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唐高宗时，西突厥几度与吐蕃联合攻陷“安西四镇”，武则天时，东突厥汗国复兴，南与吐蕃势力相呼应，构成对唐朝的夹击之势，唐朝虽几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因拥有这两个战略基地，终于能抗拒西突厥、吐蕃、突骑施、葛逻禄等势力相互配合的进攻。即使“安史之乱”后，唐朝盛世不再，河陇地区(今甘肃、青海)也全部被吐蕃攻占，安西、北庭两个军事重镇因而与朝廷隔绝长达20多年，但因唐朝守军一直顽强坚守，结果不仅西域诸国仍然拥护朝廷，而且也造成了吐蕃的后顾之忧。
所以，当唐德宗想将其割让予吐蕃时，大臣李泌坚决反对，他认为：“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御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叶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援，奈何拱手与之？”使唐德宗打消了念头。建立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适时策应主要战略方向边疆军事部署如何做到合理、稳固、具有弹性、反应迅速，是历代不断探索并在治边实践中解决的一个重要战略指导问题。
对此，历代王朝一方面追求整体国防力量布局上的强干弱枝，另一方面，又重视保持边疆和内地军事力量的战略平衡，通过建设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做到一旦边疆有事，则由战略机动部队迅速对边疆驻军进行策应，以控制局势，掌握主动。早在西周时期，中央政府即已注意到国防力量的布局问题。西周建国后，为了拱卫王室，分封诸侯，从这些诸侯的分布情况，就反映了统治者对地缘战略因素的重视。
如西周以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以东的昆明池北岸)作为国都，体现了直面来自西北游牧民族威胁的战略意图，同时，通过营建东都洛阳，以控制关东太平原进入关中的战略通道。秦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仍然一直沿袭着中外相维、居重驭轻、内重外轻、强于弱枝的思想，首重统治中心的稳定和安全，只在边疆要地驻扎部分兵力以维系在边疆的统治秩序，以避免大量驻军给国家财政带来深重负担，同时又防范边将拥兵自重，和由此导致的尾大不掉局面的出现。
但中国历史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使得边疆经营中军事防御问题十分突出，这就使得历代封建王朝不得不将“攘外”与“安内”联系起来，根据边疆安全上的威胁和隐患，合理部署军事力量，履行中央政权“攘外”的职责，以实现安边与固边的双重效果。
尤其是，中国的边疆地带，幅员广阔，存在着众多影响边疆安全的因素，在这种形势下，单纯依靠有限的边防力量进行防御，往往防不胜防，也难以应付大的战事，于是，各朝代除了在边疆前沿部署军队之外，无不重视建设和保持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以应对来自边疆的重大威胁。
例如，西汉王朝除了极力扩充边防，扩大守边部队之外，在防御匈奴和反击匈奴的战争中，主要依靠的就是中央直属的正规军。如汉文帝时，曾任命周亚夫、刘礼、徐厉三人为将军，各率大军，分别驻扎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周围的细柳、霸上和棘门三营，一方面担任卫戍京师的重任，另一方面也作为策应北部边疆的战略机动部队。此后，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数次大战中，主要作战力量也是由中央组建的正规军，而不是边防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