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韩琦、范仲淹、司马光一样，富弼的人品和能力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必须要肯定的，要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评价富弼这个人。早年他多次辞官，但是在其他人都不敢和契丹使节打交道的时候，富弼挺身而出，他毫不推辞。就说前面一些人提到的出使辽国的例子，他受命出使辽国的时候，一个女儿夭折，后来又有一个儿子出生，他都没有任何表示。
现在人对富弼的争议比较多的主要就是一点，他早年和范仲淹一起主持了庆历新政，进行改革，只是反对势力太大，改革没多久就失败了，富弼和范仲淹都从执政的位置上被外放，庆历新政也就此夭折了。而到了晚年，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时候，富弼又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立场，反对变法了。
在现在的人看来，这种前后不一致是有问题的，是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出了问题。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下来看，其实并非全然如此。哪怕是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富弼和韩琦、司马光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支持改革，但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甚至也包括王安石变法时期反对变法最坚决的文彦博，也是这个态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从人之常情来说，任何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比较倾向于求变，政治上比较激进，而到了晚年，就会趋向保守，更倾向于求稳，怕变化。年轻的时候就在政治上比较激进，到了晚年还是一样激进的，这种人是比较少。而且，从历史上看，一旦出现这种人，多数不怎么靠谱。
再来说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的问题。韩琦、富弼和司马光都是坚决支持庆历新政的，但是却都坚决反对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庆历新政是对现有政治格局的修修补补和调整，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熙丰变法是外科手术的方式，也就是大拆大建，是颠覆性的。
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到神宗时期都已经是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的韩琦、富弼、司马光和文彦博这些人，他们当然承认宋朝到了仁宗时期就已经出了问题，必须要改革，但这个改革应当是以稳妥、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像熙丰变法一样对旧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再来推出新方案。因为后者的风险比前者大的太多了，后者如果失败，是有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的。
改革本身是为了求生，而不是为了求死。而且，任何改革都可能出现最好的结果，也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改革当然都是希望事先最好的结果，但在启动改革的时候，也必须事先考虑清楚，如果一旦出现最坏的结果，整个国家是否能够承担。如果不能承担，那么就不如先不改革，或者是先进行局部性的、小规模的改革。
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得了重病，两个医生开药，一个医生的药方保守，虽然不能彻底根除疾病，完全治愈，但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伤。另一个医生的方案比较生猛，是下猛药，如果成功就可以彻底治愈，死而复生，但这个药方的另一个可能是治疗失败，本来不吃药还可以活三五个月，这个药吃下去可能就直接死了。
庆历新政就是前一个相对保守的方案，熙丰变法就是后一个比较激进的方案。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当然当时的改革应该更彻底，只有彻底改革才能让宋朝焕发新生命。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不一定的。
尤其是对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这些人来说，到了神宗时期，他们都已经是元老重臣，国家无事便罢，如果真的遇到了重大危机，还是要他们这些人出来收拾局面的。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反对改革，反对变法，不如说他们是在防止改革直接走向最坏的结果。这也是神宗一边让王安石主持变法，一边又让文彦博、富弼这些人“平章军国重事”的用意所在。
总之，改革作为政治行为，本身也是比较复杂的，改革派里面也有坏人，反对改革的也可能是好人，不要简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