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元月初一，后周殿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匡胤受命前往御敌。初三夜，大军于京城汴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发生哗变，将士于隔日清晨拥立赵匡胤为帝，国号“宋”。
宋朝与明朝不同，明朝滥杀臣僚如草芥，而宋朝最讲究尊重士人。
相传赵匡胤曾在太庙留有秘密“誓碑”，非新天子不得阅看。历代北宋君王都严格执行“誓碑”的祖宗之法。
大宋开国一百六十七年后，靖康之难，金人入侵中原，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虏去了北国五国城。北宋亡，太庙里的“誓碑”真容才被发现。
古书《避署漫抄》记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清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不知所誓何事。”
“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徽宗第九子、钦宗异母弟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本没有条件阅看“誓碑”的赵构，是曹勋受徽宗半臂绢书，从燕山逃回来后向他转达的。徽宗告诉赵构：“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赵构在位三十六年，一直以严格遵守太祖“誓碑”自诩，以宽厚仁慈角色示人，但《宋史·高宗本纪》载，赵构三次违背太祖“誓碑”杀人，其中最震动人心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
北宋靖康元年，金军第一次围攻汴京, 逼迫宋与其签订城下之盟，时任少宰的张邦昌随同康王赵构前往金军为人质。这段经历使张邦昌与赵构建立起良好的共患难之情。靖康二年初，金军攻破汴京，俘虏废黜了徽宗钦宗。由于张邦昌“亲金”背景，很快就被金人选中，连威胁带诱骗，当上了“大楚”皇帝。
与中国历史上的“伪皇帝”、“儿皇帝”不同，金人要张邦昌做皇帝，他一度想要自杀。当上“皇帝”之后，他不敢登上北宋皇帝的紫宸、垂拱两殿， 将办公地点设在文德殿。他更不敢以帝王自居，下令百官不准朝拜。他还向金人提出了不毁赵氏陵庙、免取金银、存留汴京楼橹、三年内迁都江宁、请金军五天内班师、降号称帝、借金银犒赏等七项要求并获得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为宋朝争取了一些利益。
金人一走，他立马就脱帝袍、去帝号，结束了仅一个多月的皇帝生涯，迎元祐皇后孟氏 (宋哲宗废后) 入居延福宫垂帘听政，还派人向赵构献上了宋朝的受命玉玺以示效忠。
然而，归南宋后，尽管赵构给张邦昌封了官，但朝廷上下倒张的舆论一边倒，特别是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猛烈攻击张邦昌“僣逆之罪”。赵构终于抵挡不住舆论的压力，先是将张邦昌贬往潭州安置，继而又寻了个无聊的小借口将其赐死。
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时年仅21岁，专注于应天府行宫中的行欢作乐，对待金人则倚重黄潜善、汪伯彦，主张对金屈辱媾岁和。
李纲主张坚决抗金及反对投降活动，却为赵构及汪伯彦、黄潜善所不容。因此，他们蓄意破坏李纲的抗金部署，迫使李纲主政仅七十五天就辞职。
李纲的罢相，遭致了陈东和欧阳澈的上书。陈东指责赵构不该当皇帝，如钦宗回来如何自处？而欧阳沏上书 “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
二人被杀后，宋高宗很快后悔，给陈东和欧阳澈赠官，派人祭墓，表达悔过之意。
如果说杀张邦昌、陈东、欧阳沏还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岳飞先后任宣抚使、枢密副使等高官，按说受太祖“誓碑”的保护，但赵构对岳飞的违约破例，决非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非杀不可。
解除岳飞等官高权重的兵柄，赵构已酝酿了好几年。绍兴十年秋，岳飞被迫班师后愤而辞职。此时的岳飞一无兵，二无权，对降金乞和活动既无权干预，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
在赵构的授意下，秦桧唆使万俟卨等人弹劾岳飞。岳飞身陷囹圄，生命垂危，绝食和不自诬是其仅剩的反抗手段。
同为抗金名家的韩世忠曾为岳飞的冤屈愤愤不平，责问秦桧。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莫须有”三字从此就成了冤狱和冤案的代名词。
后来刑部、大理寺建议“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云飞私罪徒”，主张保留岳云的性命，但赵构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秦桧死后，赵构为很多人恢复了名誉，以示革除弊政，却没有给岳飞平反，把罪责诿诸秦桧，对平反之事始终置之不理。直至孝宗即位，才给岳飞恢复名誉。
此时赵构心中的太祖“誓碑”早已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