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录》是关于岳飞资料的选辑，包括岳飞生平史实与著述、历代朝廷褒典与文人赋咏等，是岳飞资料选编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并且推进了说岳故事的广泛传播，是岳飞史事与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选编。现存于安徽省图书馆的版本被认为是袁纯所辑景泰刊本，但考察其中收录诗文，此本在袁纯景泰年间编辑的基础上有所增补，增补时间不早于成化八年。《精忠录》现存另一版本为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此本来源于明代弘治刊本，刊刻精良，版本完整，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精忠录》“古今论述”等相关内容，我们可以认识宋代以来岳飞资料编辑的传承发展；又由于从《精忠录》衍生出通俗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从二者对比可见明代嘉靖年间讲史小说的编撰方式之一斑。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之事，千百年来闻之者无不感慨唏嘘，自宋孝宗以来历朝封赠褒奖，文人歌咏无数，民间广为传播。文人志士歌之咏之尚不足表达胸臆，遂有人编辑岳飞传记资料，附以历代题咏之集，如此借岳飞事迹的传播，表达对历史深沉的感慨。《精忠录》就是其中一部。
《精忠录》辑录岳飞生平史实与著述、历代朝廷褒典与文人赋咏等，是岳飞史事与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选编。在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中多见学者论及藏于海外的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或许因为此书国内不容易看到，因此，学术界涉及《精忠录》的相关论述多语焉不详。事实上，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李氏朝鲜本《精忠录》，由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著录域外刊印本，所以，似乎少为学者所知；而且，还有另一种版本的《精忠录》，藏于安徽省图书馆，此本似乎未见学界关注。笔者在点校整理《精忠录》现存二种版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介绍《精忠录》见存版本和版本的流传情况，以及《精忠录》在岳飞资料汇编与岳飞故事传播中的意义。
一、《精忠录》见存本之一：安徽省图书馆藏本
藏于安徽省图书馆的《精忠录》明代刻本（以下简称安图本）一册，开本（高×宽）29.0×16.3cm，板框（高×宽）21.8×14.8cm。残损较严重。图一卷，残存25幅图（包括一幅半叶残图），为一叶全幅大图，图卷版心题“精忠录图”。正文三卷，行款为半叶10行，每行20字。卷一首题“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一”，版心题“精忠录传”。卷二首题“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二”，附录岳飞著作，“御军之术大端有六”，“诸子”，“附孙岳珂诗叙”；版心题“精忠录事实”；卷末题“重编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毕”。卷三首题“集古今诰文诗歌三”， 版心题“精忠录诗文”（间有一些题“精忠录诗”），卷末题“□①歌行三终”。笔者整理、点校中发现，此书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前人所定刊刻时间有误。
此本未署编者之名，亦无刊刻时间，前人定为袁纯编辑、于景泰年间（1450-1457）刊刻，主要根据此书中陈贽的一篇诗序——《题庙并序》谓：“正统己巳，翰林侍讲徐先生有贞以使事过其处，询诸父老，审其为王生长于斯无疑也。疏闻于朝，请建祠宇，赐额为‘精忠之庙’，有司春秋二祭。先生又恐劳民，乃以义劝，率有司官寮、庠校师生、境内父老愿出己赀助建者，听人心好义者，众欢然趋之，不日庙成。而始终专任其事者，汤阴典教袁君纯也。景泰六年，先生由春坊谕德进升佥都御使，出抚山东，董治张秋溃堤。既就绪，因过汤阴，撰文立石，用纪建庙之岁月。而袁君又裒集诸荐绅题咏新庙之作，缮写成帙，题曰‘精忠录’。玆君以考满上吏部，选拜监察御史。以余有同浙之雅，以《精忠录》见示，且畀校正，将欲锓梓以广其传。”②
可以确定的是袁纯于景泰年间编辑《精忠录》。此亦见之于商辂《汤阴县精忠录序》记载：
宋中兴良将鄂国岳武穆王，以锐志恢复中原，为权奸所忌死狱，后世冤之。钱塘旧有庙祀，实王葬地。而相之汤阴王故乡，庙祀阙焉。正统己巳秋，今佥都御史徐有贞，以翰林侍讲假节出镇汤阴，间以立庙意，讽其士庶。时学谕袁纯，欣然请倡为之。越明年庙成，敕赐额‘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为例。纯复虑无以昭远，乃辑庙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暨入朝为监察御史，持以示辂，因请序。辂过钱塘，尝拜王祠墓，及观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至于庙祀载严，枌榆有光。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缙绅之徒，担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为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义，具载史传及庙碑，兹不复述。③
此商辂之序不见于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精忠录》，应该是卷首残损之故。以商辂之序结合天顺元年（1457）十月《皇朝敕赐忠烈庙公移》、徐有贞《汤阴鄂王庙碑》④之记载，可知袁纯编辑《精忠录》的背景：正统十四年（1449）徐有贞倡议修建汤阴鄂王庙，次年建成，景泰二年正月敕赐庙额，题为“精忠之庙”，袁纯辑录时人题咏新庙之作，编成《精忠录》。
