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谚云“穿衣戴帽，各有一好”，形容人各有各的喜好与追求。不过在古代中国，戴帽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正如《礼记·冠义》中所说的“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那样，帽子几乎在其诞生之始就成为服饰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其形制也自然与社会习俗和身份等级挂钩，绝由不得人随意穿戴。这似乎不难理解：若非如此，乌纱帽又怎会成为官员的代称呢？
不过相比于传承千年的官制，乌纱帽还显得非常年轻——在它之前，承载起相关文化内涵的，是冠。《礼记·王制》中，“冠礼”为六礼之始。所谓“男子二十，冠而字”，其意为男性到了二十岁，就应当举行“冠礼”并取字，以表示其人已经成年，要开始担负起新的社会责任了。以“冠礼”为成人礼有着深刻的文化寓意，西汉刘汉《说苑》写道：“冠者所以另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饬，所以检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完必祝成礼，加冠以厉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带，以行事弃幼少嬉戏惰慢之心。”《淮南子·人间训》有言：“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一顶“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的帽子，却能被时人赋予“检其邪心，守其正意”的内涵，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传统中华文化中，帽子的社会意义早已超出其实用功能，而成为身份地位乃至于道德精神的指代物。
黄帝像（想像图）
既然帽子在传统视野下背负着如此严肃的议题，自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在礼仪典制方面均对戴帽一事进行详细规定便不足为奇了。尊卑不同者所戴的帽子自然不同，凭自己喜欢胡乱穿戴的行为很可能触犯刑律。
《汉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其中讲到昌邑王刘贺赐给其奴仆以仄注冠。仄注冠即法冠，依汉制为御史、迁尉所戴，这位昌邑王“以冠奴”的行为自然有违朝廷礼制，被评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那这位“暴尊象”的昌邑王下场如何呢？——这位昌邑王刘贺，即是大名鼎鼎的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最后在凄凉中死去。虽然其下场未必与其“作非常之冠”的“暴行”有关，但《汉书》中的评价却能清晰地表现出戴帽一事在汉人心中多么严肃。
汉朝官员的舆服大多以“冠”为名，那官员的代名词为什么会渐渐演化成乌纱帽呢？这背后的故事非常漫长。几千年来，名称不同、形制各异的帽子，不仅承载着不同时代的编织技艺与制造水平，更形象地描述出了不同朝代的法律制度。
汉武帝像
从冠冕到黎明
“冠礼”与刘贺冠奴的典故所指均为冠，其实帽子的外延远不止于此，只是帽子名目繁多，且不同朝代称呼多有不同，所以很难通过名称对其进行梳理。如唐朝虞世南《北堂书钞》中的衣冠部中收录冠、冕、弁、帻、缨、簪、貂、今、帽等九类，而宋朝高承所编的《事物纪原》已有冠、冕、弁、簪、缨、帻、通天、貂蝉、长冠、高山、法冠、进贤、幞头、帽、席帽、大帽、帷帽、头巾、幅巾等近二十种。清朝方以智在《通雅·衣服》中言明：“古分冕、弁、冠，然亦通称。犹汉、晋来，分帻、巾、帽，而亦通称也。”从中不难看出帽子“家族”的丰富与混乱。
所以在梳理中国古代帽子的历史时，不妨以其形制为界，将帽子分为冠、帽/巾两种。冠最为华丽，以质地坚硬的材料制成，其形制系缨贯笄，多用于礼服，为修饰仪表、标志官职之用；帽与巾相似，前者多以经过处理的布帛等柔软材质制成，可扣戴遮覆，多用于公服和便服；后者则更为随意，用于扎束韬发，多与便服相配。
当代汉服爱好者的冠礼
