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隆二年，在讨灭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之后，宋太祖召见赵普，对他说：“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
面对皇帝的询问，赵普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残唐五代之所以战乱频繁，原因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在赵普看来，唐制与周朝一样，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地方势力太大，导致中央软弱无力。
为此，赵普也像李斯进谏秦皇一样，请求实行中央集权、搞君主专制。于是，宋太祖便模仿秦制，通过各种手段来侵夺地方之权，秦朝“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宋朝则“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搞得地方软弱无力——这反而成为了宋朝制度的最大缺陷。
北宋中央集权制度的危害
《宋史·兵制》记载，宋兵分为守卫京城的禁军，来自地方的厢军以及民间应募团练的乡兵。为了强化中央，在三种兵种里，禁军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战斗力最高。
宋朝国初有兵三十七万八千，其中守卫京师的禁军就占了十九万三千；中期庆历年间，全国有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禁军兵马增加到了八十二万六千，出现“冗兵”现象；王安石变法之后，禁军虽然裁减到五六十万，但彼时与西夏的战事频繁，军粮耗费严重，兵员虽少，养兵却反而更加困难。
宋太祖下令收天下精兵，要求地方招募壮勇，然后输送中央，以备禁卫。地方余下的老弱残兵则负责留守本城，成为厢军，他们虽然不需要更戍流动，但也不常操练，战斗力极差。如果发生战事，就需要朝廷从中央调动禁军去作战，厢军只负责坚守而已。《宋史》记载，北宋后期的元丰年间，中央禁军数量是六十一万二千人，而负责守卫全国各地方的厢军才二十二万七千人。
面对地方如此软弱的兵力，无怪乎宋江能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而当方腊在东南起兵之初，也能够轻易地“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直到童贯率领中央禁军到达，农民军才被镇压下去。当金兵南下之时，曾于河北行军如入无人之境，在渡过黄河前未遭一丝阻击，金人都嘲笑说：“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其实北宋并非无人，而是因为所有禁军都奉命驻守在京师周围，得不到朝廷调动的命令；而地方厢军又软弱无力，不能抵抗金人的入侵——所以北宋在对外战争方面非常的无能，究其原因，苏辙认为是因为抛弃了唐朝的府兵制度优势。
苏辙揭露北宋集权制度的弊端
南宋时期，陈亮写作《上孝宗皇帝书》，指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它非但没有纠正北宋“内重”的弊端，而且还通过市易、均输等方式来与地方争夺利权，不仅要让中央在权力上完成集中，而且还要令其在经济上实现雄富，将天下财利皆收归中央。陈亮写道：
“彼（指王安石）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
其实，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发现了北宋制度的毛病，此人就是苏辙。
苏辙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其兄苏轼因反对变法而遭遇“乌台诗案”，在高压之下，士大夫们都得收紧言论，不敢谈论时政。但他们基于政治良心，却无法对朝政日非的局势不闻不问，因此许多人借历史来谈时政，隐晦地揭露当权派的错误。例如苏轼在《论商鞅》里，用秦孝公来影射宋神宗，而将王安石比作商鞅。商鞅借鼓吹富国强兵来美化国家对底层百姓进行奴役的事实，在他的治理下，秦国人的生活只有“耕”、“战”二字，他们要么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以领取军功，要么就得老实地在田地上耕种并服从徭役；结果秦国王族虽然统一了天下，但秦地父老却是受秦法压迫最重的人群，而王族最终也在统一不久之后就遭遇了亡国绝后的命运。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就是要把北宋带向这条歪路。
类似的，苏辙也在《唐论》中阐述了自己对时政的看法，并且隐晦地揭露北宋的立国之本——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端。
宋太祖与赵普认为唐制与周制的问题一样，都是没有实现中央集权，所以才导致战乱。苏辙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只认识到了现象，却未发现本质。
历史上“内重”与“外重”的矛盾
政治制度是存在发展的，晚出的制度总会比之前的制度要完善，因为后人能够吸取前人的经验，所以唐制不可能是周制的简单复活。
