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史中的这句话，可谓之盖棺定论，也被大多数明史爱好者所认同。那么神宗皇帝真的就这么不堪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将一个偌大的帝国引向了末路呢？
神宗皇帝名叫朱翊钧，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其父为裕王朱载坖（隆庆皇帝）。朱翊钧出生时他的哥哥早已亡故，他实际就是王朝的世子，也是未来大明的皇帝。
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王朝对他的教育也格外重视，指派了张居正、申时行等饱学之臣为其老师。这些老师的教导也极其的严格。
从朱翊钧五岁起，他就有了严格的作息表。清晨五点起床，开始背书；七点进早餐（向长辈请安）；八点开始上课学习；中午十二点吃午饭；下午两点又开始学习，直至六点晚餐；晚上九点前就寝……
一般每年只有三天的休息时间（春节、皇帝生日、自己生日），这三天虽然不用学习，作为王朝的继承人，也需要参加各种繁琐的仪式。正式出阁读书，被册立为太子后，也依旧过着这样的生活。
简单来说朱翊钧是没有什么玩耍时间，更重要的是他的特殊身份，让玩耍被视为一种危险并且需要摒弃的恶习。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朱翊钧没有什么快乐的童年。
实际上很多皇帝登上帝位之后，会贪图后宫玩乐，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的天性或者说欲望是可以被压制，但是很难被消灭。长期压抑一旦爆发，欲望只会变得更加强烈。
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登基称帝，定年号为万历，开始了其漫长的统治。万历刚登基，朝堂就发生了巨变，张居正联合司礼监冯保赶走了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登上权力的巅峰，也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不过这一切都和十岁的万历皇帝无关，他现在的任务还是学习。他也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就开始荒废学习，而此时他主要的老师张居正也没有因为他身份的变化而放松管教。
例如万历将“色勃如也”，中的“勃”读成“贝”。张居正就断然呵斥，“那个字读bo”！完全没有把眼前的人当作皇帝。
说明：现在我们觉得张居正作为老师，他的行为很正常。但在皇权的时代，他的这种行为有个专门的罪名“大不敬”（这是十恶不赦之罪）。那个时代帝师如果觉得皇帝不用心，最多只能停止讲课不停的念叨“为人君者，当不正乎”之类的话，提示皇帝。
张居正为了更好的教育万历，让他成为理想中的天子，自己还亲自为万历编写教材。例如《帝鉴图说》，精选历史上君主治理天下的事例，正面事例81件，反面事例36件。每件事例绘一幅图画，再配一些文字解释。
这书非常的好，好到太过于虚无缥缈，从古至今就没有皇帝可以做到，书中的明君实际也只能存在于书中。而现实中皇帝需要具备的操纵或者说管理臣下的手段，张居正是一点也不教。这也是后面万历皇帝悲剧的根源。
张居正除了严格的教书之外，对万历的生活也是参照书本上的古之贤君来要求，例如不能玩乐、不能花钱、不能放纵自己的爱好（太热心于书法都不行，前有宋徽宗啊），张居正是想塑造一个千年来文臣心目中的最佳天子–无欲无求、垂衣拱手的泥菩萨！
对万历来说更悲剧的是当时的另一个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如何教育皇帝这个问题上也完全认同张居正的看法。冯保出生于底层，他饱尝世道之艰辛，所以冯保很有点愤世嫉俗，希望改变一切。
在冯保心里，改变大明需要的是明君贤臣，贤臣已经有了（张居正），只需要把皇帝培养成明君，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所以冯保日常也在教育皇帝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像张居正一样他也为万历编制了不少学习读物（内容和《帝鉴图说》大同小异）。日常也对万历的生活也非常关心。
虽然他本人不敢直接训斥万历，但是当他发现万历有什么“不轨”时就会向李太后、张居正打报告。而且他也会严厉处罚敢陪万历“胡闹”的宦官和宫女。
最惨的是万历连自己的母亲也指望不上。李太后因自己的缺陷（李太后十分溺爱、纵容子女），也完全支持这两位先生的教导方式。
不能不说万历是一个难得的好学生，在这三人压抑个性的严厉教导下，万历并没有反弹，反而接受了并努力按要求规范自己。可以说张居正主导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明朝也就是毁在这个成功上。
