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宋朝是个经济发展快速的朝代。宋朝不是因为经济发达灭亡的，更不是因为太富有而导致军队素质下降而灭亡的。无论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论不上这两条。
北宋建立之初，鉴于唐王朝灭亡的教训，先是收归了军权，然后收归了地方的权利，以文制武，强干弱枝。北宋自“檀渊之盟”后，对外一般主张和议，以至于有了很多“贡”，但可正因为如此，北宋有了很稳定的发展环境，北宋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然而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体制。
宋代的军事实力本来不差，建国之初和辽的军事竞争之所以只能平手而不能达成“收复燕云”的战略目标，是因为辽本身已经是和中原文明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大国，所以它与北宋之间的战争是两个基本同体量同水平的大国之间的整体性军事竞争，有胜有败很正常。而北宋在伐辽之役中犯下的很多军事错误，也不是现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兵将分离”“看着阵图作战”，相反恰恰是分兵部队不听中枢指挥贪功冒进，而非所谓的“积贫积弱”“宋太祖为了保皇位收兵权不惜削弱军队战斗力”造成的。
北宋对外战争看似胜少败多，其实不然。北宋的兵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轮流戍守”，“以文制武”，也只是一个弊端，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关键因素是:军事指挥者的能力和临场应变发挥。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北宋缺少的就是能征善战的“将”。
另一方面，北宋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党争”。党争就是官员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北宋最大的党争出现在神宗“熙宁变法”新旧派党争。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政虽切中时弊，然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
而党争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还牵连了很多人，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皇帝为了集权对当时政治体制的破坏。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构中，文官集团通过对宰相权力的加强和台谏等渠道，对君权的约束是很强的，所谓“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在当时并非虚语。皇帝并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很多事情必须文官集团集体通过，才能落实到执行层面。这样的决策机制当然会在效率上有损失，但也能更多的保证政局稳定和不出大错。
但到神宗朝，宋神宗为了推行变法，对前朝遗留的这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很多改动，极大的削弱了这些约束。然后这种改动的影响持续到了徽宗朝，并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远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宠臣们搞的更糟了。
宋徽宗宠信的权臣蔡京顺着神宗改革的势头，进一步强化了徽宗“御笔”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决策均决于“上意”，于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种集体决策机制到此基本名存实亡；而蔡京本人则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赖的优势，屡屡借“御笔”推行自己的意图，把持了朝政，同时还继续搞比起神宗朝更没底线更离谱的党争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党禁”）。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了徽宗朝人才选拔机制败坏，朝堂上群小并进，最后形成的上层官僚集团既无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线，更无战略眼光，因而才能凑出一帮奇葩，在宣和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后和皇帝一块儿屡屡上演前面所提及的开玩笑一样的闹剧，最终把一个有钱有兵有人心的大国生生玩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