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二月
星期六
明朝是中国古代唯一崛起于南方、统一北方的王朝，在建国之初，便拥有十分强大的水军实力。
—— 《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
洪武时期“不伐海外”的对外立场
中国东临广阔的太平洋，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凭借这一地理条件，中国古代官方很早便与远隔重洋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的往来，民间更是很早便开始了远洋航行与海外贸易。但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官方一直呈现重陆轻海的地缘选择，地缘重心一直指向西北内陆，而非东亚海域。
之所以如此，有三个原因。一是广阔的东亚大陆已为中国先民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在古代交通条件下，海洋的阻碍性要超过交流性，海洋的可利用度远低于陆地，三国吴国长史薛综劝谏孙权亲政公孙渊，指出：“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洿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此不可三也。”中国古代先民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陆地，而非海洋。二是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对汉人长期形成了沉重压力，汉人从而一直将北方族群视作最大敌人，将北部边疆视作边疆重心地带。王赓武认为，“以都城南京为核心的永乐世界本可以在陆地与海洋之间平等地划分”，但永乐帝借郑和下西洋，知晓当时尚不存在能够对明朝构成威胁的海上力量，遂将经营重点北移至防御压力甚大的北部边疆，“永乐皇帝的海外世界很快地让步于永乐皇帝的陆上世界”。三是东亚海域诸岛国势力分散，力量弱小，基本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而非威胁者；由于长期缺乏来自海洋上的敌人，元代之前，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于海疆的军事经营，军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陆疆，而非东亚海域。
中国古代在地缘政治上选择重陆轻海，并非完全放弃海洋，“天下秩序”也包含海洋版图，只是中国古代主要不是通过经济形式，而是通过政治形式，将海外国家纳入藩属体系中来。而在用力程度上，也不如经营内亚陆疆那样积极。上古、中古时期，中原王朝皆崛起于北方内地，不擅水战，因此海洋经略的军事条件相对欠缺。近世时期，宋、明两朝对于海疆开拓，皆不甚上心，对于东亚海域之关注远不如对于亚洲内陆 。
与以上政权不同，蒙元帝国十分重视海洋空间，对朝鲜半岛发动近十次战役，三次攻打日本，多次南下东南亚。最终，蒙元帝国在朝鲜半岛设置征东行省，在缅甸设置缅中行省，除了日本以外，都与元朝建立了宗藩关系。在此基础上，蒙元帝国开展起频繁、发达的海外贸易。
明朝是中国古代唯一崛起于南方、统一北方的王朝，在建国之初，便拥有十分强大的水军实力。与其他时期的农民叛乱不同，元末红军领袖许多都起家于海外贸易，红军也在南方湖泊遍布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出十分强大的水军。张士诚、方国珍都是走私海盐出身，地盘又都在东南沿海，拥有强大的水军实在情理之中。而崛起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水军实力更强。在决定朱氏政权、陈氏政权命运的关键性战役——鄱阳湖水战中，陈友谅的水军实力获得了充分展现。《明史》载：“友谅忿疆土日蹙，乃大治楼船数百艘，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载家属百官，尽锐攻南昌，飞梯冲车，百道并进。”由此可以看出陈友谅舰船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并通过船载骑兵的方式，实现了水战与骑战的结合。
朱氏政权虽然崛起于淮河流域，但凭借巢湖水军夺取南京，因此水军实力也不可小视。朱氏政权水军火器配备十分齐全。《国初群雄事略》载：
陈友谅亲率大船进鄱阳湖来侵，徐达弃围援之。上亲领舟师往征，衣甲、铠仗、旗帜、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及以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之，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名曰“没奈何”，用竿挑于头桅之上，两船相帮，燃火线，烧断悬索，“没奈何”落于敌船舟中，火器俱发，焚毁无救。
在鄱阳湖水战中，朱元璋正是针对陈友谅船舰巨大却较为笨重的缺点，借助风势，利用火攻，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国初群雄事略》载：“戊子，上分舟师为十二屯，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突入虏阵，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声雷鞫，波涛起立，飞火照曜，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二三万人，流尸如蚁，弥望无际。”从这里描写的战争场面，足见鄱阳湖水战之壮观，将之称为世界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水战之一，应无问题。