以上定义的区分相对原则，但已经能解释最常见于史书的帽子为何是冠：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冠多为上层社会所使用，中国古代史书多以上层社会为主体，冠的身影自然更为常见。自周而降，汉人一向以冠、冕为贵，东汉永平二年，汉明帝刘庄下诏依《周官》《礼记》《尚书》等典籍制定舆服，其中朝服配帽分十种，分别为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郄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氏冠，均为冠——由此“冠”与“冠冕”也成为士大夫阶层及其佼佼者的代称，如《史记·项羽本纪》中言楚人“沐猴而冠”，虽做贬义，但正扣“冠”字之华贵；而《三国志·庞统传》中，庞统也被司马徽称为“南州士之冠冕”，以示其才高。
帽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刘熙《释名·释首饰》中言“帽，冒也”，从声训的角度来看，“帽”也是古人“以纱帛冒其首”的自然延伸。《仪礼·士冠礼》记载“三皇时，冒覆关……至黄帝则有冕”之句，更直接点明了帽应当古老于冠。不过直到三国两晋时期，帽尚广泛被汉人称呼为“帢”或“幍”，东晋之后“帽”这一称呼才被广泛接受。由宋至明，帽与巾的区分并不明显，如赵彦卫在《云麓漫钞》曾记载了南宋由帽而巾、帽巾相混的风俗：“宣政间，人君始巾……当时只谓之温公帽、伊川帽，亦未有巾之名。”
大体而言，帽经过了一定手法的裁剪，而巾则直接扎系在头部即可。当然平民多在发髻上裹巾，唯贵族阶层方能戴冠，从社会层面来看，巾的“草根色彩”就显得十分浓厚。先秦时期士卒从裹青巾，故被称为“青头”；百姓多裹黑巾，故被称为“黔首”；甚至于“黎民”中的“黎”也是指黑色，冠冕与巾的分野，贵族与百姓的分野，已然重合。
无名也是一位“黔首”
从幅巾到幞头
如果说直到魏晋时期，冠冕还是贵族的代名词，而巾则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离经叛道的话，那乌纱帽又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官员的指示物呢？这要从幞头开始说起。
幞头是一种包裹头部的纱罗软巾，从其形制来看，当归于巾类。巾的流行，要从魏晋风度说起。魏晋时期，政治环境波谲云诡，士大夫阶层在重压之下投身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弃冠施巾成了这些人表达不满的普遍作法。所谓冠冕堂皇。相对于庄严肃穆的冠，幞头的随性与方便成渐渐为士大夫阶层所喜，尤其在魏晋道家思想的熏染下，幞头更成为士人的常服。在竹林七贤的经典形象中，七人或施巾，或散发，或梳髻，巾在这里成为了士人们放浪形骸的最佳器物。
胡寅注《大学衍义补》中写道：“古者，宾、祭、丧、燕、戎事，冠各有宜。纱幞既行，诸冠尽废。”从中可以看出巾迅速取代冠的历史脉络，其中也未尝没有一丝“礼崩乐坏”的感叹。古之巾何时渐变成幞头已不可考，但却能推出个大概：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宇文邕曾对幞头形制进行改革，并促成了幞头的流行，这一故事在《隋书·礼仪志》中有记述：“故事，用全幅皂而向后劗发，俗人谓之‘幞头’。自周武帝裁为四脚，今通于贵贱矣。”
竹林七贤图
从这一段记载可以得知，“幞头”一词是民间俗称，其原形大约是古代多为“贱人”所用的幅巾。宇文邕将其形制改革后，一时流行，从此“通于贵贱”。从古籍、壁画中并找不到幅巾向幞头演进的明显轨迹，考虑到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背景，幞头很可能是以幅巾为底，受鲜卑帽影响而演变的产物。隋朝大业十年（614年），吏部尚书牛弘上奏建议在幞头中加衬垫，使用时扣覆在髻上，再用巾帕系裹。至唐初，经牛弘建议改制的幞头已被广泛使用，成为有唐一朝时代特色最鲜明的帽子样式。
唐太宗、唐高祖像
五代时期，幞头制作工艺有所改进，其硬度提升，“前为一折，平施两脚”的形制出现，这与后世乌纱帽已颇有相似之处。由唐入宋，幞头“两脚”变得长而直。在民间传说中，因百官入朝站班时容易交头接耳谈私事，故宋朝皇帝下令于幞头后加长展翅，使官员之间有一定距离。其实在五代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了配有较短展翅的幞头，宋朝定型的长展翅很可能承袭于五代旧制，只是将其通过朝廷礼制确定为官服。周密的《武林旧事》中甚至还有宋朝皇帝主持册封皇后大礼时“内服幞头”的记载，宋人对幞头的钟爱，由此可见一斑。