万历十三年（此时万历已经实际亲政三年），万历皇帝从故宫步行带领众大臣至天坛祈雨，这十里地对我们常人来说算不上什么困难。但是对于帝王而言意味着他向天下表明了自己将效法古之贤君的决心。
万历也不是故意做做样子，日常许多皇帝都厌烦的朝会、经筵万历也没有荒废。可以说万历投入了所有的精力让自己去成为古之贤君，大臣们虽然欢迎，却不想效法“古之贤臣”予以配合。
说明：正统之后，因为票拟、披红制度，政务就不可能在朝会上去议定，朝会基本就已经沦为了一种表达君臣共治的仪式。而经筵，由于明朝对四书五经解释的法定化（科举指定了四书五经的标准注释来源），导致对理法经典的理解也无法扩充以及更新，实际上也成了君臣共治的仪式。
所以现实对万历的打击是沉重的，以至于他主动询问他的老师、内阁首辅申时行“天下何以大治”，当然他也知道申时行给不出他想要的答案。
因为万历觉得臣下们不能实现其大治的愿望，万历做出了一个危险的选择。他想拿回那些权力自己来。然而相关知识的匮乏，让他的方式简单而粗暴，就是利用帝王的身份，乾纲独断。
其后的历史众所周知，万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估计万历自己到死也没能意识到，正像他到死也没有意识到成功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他的爷爷，他的父亲，甚至是“他自己”，都给他做出了良好的示范--利用文官操纵文官集团进而掌控朝廷。他的爷爷嘉靖皇帝自大礼议后就牢牢的控制着朝堂，文官们争得你死我活，无非是在抢成为嘉靖提线木偶的资格罢了。
他的父亲隆庆皇帝虽然权术不如嘉靖，但是目的也非常明确让内阁首辅成为真正的丞相，自己则通过丞相控制住整个朝堂。而万历自己呢，他御宇前十年的情况实际和他的父亲是一样的。
可惜的万历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只是徒劳的亲自走上一线去和文官们争斗。虽然文官们一个个单打独斗没一个能斗赢皇帝。但是皇帝赢了一个个单独的文官能收获什么呢？一个个空缺的职位还不是需要文官来填补？
替补出场的文官还是出自文官集团的基础--士绅、科举集团。新的文官也自然站在文官集团这一边，而万历呢？他还是孤身一人。孤家寡人的皇帝如何治理大明？还不是得交予文官们去治理么？这不是相当于刚从单个文官手中赢回的权力，又亲手送还回去了么？
那么万历有没有机会组建自己的班底？实际上有很多机会，申时行、王锡爵在任内阁首辅的时候都是偏向万历皇帝的，实际上他们也暗示过万历。两人都私信过万历，不要与小臣纠缠，事情想清楚准备好之后，直接颁布即可。
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
实际意思就是要求皇帝给予支持，组建势力来瓦解和对抗文官集团。只不过是万历并没有明白，或者说是明白了，但是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我认为就是之前张居正十几年的教育，让他认为用这样的手段不道德或者是不正确的。
说明：申时行实际上从万历十年张居正倒台后就开始与文官集团的代表--言官斗争了。万历十三年斗争已经公开化，“高启愚案”就比较有代表性。但是万历并没有给内阁以足够的支持，导致内阁开始败退以至于后来不敢和言官们抗衡。万历在朝堂也失去了重要支撑，可谓是作茧自缚。
就算是我误读了申时行、王锡爵的意思，他俩还是站在文官集团那一边。万历作为皇帝还是有很多办法，你看他的孙子天启皇帝朱由校，不就用个文盲魏忠贤，就把朝堂的大权全部收回了么？
难道魏忠贤是个超人不成？无非是皇帝支持他，他可以打着皇帝的招牌把东林党的对头们组织在一起，进而击溃了东林，控制了朝堂。而崇祯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收回皇权的支持后，看似强大无比的九千岁就迅速垮台了。
这些帝王的常规手段，以万历的聪明不可能理解不了。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从未学习过，甚至一直被教育着应该排斥这些想法和手段，因为这些在文臣眼里都是极端罪恶且“古之贤君”应该极力摒弃的。
最终失败的万历却又不甘心失败，他觉得自己虽然拿不回权力也不应该去配合让那些文臣去使用权力。万历退居深宫之中，除了一些重要的朝堂要务，他任由前廷的文官们吵闹。他也不怎么批复空缺的官职任命（主要是言官）。
权力无法正常运转使用，大明的诸多政务也就陷入了停滞。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长达二十年的怠政，也正是这长达二十年的君臣恶性对抗将明朝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