袁纯，杭州府新城人，明正统九年（1444）甲子科中举。⑤正统己巳（十四年，1449）徐有贞视察岳飞祖墓时，袁纯以汤阴县教谕身份随郡县官员一起陪同。⑥《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九记载，景泰七年（1456）八月，袁纯由“试监察御史”“实授监察御史”。⑦ 袁纯编辑《精忠录》大约起于景泰二年（1451），至景泰六七年间编成，但还在征求增加新作。陈贽《题庙并序》就是此时新增入的。陈贽《题庙并序》之前为马伟之诗，诗前小序曰：“伟尝乘轺经汤阴，朝廷新建岳武穆祠，僭留题邺城。岁甲戌冬，改官于杭。履任之十有二日，值除夕，郡遵故事，祭王墓于西湖。因睹赵孟頫所作，感悼不已，遂次韵勉成一律，并以前所题于邺之作，并录于此。”⑧马伟之诗写于甲戌（景泰六年，1455）除夕，袁纯编入《精忠录》则最早在景泰七年。此本卷末的马伟、陈贽、邵玉应该就是袁纯景泰之编最后征求诗作的三人。从商辂序文来看，商辂作序也应在袁纯“暨入朝为监察御史”的景泰七年（1456）前后，因为景泰只有八年，天顺英宗复辟，商辂就被削职为民达十年之久，今商辂之序文似未见此坎坷。由此看来，景泰七年（1456），袁纯之编《精忠录》“将欲锓梓”，但是否锓梓，则未能确定。
而现存于安徽省图书馆的这本《精忠录》并非景泰刊本，因为此书卷三所录诗歌有不少出于景泰之后，其中所注诗人身份为景泰之后的官职。如“九十三翁萧山魏骥”，据《明史》列传第四十六，魏骥于景泰元年（1450）77岁致仕，成化七年（1472）98岁卒⑨，可见，魏骥写此“两河疆土志全收”一诗，或者此诗被编入《精忠录》一书时，已是成化二年（1466）。此本《精忠录》从魏骥到“昆山吴璘”录25位诗人⑩，都可确定为天顺、成化年间的官员，多能从《明史》或《明实录》中查找其任职时间，其中19人在《杭州府志》卷十有明确记载11。如刘定之，注为“翰林学士”，据《明史》列传第六十四，刘定之在天顺年间（1457-1464）才进为“翰林学士”。12丰城杨瑄注为“浙江副使”，查之《明史》列传第五十，杨瑄至宪宗即位，才迁浙江副使，据《杭州府志》则为成化十年（1475）间。云间高举注为“浙江佥事”，据《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二十记载，高举成化年间担任浙江佥事13，《杭州府志》记载为成化七年（1472）间。其中，河湟朱绅注为“浙江按察使”，据《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记载，朱绅于成化八年（1473）四月由浙江按察司副使升为本司按察使。14朱绅是此书中可确定任职时间最晚的一位，可见，安图本《精忠录》在袁纯景泰编本的基础上有增补，增补的时间不早于成化八年（1473）。又因为此本《精忠录》所录诗人身份未见弘治年间（1488-1505）的官职，而成化一共二十三年，在成化八年之后十五年时间内《杭州府志》所列官员未见于此本《精忠录》，因此，基本可以确定，此本《精忠录》編定于成化八年（1473）之后不久。但由于在现存文献中未能找到袁纯生卒时间，因此无法确定此本的增补和刊刻是否由袁纯完成。
而袁纯景泰年间编辑《精忠录》是在前人编辑基础上的重编。商辂之序谓“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可见，袁纯是在《褒忠录》的基础上重编的。安图本《精忠录》卷三录郭文之诗：“武穆遗踪著简编，鲁鱼时久失真传。遂令百捷功湮矣，徒使丹衷事杳然。讹舛尚资讐校正，遗□□待购求全。板行海内彰忠孝，谁不褒夸侍御□。”侍御指袁纯，因为袁纯由汤阴教谕升任监察御史。可见“武穆遗踪”原来已“著简编”，但是年久岁深，已残缺讹舛，袁纯搜集此前“简编”，校正重编，“板行海内”。现存图像第二十四幅右叶右上方有一方框，写着“原无题目”，正文第二卷卷末题“重编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毕”。于此可见：一，现存安图本之图像是按照旧本之图重刻的；二，旧有《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现存安图本第二卷为重编。
从此书现存面貌来看，无论是袁纯景泰年间的重编，还是成化八年（1473）以后的增补重编，都是较为粗糙的编辑。其正文三卷，篇幅大小差距很大。第一卷“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大约2400字，对比“宋史本传”，有的内容因为过于省略而未免断章取义。第二卷“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大约一万字，后附岳飞著作、御军之术、诸子、岳珂诗叙等内容，各部分标目不明晰，如武穆事实之后直接另行刊刻“跋”，此为岳飞著作，但未标明“武穆著述”。
此书第三卷编排方式特别。标目先是按文体的分类——诰、谥、评论、序文——以上为宋元之文，接着是标明“国朝”的二篇：祭文，御制孝顺事实。以上为散文体，接着是韵文体——赞、词、古诗、律诗、歌行、绝句。然后是“国朝名贤诗歌”的标目，分出“律诗”、“歌行”、“排律”等类别，但律诗中有歌行，歌行中有律诗，如最后一个小标目是“排律”，包括陈贽和邵玉各一首诗，但邵玉之作就不是排律，而是古诗15。
此第三卷的排版方式也很特别，常见一页未满，另起一页刊刻，也有一页中间空几行的现象。一页中间空几行可能是编排时为某人诗作预留版面；一页未满又起一页，则可能是不同时间刊刻、或不同版次雕刻的原因。但是，全书版式、行款、字体相同，又应该是同一时间刊刻的。
以编排方式，结合所选诗人时代前后、以及诗体分类的考察，笔者认为此书第三卷由二大部分合成：
第一部分，从卷首到杨廉夫二首绝句，包括了诰、谥、评论、序文、祭文、《孝顺事实》、赞、词、古诗、律诗、绝句等，这是相对完整的一部著作的规模和构架，是这本《精忠录》第三卷所因袭的“旧本”最早的规模。
第二部分，即“国朝名贤诗歌”部分，则由几个小部分合成：第一小部分，“律诗”以下，从“凌云翰”到“胡轸”，此为明初至宣德的诗人14位。第二小部分，另起一页刊刻“九十三翁萧山魏骥”，到“旴江左赞”，共27人，所注诗人身份多可确定为天顺成化之间的官职16。此应为景泰之后增补部分。第三小部分，另起一页刊刻“夏文表”，到“苏正”，为景泰之前诗人14人，接着“歌行”之袁忠徹、方质二位明初诗人。第四小部分，又另起一页刊刻未署名的《读鄂王传》、《过朱仙镇》二首诗，自此至卷末，是最后一部分，包括袁纯在内，17位作者标注身份多为景泰年间的官职17，这部分基本为题咏汤阴县精忠庙落成之作，所谓袁纯“裒集诸荐绅题咏新庙之作”就是这一部分。