鄱阳湖水战后，朱元璋军队缴获了陈友谅水军大量船只、装备，从船舰名称也可以看出其形制巨大。“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这支庞大水军极大地壮大了朱元璋政权的水军实力，并成为后来朱元璋威逼周边海洋国家的依仗。了解到这一点，便不会对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感到惊讶了。永乐、宣德时期，郑和能够打造62艘长44丈、宽18丈的船队，运载27000多名船员，七下西洋，完全体现了明初水军实力居世界首位。
但在拥有如此强大的水军实力的前提下，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在内敛的疆域政策下，对于经营地理、气候、族群都与中国明显不同的周边政权，呈现出保守、节制的立场，明确宣布“不伐海外”的基本立场，从而显示出与元代完全不同的对外政策。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朱元璋这里所说的“海外蛮夷之国”，是今天东亚、东南亚诸海洋国家；而“西北胡戎”则是以蒙古人为主体的北方族群。
元代以来，来自日本列岛的“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永乐时期，阁臣黄淮记载明初日本依仗海洋天险，对明朝构成了一定威胁。
彼东南沧溟巨浸，茫然与天接，蕞尔之地，猥处海隅，而以国名者，曰日本，即古之倭奴也。亦曾上表称臣，禀奉正朔，聚落散处对马、长岐诸岛屿，颇近我边疆。其人恃习波涛之险，乘风信驾，轻舠窃发，寇边虽莫我，虞不可无攘斥之备。
朱元璋最初认为“倭寇”是由日本派遣，为此派遣使节，用如同恐吓朝鲜的语气，威胁日本。
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己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
在了解到日本与“倭寇”的行为并无关系后，朱元璋态度有所缓和，表示若日本不来扰边，便不会发动战争。“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反之，便会进攻日本列岛。
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对于“倭寇”，洪武时期明朝并无在海洋上出击，加以军事打击的计划，而是采取内敛的近海防御的策略。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如同在北部边疆内迁民众一样，一方面将沿海民众内迁，从而坚壁清野；另一方面也在东南近海地带，修建了类似于长城的各种军事设施，比如营堡、墩台等。从北至南，沿东部沿海地带，绵延分布。“惟昔太祖高皇帝经营防御，徙旁海居民于内地，连筑城障，或各守信地，或交相应援，随机制敌，法至密也。”主持此事者是开国功臣汤和。而汤和所倚重者，是元末红军的一支，起家于海盗的方国珍的侄子方鸣谦。“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方鸣谦从近海防御立场出发，提出在东部沿海设立卫所，并设水陆军队，获得了朱元璋的认可。“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汤和从而在浙江海岸广设卫所。
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矣，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
对此，明清时人也有清楚认识，认为中国古代海防起源于明代。“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
摘自本书第三章
篇幅有限，注释从略
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
社科文献出版社·九色鹿
赵现海 著
定价：158.8元
内容简介
★ 关注明代的国家形态和天下秩序，用宏大的格局纵览明王朝的历史
★ 考察明朝边疆立场、政策的变化，剖析明代边疆治理困局和地缘政治
★ 从内敛到收缩，看明代“中华亚洲秩序”的重建、维系和动摇
历史研究不仅应重视时间性因素，还应考虑空间性因素。在西方话语体系影响下，关于国家形态的研究，往往从具有浓厚西欧历史烙印的民族国家出发。但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代中国，拥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王朝国家”，在历史上发挥着更为长期而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是国家形态与王朝体系的结合体，相当于民族国家与区域国家秩序，乃至全球国际秩序的结合体。王朝国家一方面具有整体性的发展优势，但另一方面长期存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与对立，边疆地区成为威胁王朝稳定的主要“历史爆点”。在西欧民族国家“轻装上阵”，开展整体社会动员的同时，同一时期的明朝仍然延续了王朝国家形态，一方面继续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但另一方面却难以形成整体变革，甚至将主要精力投入边疆治理，政权仍然灭亡于来自边疆的威胁。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的不同道路，构成了近代时期中西分途的历史根源。
