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崇尚武力的时期，不仅文官受武将压制，就连皇权也被武力架空，后晋的军阀安重荣甚至直接放话兵强马壮者才能当天子。
宋太祖赵匡胤平息藩镇混战、建立宋朝后，对之前那种君弱臣强、藩镇割据的形势深感不安和戒备，开始有意识地对武装力量进行大肆整顿，他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削掉武将的势力，另一方面采用“重文轻武”的策略大举降低军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文臣儒士的身份。也是在这时，宋朝确定了“重文轻武”、压制武将的国策。
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欲讨伐北汉，大将曹彬全力支持，但薛居正等文臣则表示须从长计议，不宜进攻。宋太宗试图北伐幽州，文臣张齐贤居然用蒋介石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说辞上疏反对出兵辽国。
北伐失败后，以赵普为首的文臣认为这是太宗不听他们劝诫的后果，他指桑骂槐地对着太宗教训说，圣明的天子才不会把外族放在眼里，只有那些武将之类的小人才喜欢战争，好从中大捞一把战争财。
随着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和一帮文臣费尽心思的抹黑武将、劝阻战争，一心想建立功业的宋太宗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从此放弃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和其他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并直接开始布置前线防御体系，把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的军事国防事业降至次要位置。
在文臣的引导下，“重文轻武”的国策也逐渐深化为“崇文抑武”，他们激烈抑制武将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处处打压军事人才，并用儒家纲常伦理的那一套来控制社会。强军强国的意识被追求安稳和文治的思想取代，开始尝试用议和的手段来应对国防问题，不过辽国这时并不答应。
宋真宗及文臣集团从这两次议和发现，用钱财似乎就可以解决边患问题，而且代价甚至比打仗还要小很多，比如，澶渊之盟中约定每年向辽支付的岁币虽然很多，但还不到与辽交战的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一。
尝到了不打仗、花费小、光靠签订和约就能维持所谓和平的滋味，宋代文臣们都非常得意，他们嘲笑武将有勇无谋，好战却天天打败仗，远不如他们想出的议和方法来的有效高明。宰相王旦甚至大加赞美议和，说止戈为武，如今用议和的方式抵挡外族、安定国家，这才是圣明的帝王该做的！自此，宋朝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朝代的国防之路。
到了仁宗朝，西夏元昊称帝让宋朝觉得有失颜面，才不得不打压一下，结果一上战场上却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一仗下来不仅更丢脸，而且国库里的钱都快打完了，这让文臣们越发讨厌打仗，反战情绪非常高昂，强烈要求和议。
于是，庆历二年辽朝派使臣索要关南之地时，宋朝用每年再向辽多纳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来谈和；庆历四年，宋朝与西夏签订庆历和议，对小小的西夏也妥协让步了。这样靠买来的较长时间的相对安宁竟然还被宋文臣们赞不绝口，厚脸皮地誉之为“嘉祐之治”。
神宗是个很有主见的皇帝，他不顾文臣反对，亲自主导变法，出兵西夏。奈何有人处处设障，只有王安石等一小撮文臣和被文臣们极力打击的武将与宦官支持神宗，结果战败，宋神宗的信心受到极大打击，并因此忧愤成疾而死。文臣们甩锅说这都是战争的错误，对主战派开始了更严厉的打击，从此重文轻武、排斥国防建设和备战成了宋朝的主流意识。
宋徽宗时代更加腐朽混乱，文臣们口不谈兵，甚至在面对金军围攻京城时，绝大多数文臣还想继续用议和纳贡的方式换取对方撤军。当幻想破灭、北宋覆亡后，文臣执政的弊端依然没有解决，他们依然怀疑、抵触武力，继续做着重文轻武的把戏，直到在元朝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们已经失去和谈的资本，最终只能亡国。
但之后一直把文臣捧在最高点、把军事踩在脚下的做法就太过分了，而这主要是文臣把持朝堂的弊端。
这样的思想让他们对武力和战争充满抵触和仇视，而信奉“化干戈为玉帛”的王道理念，更希望通过选择温和的办法解决问题。于是处在政治权力核心的文臣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打压武力，削弱军功的召唤力和影响力，致使国人的尚武精神沦落，没有文人再甘心愿意投笔从戎，普通百姓也在这种畸形的蔑视军功的社会氛围中不愿参军保家卫国。
热爱和平和反对战争本身没有错，化干戈为玉帛的圣王之道更没错，但世界是你想要和平就能和平的吗？我们反对不义之战，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之战也要反对吗？现在那些天天在网上叫嚣着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同时还反对中国强军强兵的人又是何居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