四家中的苏、黄、米、蔡,苏轼、黄庭坚、蔡襄三家,都出现在仁宗一朝,蔡襄还被宋仁宗重用为副宰相(参知政事);

宋朝有名的理学家,除了朱熹以外,其他名人几乎全生活在仁宗朝,全在仁宗朝出名,先师级的人有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张载五人,全部出现在仁宗时期,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至今还让人振聋发聩;

哪怕是科学方面,宋朝最有名的人也出现在仁宗一朝,如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制造世界上最古老天文钟“水运仪象台”的苏颂,发明指南车、记里鼓、莲花漏等仪器的燕肃等;

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艺术人才,如画家、工艺美术家、工匠等等,不计其数。

如果少了这些人,宋朝的文化盛世将要打一个大大的疑问号。也就是说,宋朝的文化盛世,绝大部分人才和成就,都出现在仁宗一朝,这些人才真是闪耀古今,至今还让人如雷贯耳。因此,明朝李贽便评价仁宗一朝,真是“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宋仁宗因此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宋仁宗虽然发现和重用了那么多光耀千古的人才,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盛世,但就个人来说,宋仁宗却是个十分窝囊特别窝囊的人,窝囊到什么程度?这个人,当皇帝本是九五之尊,但他却在老婆面前支支吾吾,在大臣面前唯唯诺诺,人家骂他一句,他气得浑身哆嗦,还不知如何回击,实在窝囊。

举个例子:当时,他宠幸张美人,张美人的伯父张尧佐在地方工作多年,任过封疆大吏,在中央也工作多年,是个有资历、有名望的大臣,张美人的父亲去世早,一直是伯父照顾,心存感激,当然,也有借伯父增加门楣的意思,有一次便请求仁宗给伯父加封一个宣徽使,所谓宣徽使,就是名为“使相”的荣誉职务,并非实职。

按说,一个皇帝宠妃的伯父,本身有资历、有贡献,加个荣誉头衔,不算什么出格的事。但仁宗处理国家大事,比如这种人事任免之事,都会把大臣们叫来一起,朝堂公议,当面商量。仁宗第一次提出加张尧佐宣徽使的动议提出后,大臣们以资格不够为由,就否定了,头一年没通过,仁宗没说啥。

第二年,在张美人“枕头风”的吹拂下,仁宗又提出了要加张尧佐宣徽使的动议,而且,仁宗上朝前,张美人还反复请求仁宗“千万别忘了宣徽使”。仁宗因此上朝时提出了此议,谁知刚一提出,时为御史的包拯马上站出来反对,理由说了一箩筐,说到激动处,唾沫星子还溅了仁宗一脸,让仁宗特别难堪,最后,又不得不收回成命。

宋仁宗办完公事回后宫,张美人马上上前打听消息,问宣徽使如何了。宋仁宗正在用袖子擦脸上包拯的唾沫,听到张美人问,生气地说:

“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一副无奈委屈又气愤的样子。

这就是仁宗办事的方式和状况,哪有皇帝的威风,窝囊得很!

然而,正是这种窝囊,让他成了天下第一仁君,从不以权压人,从不固执己见,从不以权势推动有失公平的动议,从不以枪杆子为后盾逼人就范。

所以,在仁宗一朝,凡事朝堂公议,当时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廷论“,大事与大臣们一起讨论,研究决定,能过即过,反对过多,马上作罢,这样的处事方式,使很多事情实现了公平公正,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待遇上,都能过得了堂,因此,很多人才便在这种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下得以脱颖而出。

人才如何兴盛?走后门的少,拉关系的少,买官卖官的少,人才就有上升的渠道和作为的空间,凡事言路不畅,显位权力瓜分,人才便无上升通道,人才便凋敝不显,文化的盛世根本不可能出现。

所以,表面窝囊的宋仁宗,其实最知权力运作的诀窍,既广开言路,又申通人才渠道,只有这样,国家才会人才济济,文化才可能到达鼎盛。

故王士祯感慨道:“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仁宗看似窝囊,皇帝却当得比任何人都好;宋徽宗会诗、会文、会书法、会玩乐,最后却亡了国,可见皇帝当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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