小结：景泰二年（1451）至七年（1456）间，袁纯搜集旧版，增补新作，编成《精忠录》，此本是否刊行，未能确定。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精忠录》增补重编于成化八年（1473）以后，在袁纯景泰之编的基础上增补了新的题咏诗作。
二、见存本之二：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
李氏朝鲜铜活字本现见存李朝宣宗（1567-1608）印本和李朝英宗（1724-1776）印本。如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和宫城县图书馆藏本为宣宗印本。而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阿川文库藏本、御茶水图书馆成篑堂文库藏本、埼玉大学图书馆藏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则为英宗印本。英宗印本卷首有《精忠录肃庙御制序》、《当宁御制后序》、《御制永柔县卧龙祠致祭祭文》三篇文章，宣宗印本则无。据大塚秀高先生介绍，此两种版本传入日本的时间不同，尊经阁文库本与宫城县图书馆本是在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而阿川文库本、成篑堂文库本与埼玉大学藏本都是后来从朝鲜（韩国）购入的。18此两种版本存在字体异体、图像细微差别，但是除卷首三篇之外其馀内容相同。
笔者阅读的底本为日本埼玉大学图书馆的李朝英宗己丑（即清朝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铜活字本（以下简称“朝鲜本”），卷三卷四原缺，以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精忠录》补配。19原书开本（高×宽）33.6cm× 21.6cm，版框（高×宽）26.5cm×17.7cm。白口，四周双边，双对花鱼尾。卷首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版心镌“精忠录”。
书前有：《精忠录肃庙御制序》，《当宁御制后序》，《御制永柔县卧龙祠致祭祭文》，弘治十四年陈铨《精忠录序》，万历十三年李山海《精忠录序》，《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目录》及图三十六幅：《武穆像》一叶，半叶一图，半叶像赞；《精忠录图》三十五幅，上文下图，第一幅为岳飞座像，半叶一图，其馀三十四图皆全叶大幅。卷一宋史本传；卷二武穆事实，武穆御军六术，武穆诸子，吕东莱先生评；卷三武穆著述；卷四古今褒典；卷五古今赋咏，分：古诗，词，绝句，歌行；卷六：律诗。书后有：弘治十四年赵宽后序，万历十三年柳成龙跋。卷首二篇御制序半叶5行，每行10字，祭文半叶5行，每行12字，此三篇为雕版印刷。正文每半叶10行，每行18字，铜活字印刷。
与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相比，朝鲜本编刊可称精良，各卷标目清楚，卷次结构相对合理。二本之第二卷“武穆事实”多有相同处，而第一卷内容详略差别大。朝鲜本第一卷和第二卷篇幅大体相同，近一万字。这两部分的內容大体相似，因此第二卷标题“武穆事实”后面以小字加按语说明：“按此编与本传互有详略，今两存之以备参考。”朝鲜本卷四卷五卷六与安图本卷三相比，内容更为丰富，标目分类也相对合理。
从朝鲜本的李山海序和柳成龙跋，可知《精忠录》于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即李氏朝鲜宣宗十七年）流传至朝鲜。柳成龙跋曰：“万历甲申，有译官来自燕都，以《精忠录》一帙进者，上览之，嘉叹，下书局印出而题跋之。”20一位来自“燕都”的译官把《精忠录》献给李朝宣宗李昖（1567-1608在位），宣宗即下令刊行，万历十三年三月李山海受命作序，柳成龙跋。
李朝肃宗己丑，即清朝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肃宗李焞（1674-1720在位）以万历十三年的印本为底本，重新图写刊印，并题写序言。
李朝英宗己丑，即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英宗李昑（1724-1776在位）又以肃宗己丑本为底本重新图写刊行。李昑把六十年前其父亲李焞之序置于卷首，他自己的序次后。兹录《当宁御制后序》如下，以见版本流传之曲：
予于幼时得见一部《精忠录》，逐段有图，首书其文，起于“祀周同庙”，盖岳武穆学射于周同，而射亦六艺中一故也。其末即十二金牌班师之图，数千载之下，令人毛发直竖。大抵此录虽有于中国，我朝命图者，实由于褒忠之圣意猗欤盛哉。岳王以“精忠”二字涅其背，亦以“精忠”二字书其旗，此录之名以“精忠”，即此义也。穆庙十七年甲申冬命梓，而首尾俱有序跋文，此昭载于昔年御制中，何敢架叠。一则李山海，一则柳成龙所撰，皆词臣也。噫！我国文献贸贸，若述编所云，明皇诫鉴，今只有谚本，而此录士夫家有藏者。故予于十五岁先见焉，其翌年己丑始为御览。其间即一百二十六年也。其时命图写，而首尾序跋亦令写字官缮写，作为四卷，首题“御制序”，藏于宝文阁。其本文命给本主。此与其后壬辰春得仁穆御笔，命摸印，仍赐本御笔于本主，同一盛意也。呜呼！不肖十六岁仰睹是事，于今七十六岁，因岭伯李溵状闻，得知故宣传官赵益道家有受赐之本，命取以来，即己丑旧印本之一也。呜呼，六十一年，回甲之岁，再见此本，诚是万万料表。已命芸阁图写入梓，序跋亦令活印。意或有御制，命儒臣敬考，果得而详知。噫，前己丑，今己丑，偶然相符，此正古所云年多则见贵事者也。特命入侍重臣缮写昔年御制序文，复命入侍承旨书予后序文。承旨即溵之弟也。诚亦异矣。前序后序同载卷首，追慕兴感之心万倍云尔。岁皇朝崇祯戊辰纪元后三己丑孟夏丁丑拜手谨识。21
“当宁”即指英宗李昑。“崇祯戊辰纪元后三己丑”指的是明崇祯戊辰元年（1628）后的第三个己丑年，即清乾隆己丑三十四年（1769），这样的题署大概可见当时李氏朝鲜怀念明朝而抵触清朝的态度。
万历甲申由燕都传入李朝的《精忠录》是弘治年间麦秀刊本。弘治刊本今未见流传，但从朝鲜刊本的内容可见其底本情况。
