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钊,中国王族分封时代西周王朝第三任王,其祖父为西周王朝首任周武王姬发,其父是西周王朝第二任周成王姬诵。
周成王三十七年(壬戌,公元前1079年),在位37年的周成王姬诵卒,其子姬钊继位。
周康王元年(癸亥,公元前1078年),召公奭、毕公高为之举行隆重的登基仪式,并且率领诸侯陪同姬钊前往祖庙,将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他,又作一篇文章,告诫姬钊要节俭寡欲、勤理国事,守住祖先基业。
周康王十一年(甲戌,公元前1067年),唐侯姬虞(周成王之弟、周康王之叔)改国名为‘晋’。
周康王十五年(戊寅,公元前1063年),鲁公姬伯禽卒,其子姬酋嗣位,是为鲁考公。
周康王十九年(壬午,公元前1059年),鲁考公姬酋卒,其弟姬熙嗣位,是为鲁炀公。
周康王二十一年(戊辰,公元前1057年),齐太公姜尚卒。
周康王二十五年(丁亥,公元前1054年),姬钊派兵进攻鬼方(今陕西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鬼方是古代北方游牧族之一,经常侵扰中原地区。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灭商后曾将之放逐于泾、洛(今陕西泾河、洛河)以北,令其按期入贡。后因周王朝镇压东方管叔、蔡叔、武庚的叛乱,放松对西北方控制,鬼方部落乘机从岐周(今陕西岐山)以西和陇(今陕西干阳、陇县)之间对周王朝西北边境进行侵扰,并且威胁到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姬钊为了消除边患,命盂率大军进攻,鬼方调兵迎战。经过两次大规模作战,周军斩杀鬼方4800余人,俘获4名首领及其下一万三千人,缴获大量车马牛羊。于是,周王朝又将鬼方驱逐至远离镐京的汫陇和岐周以西。
周康王二十六年(戊子,公元前1053年),在位26年的周康王姬钊薨,其遗体葬于毕原,其子姬瑕即位,是为周昭王。
考古发现: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皆出土于晚清时期,故而并称晚清‘海内三宝’。其中,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鼎。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为周康王姬钊在位23年时铸造,其鼎身呈圆形,腹部饰兽面纹带,足部饿大兽面纹,通高1.08米,重153.5公斤;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291个字,铭记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其文雄壮凝练、圆润遒劲, 用笔方圆兼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得当,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西周早期金文书法杰作,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正因如此,大盂鼎自出土以来几经波折。大盂鼎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歧山县京当乡礼村村西,出土后先为当地豪绅宋金鉴收藏,后曾一度被歧山县令周庚盛占为己有,流落北京。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氏上京赴试,得点翰林,遂出银三千两,又将大盂鼎买到手,运归歧山。清同治年间,宋氏家族中衰,后代宋允寿将该鼎运往西安,以700两白银卖给河南项城人袁保恒(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曾为李鸿章、左宗棠的军幕,转将此鼎献给左宗棠。
清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遭到弹劾,幸得大理寺卿潘祖荫上疏,方得狱解,任为陕甘总督。为了感谢潘氏,左宗棠遂以大盂鼎相赠。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很快弄清腹内铭文内容,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乃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及西周贵族‘盂’,因此将宝鼎定名为‘大盂鼎’,此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大克鼎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窖藏出土数十件青铜器,其中的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宽沿鼓腹,双耳三兽蹄足,器身纹饰由三对相称的变体夔纹和宽大的窃曲纹组成,腹部内壁有铭文28行,计290字。该鼎为天津一位姓柯的盐商购得,并请北京琉璃厂得宝斋李成甫经理鉴定。李氏难识铭文,遂将鼎铭做成拓片,送请潘祖荫辨识。经考证,潘氏得知铭文记述一个叫克的人,因祖父师华父谦逊品德,加之辅佐王室管理朝政有业绩,受到周天子怀念,提拔克担任王室膳夫,赏赐礼服、土地、奴隶等;克叩首受命,铸鼎颂扬周天子的同时,祭祀祖先在天之灵。于是,潘氏托李成甫前往天津买下此鼎,成为个人收藏品。
同年,潘祖荫卒,大盂鼎和大克鼎由其胞弟潘祖年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供放于厅堂上,作为传家之宝,秘不示人。
光绪末年至宣统初年,当时的直隶总督端方觊觎两鼎,几度设法谋获,终未能成。
上世纪20年代,有英国人曾专程来到苏州,想以600两黄金或一幢洋房为诱,换取二鼎,亦遭潘氏后人婉拒。后来,又有民国政府要员在苏州城中盖下一座大楼,想以开办展览馆为名攫获两鼎,遭到回绝。
1937年,苏州沦陷,潘家因无人居住,遂在尘垢满室的后屋掘坑,将二器深埋,上铺青砖作地。然而,日本侵略者探知潘家有宝鼎,几乎每日派人上门搜索,均无所获,由此传开两鼎散失之说。不久,潘氏一家逃至上海避难。
潘祖荫28岁时的画像
潘祖荫年老朝服像
1951年,潘祖荫孙媳潘达于老太太深感保存大鼎责任重大,遂主动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愿将家藏60年的宝鼎献给国家。当时,政府发给潘达于2000元奖金,但她将这笔奖金悉数捐献,以支援抗美援朝。
潘达于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
1959年,北京新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欲在全国征调一批文物,其中就有大盂鼎。
1980年,潘达于老人带着孙子到上海博物馆参观大盂鼎
2004年3月14日,潘达于老人的百岁寿辰,为了感谢这位为国捐宝的老人,上海博物馆请回大盂鼎,并且举办‘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如今,历经风雨的大盂鼎静静伫立在国家博物馆展厅内,周身散发出一种洗练、凝重的大气之美,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势。
第一部分,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商灭亡的原因,赞扬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以及奴隶1726个,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
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