作者简介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通史研究室主任，2020—2021年挂任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入选201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兼任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新汉学计划学术顾问、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长期从事长城史、明史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著有《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明长城时代的开启》《十字路口的长城》《十字路口的明朝》。《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一书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合著、合编有《中国通史大师课》等，发表论文90余篇。
图书目录
导言 从王朝国家发现中国历史
一 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之路
二 “王朝国家”概念的提出
三 古代世界的王朝国家之路
四 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王朝国家”
五 中国古代的“差序疆域”与“边疆爆点”
六 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途
七 明代族群、边疆观念研究综述
第一章 洪武初年的“内敛型王朝国家”取向
第一节 蒙元“内北国而外中国”的族群立场
第二节 元末明初“复宋”明流与洪武初年“汉人主体国家”的重建
第三节 洪武初年明朝与北元南北分治的政治立场
第四节 洪武初年划汉人疆域以自守的战略态势
第五节 洪武初年明朝对西北边疆的隔膜
第六节 洪武初年建立“内敛型王朝国家”的深层根源
小结
第二章 洪武时期王朝国家的“差序疆域”
第一节 洪武前期北疆两翼“复合边疆”的形成
第二节 洪武前期漠南“缓冲边疆”的形成
第三节 洪武中后期东北卫所、羁縻卫所“复合边疆”的形成
第四节 洪武中后期漠南草原卫所、羁縻卫所“复合边疆”的形成
第五节 洪武时期南方卫所、土司“复合边疆”的形成
小结
第三章 洪武时期“中华亚洲秩序”的重建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中华亚洲秩序”
第二节 洪武时期西域地区宗藩秩序的确立
第三节 洪武时期“不伐海外”的对外立场
第四节 洪武时期朝鲜半岛宗藩秩序的恢复
第五节 洪武时期明朝与东南亚国家宗藩关系的恢复
小结
第四章 永乐时期王朝国家的盛世危机
第一节 漠南草原的农牧社会与族群融合
第二节 洪武后期朱棣在漠南草原的核心角色
第三节 朱棣“华夷一家”思想与“中华亚洲秩序”的辉煌时代
第四节 永乐初年收复交阯及其军事代价
第五节 永乐时期蒙古高原的“五征三犁”与漠南防线的内徙
第六节 永乐时期明朝在青藏高原与西域地区的松散统治
第七节 郑和下西洋与传统航海时代的最后辉煌
小结
第五章 仁宣时期“内政本位”取向与“收缩型王朝国家”
第一节 中国古代边疆决策中的“内政本位”传统
第二节 仁宗边疆收缩立场与北部边疆的防御观念
第三节 宣德时期开平卫内徙的多重因素
第四节 开平卫内徙后的阴山坦途与蒙古南下
第五节 宣德时期“内政本位”观念下的放弃交阯
小结
第六章 正统时期王朝国家的南征北战与军事灾难
第一节 正统时期宦官崛起与“华夷无间”族群观念
第二节 正统朝廷边疆政策的转变与“麓川之役”的发动
第三节 “麓川之役”的政治争议与战役得失
第四节 正统时期明朝对瓦剌的绥靖政策
第五节 瓦剌蚕食明朝外围边疆的行动
第六节 “土木之变”军事灾难的发生
小结
第七章 明中期的河套危机与“搜套”行动
第一节 “河套”释义及其“过渡阶梯”地位
第二节 宣德以来蒙古进入河套与天顺年间的“搜套”行动
第三节 成化初年毛里孩驻牧河套与明朝再次“搜套”
第四节 成化二年杨信搜剿毛里孩、阿罗出无功
第五节 成化六年朱永搜剿阿罗出的阶段性胜利
第六节 成化八年明军驱逐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与“搜套”成功
小结
第八章 明中期西北财政危机与移民河套的空想
第一节 成化时期移民河套、固定控制的方案
第二节 西北地区的脆弱生态环境与匮乏的财政状况
第三节 “搜套”行动引发的西北动荡与户部的反对立场
第四节 河套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成化时期移民河套的不可行
第五节 明初空置河套的地缘政治根源
第六节 明前期河套周边薄弱的防御体系
小结
第九章 “内政本位”观念与榆林长城的修筑
第一节 延绥镇巡抚的政治职责及余子俊与户部的渊源
第二节 成化时期西北巡抚反“搜套”立场与长城方案的提出
第三节 成化前期兵部的人事更迭与白圭的强势“搜套”
第四节 榆林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立
第五节 榆林长城的示范意义与“明长城时代”历史潮流
小结
第十章 明中后期王朝国家的四面楚歌与隆庆改革
第一节 明中后期王朝国家失去河套
第二节 明中后期蒙古的全面压制与多次求贡
第三节 明中后期越过长城的汉人与“板升”群体
第四节 “隆庆开关”与“俺答封贡”的历史变局
第五节 明中后期边疆困局的延续
小结
第十一章 晚明王朝国家的地缘危机与最终灭亡
第一节 全球化潮流中“中华亚洲秩序”的动摇
第二节 长城的被动特征与“反噬效应”
第三节 “看边”建州女真的军事叛乱
第四节 明末陕北社会的“军事化”特征与军民叛乱
第五节 “新农战史”的提出——以张献忠研究为例
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了解更多历史学好书
编辑、策划：周畅 窦知远
转载自：鸣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