其一，朝鲜本在李朝君臣置于卷首卷尾的序跋之外，还有两篇序跋，即陈铨序和赵宽后序。陈铨序作于弘治十四年（1502）九月，赵宽后序则署弘治十四年十月，两篇序言都说到镇守浙江的太监麦公“素秉忠爱，奉公为民之心恒眷眷焉，慕王之烈，既新其祠墓，又即旧板行《精忠录》躬为校正而翻刻之”。由此书卷四“古今论述”屠滽《重修敕赐忠烈庙记》可知，麦公名秀。可见，传入李朝的《精忠录》是弘治十四年（1502）麦秀刊本。
其二，朝鲜本所选诗文截止于弘治年间之作，也可见其底本为弘治刊本。
朝鲜本编辑相当严谨，选篇精当而有其较为严密的考虑，其卷四“古今论述”所选篇目按时间顺序，展示了由宋至明岳飞资料集多次编刊、岳飞墓（庙）历次修建的过程，此篇目顺序为：谢起岩《纪事实录本末序》、吴安朝《纪事实录后序》、陈初庵《金佗稡编序》与戴洙又序、虞集《跋宋高宗亲札赐岳飞》与《题岳飞墨迹》、陶宗仪《叙岳武穆王墓》、瞿佑《叙岳鄂王墓》、徐有贞《汤阴鄂王庙碑》、屠滽《重修敕赐忠烈庙记》。此“古今论述”选编的最后二篇是徐有贞记载汤阴立庙的《汤阴鄂王庙碑》和屠滽记载麦秀重修岳飞祠墓的《重修敕赐忠烈庙记》，意味着这是麦秀编辑《精忠录》时最近的二次修庙记事，也意味着袁纯之辑和麦秀之辑是最近的二次岳飞资料选编，二本《精忠录》分别汇辑了最近二次修庙之咏。
朝鲜本卷五卷六的诗词与安图本卷三诗词相对比，也可证明朝鲜本底本为弘治刊本。安图本收录119人144首诗词，其中二首佚名。朝鲜本收录143人168首诗。二者在马伟（景泰六年任杭州府同知）之前的诗词大体相同，诗词排序也多有相同，只是朝鲜本按照诗体分类作了统筹编排，基本按照诗体标目再按朝代顺序编排诗词，改变了安图本在“国朝名贤诗歌”前后都有诗体分类的情况。朝鲜本比安图本少11人（姚黼、张歧、朱绅、高举、刘鼎、刘清、孙曰让、郭文、徐顺、王锐、张顺），但又比安图本多8人（刘基、张羽、李旻、丘濬、江澜、杨峻、吴一贯、王寿山）。少的11人暂且不说。而多的8人中，刘基和张羽是明代初年人；其他6人除王寿山之外，5人都身份明确，是弘治年间（1488-1505）的官员。“上虞王寿山”未注明官职，尚未查明其身份，但从排列在他前后的诗人看来，他之前的“旴江左赞”为天顺进士，弘治二年（1489）为浙江左参政，他之后的陈耘正统十一年（1446）为浙江按察司佥事，陈璇正统十四年（1449）为浙江按察使，22在此任上至景泰四年（1453）23，可见王寿山的生活年代大体也是正统至弘治之间（1436-1505）。引人注目的是朝鲜本在马伟之后所录陈铨等28人皆为弘治年间（1488-1505）的官员（官职），即：陈铨、方溢、孙需、朱钦、林符、欧信、罗鉴、吕璋、张鸾、林廷选、张宾、吴纪、郝天成、萧翀、范镛、陈辅、洪远、黄华、熊冈、牛洪、倪阜、钱钺、周津、潘府、计宗道、胡道、陈蕡、陈琓。这28人多见于屠滽《重修敕赐忠烈庙记》之铭文24，也基本见于《万历杭州府志》卷之十一。由此可见，朝鲜本比安图本多出的诗人绝大多数为弘治年间人，朝鲜本所录诗文的时间下限为弘治年间。
通过朝鲜本与安图本诗词的对比，不仅可见朝鲜本的底本为弘治刊本；而且，因为朝鲜本与安图本所选诗词大体相同，诗人的编排顺序也大多相同，可见，弘治刊本据以重编的旧本当与安图本面貌相似。而且，从“萧山魏骥”到“旴江左赞”这组诗人在朝鲜本中的位置来看，弘治刊本很可能就是在安图本的基础上重编的。以弘治刊本为底本的朝鲜本根据诗体分类和朝代顺序调整了一些诗人诗作的位置，诗人的排序基本是按照时代先后安排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萧山魏骥”到“旴江左赞”这组诗人的位置，也就是这组天顺成化诗人还是插在宣德末年担任浙江省副使提学的胡轸和正统年间担任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的陈耘之间。这是成化年间增补而简单粗糙编辑的明显印痕，朝鲜本承袭了下来，可见朝鲜本所据之弘治本与现存安图本之间密切的版本关系。
古朝鲜复制中国书籍一般是原样翻刻，朝鲜本《精忠录》应该也是基本按照弘治刊本原样复制的。根据有二：
其一，陈铨序弘治刊本谓“序其战功列图三十有四”，朝鲜本三十四叶战功图的版本面貌与此吻合。而朝鲜本与安图本图像虽然构图不同，但现存图像标题全部相同，说明朝鲜本之底本弘治刊本是在“旧本”的基础上按照标题重新刻图的。
其二，朝鲜本与嘉靖年间刊行的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25之图像、附录后集内容大多相同。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小说正文前有三十幅图，这三十幅图中有十五幅与朝鲜本《精忠录》构图和基本内容相同，还有六幅同于《精忠录》相同标题图像的半幅，可以看出，这些相同内容的图像之所以存在细节上的差异，是由于小说刊本较为粗糙的缘故。由此可见，朝鲜本《精忠录》之图像并非李氏朝鲜翻刻时所设计，而来自传入之原本。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小说正文之后附录《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包括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古今赋咏和李春芳后序。其“古今褒典”篇目与朝鲜本《精忠录》卷四之“古今褒典”相同。其“古今论述” 与朝鲜本《精忠录》卷五之“古今论述”相比，多了三篇文章，即陈铨序、赵宽后序、王华《重修敕赐忠烈庙记》，其余选文和顺序都相同。其“古今赋咏”对应的是朝鲜本卷五 “古今赋咏” 和卷六“律诗”部分，但在“古今赋咏”部分增加了一首诗二首词和李春芳的歌行，“律诗”部分增加了陈鼎等正德年间15人的诗作26。可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录之《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是在朝鲜本底本弘治刊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从李春芳后序可知，正德五年（1511），镇守浙江太监刘璟“躬为厘正而翻刻”了《精忠录》，此附录《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所据即为正德五年（1511）刊本。其“古今论述”中的王华《重修敕赐忠烈庙记》，记载的正是刘璟继麦秀之后重修岳飞坟庙之事。由此可见，正德五年刘璟刊本是在弘治十四年麦秀刊本基础上增补翻刻的。因此，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间接保留了弘治本的面貌。所以，从朝鲜本《精忠录》与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相同的图像和诗文可见，朝鲜本是基本按照弘治本原样复制印刷的。
