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古代文学，必然绕不开的便是宋代。作为经济、文化极度繁荣的一个时期，宋代文学沿袭唐代以来的传统，宋诗、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逊唐代诗词，但同时又因为独特的社会与经济结构而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将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文化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要想了解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不能空谈文学上的考据，而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解析当时的社会文化情况。
与其他的封建王朝更迭不同，五代十国的乱世并没有彻底摧毁唐朝的文化传统，又或者是因为宋代早期并没有出现上官仪这样的人物，将刚刚从乱世中走出的文坛引领到一个新的道路上的缘故，宋代早期的诗词基本沿袭唐代以来的传统，以“诗雅词俗”为特点，这一时期的宋诗宋词甚至常被后世考据学者误认为是五代乃至唐代诗词。（笔者注：上官仪为唐初宰相、诗人，其“上官体”截断了南北朝以来汉赋骈文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唐诗的基础，但对一部分人来说可能他的另一个身份更容易令他被了解：上官婉儿的祖父）
但是这一现象并未持续多久，在宋代世俗化的社会背景下，通过科举而入仕的出身于社会基层的士人虽然为了步入仕途，所接受的都是十分传统而正统的文化教育，但是同时他们本身依旧生活在世俗之中，在作诗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他们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中大多都能看出一定的雅俗矛盾。
如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中说：“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认为士人需要保证自己的高雅情操，一旦低俗便无可救药。但是另一方面，还是苏轼，他又在《题柳子厚诗》中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阐述：“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认为作诗应该以俗为雅。
这种“雅”与“俗”的矛盾广泛存在于宋早期文坛的诸多大家作品之中。事实上，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在文学变革——即雅俗合流的过程中的碰撞结果，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过渡阶段。
概括来说，唐代以来的雅诗传统在宋代特殊的社会情况影响下逐渐“歪楼”，宋代士人往往在人格上沿袭古风崇尚高雅、摒弃世俗，维护传统礼教，但其世俗佳作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文学与作诗上大体主张“俗即雅”，又或是“雅俗结合”。
与雅诗传统逐渐走向世俗化不同，原本流传于市井百姓之中的“俗词”却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步步迈向大雅之堂，走出一条与雅诗截然相反的道路。
事实上，“俗词雅化”与“雅诗俗化”几乎同时（约为宋代中期）完成，但是“俗词雅化”的起步却比“雅诗俗化”要晚得多。从晚唐开始，“词”这一文体在温庭筠以及冯延巳、李煜等人的发展与发扬下，到了宋代也才堪堪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体。
词最初被称为“诗余”，又称为“长短句”，这些都是相对诗歌而言的概念，由此可见诗人墨客起初对待词的态度是不怎么认真的，他们往往是以写诗的闲暇余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诗累了，填填词，玩玩文字游戏，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所以词普遍被视为“小道”。
早期的词受中晚唐以后的“才子佳人”观念的影响，以晚唐温庭筠的“花间词派”为宗，其词作内容大多是讲些歌舞宴乐之事、男欢女爱之情，也正因为此，词在诞生之初便被视为“艳科”，被自诩高雅的文人所鄙夷。
即便后来李煜的亡国之恨为词添加了新的主题，但词依旧是以小令为主的文体体式与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只能说将词体的大门打开了一半，主导社会文化风向的士人们对词是“艳科”的固有印象依旧没有改变。
这一现象甚至一直持续到宋代早中期，哪怕是后来作为推动词体改革、打开了俗词雅化大门的先驱的苏轼，也依旧有相当一段时间在与友人的文学交流上避免谈词，因为实在是掉价。
宋初文人心中的普遍观念都是诗庄词媚、诗尊词卑，词的地位是不能够与“载道”、“言志”的诗相提并论的。
到了宋代，柳永仕途不顺，流落在市井之间，常在歌楼妓馆、勾栏瓦肆当中游荡，帮助歌妓填词，供其在茶馆以及酒馆等地方为市民演唱，“婉约词派”的出现将词彻底推向了世俗化。
但是另一方面，柳永作为因“奉旨填词”而一生专力写词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词人，“婉约派”虽然依旧是基于“花间派”演化而来，未能改变诗庄词媚的现状、提高词的文学地位，但是极大扩展了词的题材内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成功将词的“艳科”、“低俗”属性改变为“通俗”、“世俗”，令词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开来。
南宋词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借西夏归朝官员之口评价柳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俗词”在柳永的发扬下真正发展为能与“雅诗”平级的文体。
而与此同时，雅诗的世俗化也令俗词逐渐进入宋代士人的视野之中，逐渐走向大雅之堂，这其中的代表，还是苏轼。
苏轼不拘于前人诗尊词卑的观念，提出“诗词同源”词学思想，认为“诗词本属一体”，这就从思想观念、文体认识上将词的根本提高到了与诗相对等的地位。在《祭张子野文》里，苏轼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微词宛转，盖诗之裔……”，明确表达了其“诗词同源”的观点。
与“诗词同源”词学思想一致，苏轼还提出了“词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与鲜于子骏》中便阐述了这一概念，笔者将原文截取抄录如下：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作得一阕，……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颇壮观也。”
这里的“自是一家”，即是苏轼的词学主张，他认为词的表现力不逊色于诗，不只应该作为诗余而存在。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他把前人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全部创造性地写入词中，首创豪放词、农村词、檃栝词，创造性地用词悼亡、融理入词，“诗可往，词亦可往”（此处笔者化用汉武帝北伐匈奴名台词）为宋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生命。
如果将苏轼作为分水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苏轼之前的词多为应歌之曲子词，多写男女相思，写花间酒下的伤别；而从苏轼开始，世人对词的印象逐渐改观，各词人也开始有意识地摆脱花间派、婉约派的婉转之态，或豪放或闲适，赋予词新的灵魂，以词言志、以词载道。
苏词以诗为词的创作技法，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自此往后，宋词获得新的飞跃发展，真正获得了与诗同等的地位。
宋诗和宋词却走着看似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道路，然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在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时代，对高雅的崇尚仍在事实上引导着文学的发展，换言之，对“美”的定义事实上就是儒家所崇尚的“高雅”。
所以在思想观念上，不论是宋诗以俗为雅、雅俗结合，还是宋词的化俗为雅，最终都会回归到传统的高雅思想。正如前文提到的苏轼的论断：“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然而落实到创作中，宋诗和宋词却都表现出世俗、通俗的一面，与先秦两汉魏晋隋唐以来的文化传统相悖离，这种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是与宋代时期社会审美观的变化相适应的。
宋代以前，无论是隋唐、魏晋乃至两汉先秦，传统的审美观大都崇尚雅正而鄙弃世俗，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以推崇高雅为主流。
但是在文化转型的宋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令大众的世俗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雅俗的界限开始模糊，标准也逐渐被混淆。本来雅文学和俗文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却在宋代通过诗词不同的走向而逐渐融合。
另一方面，在“雅”文化上，唐诗已经将“雅诗”发展到一个巅峰，盛唐衰落后，没有人比沿袭唐风的宋代诗人更清楚这件事——唐诗的高峰是不可复刻的，而繁荣的经济使人们对精神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代表“俗”文化的市井阶层通过宋代空前繁盛的科举打破了文化阶层的壁垒，雅诗俗化、宋词腾飞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