与唐朝柔软的幞头相对，最具宋朝的幞头为直脚幞头，上自天子下至百官均可佩戴，这一风潮穿越元朝直接影响了明朝的舆服制度。据《明史·舆服志》载：“（文武官员）幞头，漆纱二等，展角长一尺二寸。杂职官幞头，垂带，后夏令展角，不用垂带……”只是在明朝，官帽新的主角终于要登场了，那便是乌纱帽。
宋太祖赵匡胤像
集大成的乌纱帽
从名称上来看，乌纱帽倒非源于明朝。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原就已经出现了白纱帽与乌纱帽。从《隋志》中“南宋、齐之间，天子宴私多着白高帽”的记载来看，白纱帽当为天子便服。乌纱帽的历史更为久远，《宋书·五行志一》中对其起源有起源记载：“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仕统军赭圻，制乌纱帽，反抽帽裙，民间谓‘司徒状’”。这一故事说明，早在东晋初年，司徒王休仁就发明了“乌纱帽”，民间还因此起了个“司徒状”的别称。
唐宋时期，也不乏有关于“乌纱帽”的记载，如马缟《中华古今注·乌纱帽》一年记载：“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诏曰：‘自今已后，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又如宋陆游有《探梅》一诗云：“但判插破乌纱帽，莫记吹落黄金船。”不过中国古代各种帽类名称多有改变，故判断明朝乌纱帽的渊源不应以名称而应以形制来论：乌纱帽的“真实身份”，应当是幞头的进阶版本；其形制之复杂、寓意之丰富，也堪称集幞头之大成。
明朝乌纱帽由前屋、后山两部分组成，前屋低，紧贴头部；后山高，以承发髻。《孝经》中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古训，汉人自古以降有蓄发传统，头顶发髻需要一定空间，乌纱帽的形制可谓审美与实用兼得。当然乌纱帽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不是前屋后山，而是左右两侧伸出的展翅，又称“高蝉”——相比于宋朝幞头的长展翅，乌纱帽的展翅更为圆润厚重，外形也更为多样。
明朝乌纱帽
洪武三年（1370年）定制，凡文武官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与此同时，年老退休的官员、侍奉父母的辞闲官员、尚未授官的状元、进士也允许戴乌纱帽；唯因事罢官者不得再戴，皂盖乌纱，由此与官员、官场永远联系到了一起。有明近三百年的影响，使得乌纱帽经历了清朝舆服制度的中断后，依然在大众文化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成为官员的代名词。
明朝初年官员风气为“乌纱矮冠”，到了明朝中后期，乌纱官开始越做越高，以至于“纱帽作高顶、靴作高底、舆用高杠”，有了“三高先生”的说法，一顶乌纱帽，也成了明朝官场习性变迁的活化石。在明人诗词、戏曲中，也不乏有乌纱帽这一意向，如郑板桥《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中的名句“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乌纱已然是官位之意；又如冯惟敏《清江引·八不用》曲中“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一句，“乌纱帽”三字已然有着浓浓的衙门气了。
古代朝鲜乌纱帽
结语
从民间文化来看，将“乌纱帽”视为官帽并无不妥，不过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种指代有着相当漫长的演进过程。宽泛而言，不妨将“冠”视为最古老的官帽，这一形制经魏晋风度的熏陶渐渐向幞头演化，最终经唐宋明三朝收束于乌纱帽。从东汉永平二年制定舆服开始，到明朝洪武年间以乌纱帽为“凡文武官常朝视事”的公服，中国历朝官服的形制虽有大变，但背后的舆服制度始终一脉相承，这种制度传承，才是乌纱帽最终变成官场代名词的真正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