综上所述，对《精忠录》版本的认识小结如下：
一、弘治十四年（1502），麦秀在旧本的基础上增补、改编、重刻《精忠录》；正德五年（1511），刘璟在麦秀刊本的基础上增补翻刻《精忠录》。
二、《精忠录》弘治刊本于万历十二年（1584）传入朝鲜后，李氏朝鲜基本按原样图写复制印刷，只是前后加了序跋。《精忠录》弘治刊本和正德刊本均未见，因此，朝鲜铜活字本《精忠录》尤为可贵，它编刊精良，版本完整，基本保留了弘治刊本的原貌，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另外，根据朝鲜本卷首《肃宗御制序》，肃宗李焞谓“近又得唐板《精忠录》，题诗卷首矣”。则李焞此时还得到中国刊刻的另一种《精忠录》。虽不知其版本情况，但可见《精忠录》在中国国内至清代康熙年间仍在流传，或者还曾重新翻刻。
三、《精忠录》在岳飞资料汇编和选编中承上启下的意义
由朝鲜本《精忠录》之“古今论述”，并参考今之《古籍善本书目》等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宋代以来岳飞资料汇编和选编的基本情况，从中亦可见《精忠录》一书在岳飞资料汇编和选编中承上启下的意义。
《精忠录》之前关于岳飞传记资料的汇编或选编有岳珂《鄂国金佗稡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27；谢起岩《忠文王纪事实录》28；住山僧可观录《岳忠武王庙名贤诗》一卷29；杭州岳王祠《褒忠录》等。
最早搜集和编撰岳飞资料的是岳飞之子岳霖和岳霖之子岳珂。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岳珂继承父志，编成《鄂国金佗稡编》二十八卷，此后绍定元年（1228）又编成“续编”三十卷，此书记录岳飞之事和收集相关资料最为详备，是此后关于岳飞史实和传说最主要的源头，南宋史官章颖编《南宋中兴四将传》之《岳飞传》、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元代官修《宋史》之《岳飞传》，无不出于《金佗稡编》而删订成之。此后岳飞资料汇编和选编中的岳飞史料，都直接或间接出于《金佗稡编》与续编。
由于《金佗稡编》简帙浩繁，不便于民间传播。宋景定年间（1260-1264），太学生谢起岩感慨岳飞之事“其在国史者不易見，在家集者不及见，在将传者不多见”30，因此在《金佗稡编》的基础上编辑了《忠文王纪事实录》五卷，包括“高宗皇帝宸翰”、“岳飞行实编年”、“行实拾遗”、“御军之术”、“秦国夫人李氏遗事”、“诸子遗事”、“昭雪庙谥”、“吁天辨诬通叙”和七篇“奏议”，相当于《金佗稡编》的精简普及本，满足读者了解岳飞历史的需求。
岳珂之编与谢起岩选编主要着眼于岳飞的史实，岳珂之编收录了时人一些评论，但目的在于佐证岳飞之史实，为岳飞辨冤。元代则有人专门汇集宋元文人对岳飞的题咏，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宋史岳飞传》一卷，后附《岳忠武王庙名贤诗》一卷。其《宋史岳飞传》出自元代脱脱等撰官史，《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则题“住山僧可观录”，可观为元代褒忠演福禅寺之僧人，朝鲜本《精忠录》卷四陶宗仪《叙武穆王庙》、卷五朱希颜、宇文子贞的诗序中都提及此人。此书后来又经住山僧高会重集，今存板心有题“诗”、“后诗”、 “拜王诗”、“旧诗”、“记”等，且多有补版，版式参差，可能是寺僧收录名家题咏，随得随刻，陆续付雕。黄裳在《来燕榭读书记》中揣度此二卷同刊的原因谓：“意元史刊成，板片即在杭州，卷帙浩繁，抚印甚少。只此一卷书以飞祠庙俱在湖上，遂取以另印之。可观之意，亦以此为新朝官书，取弁卷首，可免纷纷之口，其微意自不难知也。”31
从“褒忠”的题名看来，《褒忠录》应该就是在褒忠演福禅寺僧人可观、高会之辑的基础上编辑的。《褒忠录》未见流传，但明代嘉靖十五年（1537）徐阶所辑《岳庙集》收录明代吴讷《褒忠录序略》32：
宋岳鄂武穆王者，建绍中兴之名将也。王忠烈勇智为当时第一，愤夷狄猾夏之祸，志欲殄灭以雪其耻，惜乎虏未灭而死权奸之手。夷狄益横，不可复制，陵夷百年，胡元遂灭宋而主中国，为开辟以来非常之大变，王之耻竟莫之雪也。天祚明德，我太祖高皇帝奋兴淮右，汛扫环宇，以奠安生民。腥膻之群，率相夷灭，其幸存者莫不震叠，奔窜穷漠之北。于是，中国礼乐复得先王之旧，而王之耻雪矣。洪武初，建历代帝王庙于京师，赵宋得祀者艺祖一帝，而王获与从享之列。未几，杭守立王庙，岁时致祭，于是，王忠烈益白于天下矣。33
吴讷，海虞人。据《明史》列传四十六记载，吴讷于宣德“五年（1431）七月，进南京右佥都御史，寻进左副都御史”，正统四年（1439）致仕，十六年后即景泰六年（1456）去世。34又屠滽《重修敕赐忠烈庙记》曰：“皇朝洪武初正祀典，始建庙，至宣德間毁于火。吾浙右布政使黄公敷仲尝新之。”35从吴讷之序所言“洪武初”、“未几”来看，此序应写于宣德焚毁之前。但徐阶所录为“序略”，非全文，因而无法确定《褒忠录》编辑的时间。明代景泰年间商辂《汤阴县精忠录序》言及“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显然，袁纯《精忠录》继承了《褒忠录》的编辑。
而从可观、高会所集《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和安图本《精忠录》，我们可想见《褒忠录》的体例和内容。《岳忠武王庙名贤诗》汇集了名贤诗、词、祭文、记、序等多种文体，内容丰富，但是没有按文体进行分类，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是随机随意的汇录。《岳忠武王庙名贤诗》 汇集的诗文共83家106篇，其中42家50首诗词见于安图本《精忠录》（亦基本见于朝鲜本）36。而且，这42家50首诗词见于安图本《精忠录》卷三的第一部分，即全部在“国朝名贤诗歌”标目之前，只是《精忠录》这一部分对所有诗文进行了文体分类，并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