苏辙指出，从西周到东汉，“内重”与“外重”始终是困扰各个政权的主要问题。西周的制度具有“外重”的特点，天子对于诸侯来说，只相当于一个盟主，各诸侯国都拥有自己的兵马，并且能够向本地的居民收税，只以进贡及朝觐的方式与中央保持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如果有权臣出现，敢欺凌天子，地方诸侯就会举兵勤王。例如春秋时，当子带引兵攻击周襄王、扰乱王室时，晋文公就帮助襄王平乱；此外，周朝无农民起义的记载，可见当时底层反叛并不容易，因为地方拥有强兵，可以很快就将起义镇压，可知“外重”的优势在于内无权臣、外无叛民。但它的弊端在于诸侯拥兵太重，难以制服，各诸侯间还相互争斗，造成频繁的战乱。
秦朝统一天下后，开始实现中央集权制度，将天下兵马财富全部聚拢在关中，郡守与县尉更多只是法术之士，只是依令办事而已。“内重”的好处在于结束了地方的纷争，形成统一的领导中心，提高行政效率。但在这种集权制度下，不管多荒谬的决策，地方都只能照令实行，无法驳回再议。只要有权臣把持朝政，就可以凭一人之力而主宰天下。例如赵高擅权于内，李斯虽贵为宰相，仍免不了车裂。即使举国之人都知道关外已乱，秦人即将大难临头，赵高依然坚信“关东盗毋能为也”，不肯采取紧急措施，误国到底。此外，由于地方软弱无力，所以农民就有了起义的时机，当地方无力扑灭义军的星火之时，农民们就“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形成燎原之势。故而“内重”的问题在于它会导致昏君奸臣误国以及农民起义。
西汉去古未远，没能解决好周秦制度所遗留的问题。在汉初的时候偏向“外重”，结果导致七王之乱；汉末之时又进行集权，所以王莽轻易地就篡夺了政权。东汉则反过来，前期“内重”，故而大权长期被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自黄巾起义之后，为了镇压百姓，刘焉建议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赋予地方兵权。最终各路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借口，拥兵自重，造成分裂。
唐朝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问题
魏晋时期，历史陷入了倒退，政治制度的发展也迂回停滞。魏文帝猜忌骨肉，偏向“内重”，导致魏国被司马氏篡夺；晋武帝鉴于亡魏之失，转向“外重”，分封宗室，导致八王之乱。魏晋皆享国短暂，这说明“内重”与“外重”的问题日益突出，偏于哪一面都不可能长久立国，故而苏辙说：
“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
在唐朝之前，出现了许多个短命的朝代。南宋与南齐实行典签制度，权力集中，造成造成皇室骨肉相残；南梁化典签为强藩，导致地方战乱；北魏、北周皆亡于权臣，隋朝则亡于农民起义。
为了摆脱历史恶的循环，唐朝平定天下之后，并未像隋文帝那样要求“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人间甲仗，悉皆除毁”，而是采用寓兵于农的府兵制。《新唐书·兵志》说：
“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全国各地的府兵中，只有一部分轮流宿卫京师，其他的兵马则在闲时耕种、战时出征，所以将领所到之处皆有兵可用，不需要像北宋那样圈养大批禁军在京师周围，打仗的时候还要调拨他们行军到地方去。唐朝军令统一于中央，兵力则分散在地方，形成“内外两重”的特点。
初唐在边疆地区设有方镇，他们是节度使率领的兵马，主要用来戍边，对付夷狄。节度使不能世袭，他们的权力虽然堪比周朝的诸侯，但任免都要由朝廷来决定，并且要接受能力等方面的考核。唐朝立国之后，直到唐末才发生裘甫起义和黄巢起义，这是因为府兵在内可以镇压乱民；而边疆的方镇则能够击退夷狄，扩张版图。
正因唐朝“内有府兵之威，外有节度之援”，所以虽历经武周代唐、安史之乱、吐蕃入侵、泾阳兵变、甘露之变、庞勋之乱和黄巢之乱，始终能屹立不倒。并且时而迎来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会昌中兴等等。大唐制度仿佛存在纠偏的机制，一当各方平衡被打破，它又会重新校正回来。所以武后代唐之后是玄宗中兴，安史之乱爆发循被平定，三镇叛离德宗却畏服于宪宗，宦官虽欺凌文宗但惧怕武宗等等。
最后，苏辙修正世俗对唐朝灭亡原因的看法。唐朝之所以灭亡，并非因为设置了强藩，而是因为“内外两重”的平衡被打破，并且超出了纠偏的限度。唐太宗的时候，天下有兵八百余府，关中独有五百府，多出半数。而地方有兵三百府，足以平乱民、抗外敌。到了天宝年间，只有东北的范阳有战事，故而府兵四出，集中在范阳，安禄山因之作乱。中唐以后，府兵制度被破坏，方镇各自募兵，朝廷禁军与其进行竞赛，时而胜过，时而持平，故而不能牵制，导致一乱涂地。
所以苏辙做结论说：“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所谓的“后世”指的就是宋朝。如果能够恢复府兵，使府兵入内，形成“内足以制外”的局面，那么就可以保持强藩以捍夷狄了。可惜宋太祖与赵普选择了开倒车，重走中央集权，偏向“内重”的老路，而王安石变法以助之，北宋终究因地方兵弱而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