如此看来，假如《精忠录》直接沿袭《褒忠录》，则 “国朝名贤诗歌”标目之前的内容应该就是来自《褒忠录》的，而《褒忠录》是对《岳忠武王庙名贤诗》直接或间接的沿袭。安图本《精忠录》卷三“国朝名贤诗歌”标目中宣德以前的诗歌也可能来自《褒忠录》，应是《褒忠录》新辑之明代诗歌。
因此，虽说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精忠录》编辑较为简陋粗糙，但可贵地保留了旧版的痕迹，呈现出岳飞文献编辑代代相传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元明时代崇敬岳飞、感慨历史的深沉痛切的时代精神。
袁纯之辑《精忠录》的历史背景是明代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的“土木之变”。徐有贞《汤阴鄂王庙碑》记载：“岁己巳之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统幕师熸，上皇未复，寇方内逼，乃命侍讲臣珵等十有馀人，分镇要地，遏乱略，纠义旅，以为京师声援。而臣珵寔来彰德。”37徐有贞出镇彰德，正好是岳飞故乡，当此之时，国势衰微，民心思岳，希望能有像岳飞那样的大英雄出来拯救国家，故而徐有贞倡议建汤阴之岳王祠，朝野响应。“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民间传闻明兵五十万败于蒙古族瓦剌部落二万人，尽管今天的研究者认为五十万之数不实，认为明清人记载有意夸大其辞，但是夸大其辞中正见民心之痛，“土木之变”，始终是正统以后明代人心中无以言表之深痛。比较客观记载土木之变的李贤《天顺日录》谓：“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38此后的明朝虽曾有过短暂的“弘治中兴”，但总体趋势是内忧外患，朝政日非，江河日下。时人不敢妄议朝政，但修建岳飞庙、请求封赠祭祀岳飞、多次重编刊行《精忠录》，不能不是明代士宦诸人和广大民众痛心当朝局势的隐曲表现。
在《精忠录》之后，晚明至清代出现了很多性质相似的编撰，如《朱仙镇岳庙集》十二卷附录一卷，明李濂辑，嘉靖刻本；《岳集》五卷，明徐阶辑，嘉靖十五年（1537）焦煜刻本；《岳武穆集》六卷，明李桢辑，万历二十年（1593）刊，天启间又翻刻；《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类编》八卷，明徐缙芳辑，明万历四十二年（1615）刻本；《新镌增补宋岳鄂武穆王精忠汇编》十四卷，明高应科辑，明崇祯元年（1628）刻本，等等。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明清两代刊刻的岳飞文集和相关资料选辑不少于二十种。产生如此之多的岳飞资料选编，或多或少都得益于《精忠录》的广泛传播，直接或间接都受《精忠录》影响，特别是选编合理、刊刻精良的弘治本以及其后刊本。如《四库全书》存目的两种：徐阶辑《岳集》五卷，卷一传类（岳飞史实），卷二制类（皇帝诏书、赐札及封诰制文），卷三议类、序类、记类，卷四辞类、乐府类、诗类，卷五遗文（岳飞著述）；徐缙芳辑《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类编》八卷，卷一表类，卷二传类，卷三遗翰类，卷四宸纶类，卷五裒卹类、圣制，卷六家集类、异感类，卷七文类，卷八诗类。这些选编不仅内容上多所继承因袭《精忠录》，在结构卷次、内容分类等各方面也基本与《精忠录》（以弘治本为底本的朝鲜本）类同，不过所谓“类编”、“汇编”，追求内容更“大”更“全”，卷目更多。由此可见，在岳飞资料的选编中，《精忠录》是一部承前启后之作。
四、《精忠录》的通俗性及其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影响
在数量繁多的岳飞资料选编中，产生最为广泛影响的是《精忠录》。《精忠录》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岳飞资料选编所起的作用，也不仅在于朝鲜日本域外的传播，而且，以《精忠录》为底本，直接产生了通俗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于岳飞故事的传播功莫大焉。
《精忠录》的传播有其偶然性，比如嘉靖年间福建建阳小说家熊大木读到《精忠录》，比如万历年间中国的译官带着《精忠录》进入李朝献给宣宗，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对比多种“岳集”，笔者认为《精忠录》广泛传播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之根本在于通俗性。
《精忠录》的通俗性表现有三。
一是题目“精忠录”简洁而准确，比之“褒忠录”等题名显然更为切合岳飞题材的特点。“褒忠”，是因为杭州的岳飞祠墓在元代称为“褒忠演福禅寺”39。袁纯辑本题名“精忠”，直接原因是汤阴立庙，“敕赐额精忠”（商辂《汤阴县精忠录序》）。由于“精（尽）忠报国”和高宗赐“精忠”旗的典故，宋代杭州岳飞庙赐额“精忠”（陶宗仪《叙岳武穆王墓》），“精忠”成为岳飞的代名词，普通读者一眼就可了解此书的题材。从袁纯编辑《精忠录》以后，“精忠”基本成为岳飞资料编辑的关键词。
二是《精忠录》有三十四幅战功图。为《精忠录》作序跋者大多对《精忠录》之图印象深刻，如李朝英宗《当宁御制后序》开篇就说：“予于幼时得见一部《精忠录》，逐段有图，首书其文，起于‘祀周仝庙’，盖岳武穆学射于周仝，而射亦六艺中一故也。其末即十二金牌班师之图，数千载之下，令人毛发直竖。”李朝英宗于十五六岁时读《精忠录》，图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很具代表性的通俗阅读之体验。
三是内容丰富且篇幅不大。《精忠录》萃取百家之言，有图有传有铭记有歌诗，各体皆备，是现存所有“岳集”选编本中最为丰富的一种。特别是弘治本，不以资料完备为目标，但其选材具有颇为严密的考虑，讲究代表性，讲求品质，追求精当，如此则能控制篇幅，利于传播，却又以其精严简要满足了读者概括性全面了解的需求，这是通俗性选本的典型特征。
以此通俗性的传播优势，《精忠录》广为流传，在岳飞资料选编中传诵时间最久，重编和翻刻版次最多，从而使之具有最多的机会向广大民间和域外传播。
大约嘉靖三十年（1552）前后，福建建阳书坊主杨涌泉带着这本书拜访当地名士熊大木，请熊大木代为“演出辞话”，熊大木在此基础上编撰成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嘉靖三十一年（1553）杨氏清江堂原刊，杨氏清白堂挖改重印并后附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刊《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三卷》合订本40。这个版本首为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次为《凡例七条》，次为岳飞坐像，次为战功图，次为小说正文八卷，次为附录“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从这样的内容结构和顺序安排就可以见出小说刊本与《精忠录》关系之密切。小说刊本其实就是改换了序言，加了凡例，从岳飞坐像到附录“后集”几乎是《精忠录》六卷（以弘治本为底本的朝鲜铜活字本）的翻版，其中小说正文为《精忠录》前三卷的扩展版。
福建建阳是宋元明三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从宋元以来就有刊刻小说的传统，明代刊刻了大量通俗小说。建阳刊刻的小说大多数是上图下文版式的插图本，特别在万历之前，《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首全叶大幅插图的形式是个特例，就是因为这部小说直接套用浙本《精忠录》的版式。
而小说正文则是在《精忠录》卷一“宋史本传”、卷二“武穆事实”的基础上“演出辞话”，讲述岳飞的故事。当然，为了表现岳飞的历史功绩，必须介绍当时宋朝南渡的时代背景，因此，小说还参考了其他的宋史资料，全面展现当时的历史情形。但是，无疑，在广阔的历史画卷上，小说有意最为突出的是岳飞的形象和故事。小说正文基本采用了《精忠录》前三卷的内容，吸收融合了当时流传的民间传说和小说创造，编撰出丰富而生动的岳飞故事，并在岳飞故事中有意识地穿插了“武穆著述”，其中一些没有穿插在故事中的岳飞著述，还标为“岳王著述”附于卷八《秦桧矫诏杀岳飞》一则之后。此“岳王著述”标题后还有小说作者熊大木的小字注：“愚以王平昔所作文遗迹，遇演义中可参入者，即表而出之。有事不粘连处未入本传者，另录出于王之终传后，以便观览。”41表明小说对岳飞著述的处理方式，正如《精忠录》在叙述岳飞事实之后录其著作的体例。
通过《精忠录》与嘉靖刊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对比，我们得以认识明代嘉靖年间讲史小说的编撰方式之一斑，这是《精忠录》之于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独特意义。
熊大木在《序武穆王演义》中说：“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42
显然，《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实现了“演出辞话”、普及传播岳飞故事的目标。这部小说至今传本甚多，版本情况较为复杂。从版本众多、书坊争相刊刻的现象可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撰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传播，实际上借助了《精忠录》的影响，是《精忠录》传播的普及和推广，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书坊编书刻书的商业敏感。
正是由《精忠录》而衍生出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从此，“说岳”从民间说唱进入了章回小说的传播时代，进而出现了更多的小说戏曲讲唱文学作品，使岳飞史实与岳飞故事传播广远，源远流长。所以说，《精忠录》是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汇编。
而从现存小说版本来看，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之后，熊大木是最早编撰通俗小说的明代作家，《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三国志演义》二种嘉靖本之后现存最早的通俗小说刊本。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后熊大木接着还推出了三部历史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南北两宋志传》。熊大木的编撰又进而推动建阳和各地作家更多的小说编撰，通俗小说在嘉靖、万历年间出现大繁荣的局面。由此而论，则《精忠录》的意义又远不止于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的一环。（涂秀虹）
注释：
① “歌行”二字之前模糊，未能确定残损几字。
② 【明】陈贽《题庙并序》，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精忠录》卷三，亦见于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卷五。
③【明】商辂《汤阴县精忠录序》，徐缙芳辑《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类编》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八十四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④ 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卷之四，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⑤《浙江通志》卷之三十“选举”，清康熙版，浙江图书馆藏。
⑥ 《乾隆汤阴县志》卷之一“地理志·陵墓”：“有贞初至周流社视王之先墓，时则有参政严陵宋兴率郡县官属暨教谕东安袁纯以从”。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79页。
⑦ 《明实录》之《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九，长乐梁鸿志民国二十九年影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鈔
钞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⑧ 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精忠录》卷三，马伟诗及序亦见于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卷六。
⑨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列传四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4319-4320页。
⑩ 25位诗人为：九十三翁萧山魏骥（吏部尚书），刘定之（翰林学士），王谊（赠工部侍郎），钱溥（翰林学士），陈贽（太常少卿），濮州刘忠（监察御史），鄂渚孔儒（监察御史），罗浮李颙（浙江左布政），襄城李敏（浙江按察使），巴渝张清（浙江右布政），关中阎铎（浙江左参政），侯官黄镐（浙江按察使），河间张歧（浙江副使），河湟朱绅（浙江按察使），丰城杨瑄（浙江副使），东鲁高崇（浙江右参议），常熟陈璧（浙江佥事），襄城辛访（浙江佥事），云间高举（浙江佥事），仁和张珩（广东佥事），赤城刘鼎（浙江都指挥），会稽韩阳，三山谢琚（浙江左参议），贵溪吴立（浙江佥事），昆山吴璘（浙江佥事）。
11 【明】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十，《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据万历七年刊本影印，1983年。
12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六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4695页。
13 《明实录》之《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长乐梁鸿志民国二十九年影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4 《明实录》之《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长乐梁鸿志民国二十九年影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5邵玉（河間教授）：宋主當年為金虜，豪傑奮興闚彪虎。仗義圖報君父讎，挺身誓復中原土。父子戮力仍同心，累戰累捷摧強金。誰知權奸主和議，傾陷忠良用計深。金牌亟召班師急，父老聞之皆感泣。十載勳功一旦隳，大事已去嗟何及。子身棄市父死囚，悠悠哀怨何時休。檜賊萬年遺臭在，我王百世芳名流。死王之地已廟食，生王之地猶岑寂。賴有儒臣聞帝聦，重表精忠貫天日。
16 其中“旴江左赞”未注明官职，据《明一统志》卷五十三，左赞为天顺进士，弘治二年（1489）为浙江左参政。则很可能左赞之诗收入《精忠录》之时应该在他担任浙江左参政之前，应当在左赞中进士的天顺年间或之后的成化年间。【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472-47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7 17位作者为：袁纯（监察御史）、刘清（河南佥事）、孙曰让（礼部主事）、高信（河南左参议）、郭文（浙江按察司知事），徐顺（清平县学教谕），万祥（礼部员外郎），王锐（彰德知府），张顺（沔阳州学正），何永芳（河南按察使），李周冕，徐鼎，尹颢，马伟，陈贽，邵玉（河间教授）。身份多可确定，如袁纯、刘清、孙曰让、何永芳等见于《明英宗睿皇帝实录》记载，所注为景泰年间官职。郭文、马伟见于《杭州府志》卷十记载。张顺，《嘉靖沔阳州志》（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中国方志丛书》，1975年）卷三天顺“学正”一栏列“张顺”，无文字说明。
18（日本）大塚秀高《关于李氏朝鲜出版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林桂如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第十一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
19 感谢日本埼玉大学教授大塚秀高先生提供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本《精忠录》复印件。
20 （李氏朝鲜）柳成龙《精忠录跋》，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本《精忠录》。
21 《当宁后序》，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本《精忠录》卷首。
22 【明】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十一，《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据万历七年刊本影印，1983年。
23《明实录》之《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二，长乐梁鸿志民国二十九年影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鈔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24 【明】屠滽《重修敕赐忠烈庙记》之铭文：“贤哉守臣，复倡斯议（麦公秀）。同官一心，崇尚忠义（二李公名瑾，名珍，韩公义，梁公裕，张公和）。豸史叶谋，期复前规（陈公铨，任公文献，方公溢）。冬官地官，参酌攸宜（张公天爵，田公岩，郑公良佐）。藩垣济济，是经是营（孙公需，右布政使林公符，参政欧公信，参议吴公纪）。宪台肃肃，力董其程（朱公钦，副使赵公宽，吕公璋，张公鸾，林公廷选，张公宾，佥事郝公天成，萧公翀，范公镛，陈公辅，洪公远）。都阃桓桓，防之护之（白公弘，都指挥佥事黄公华，熊公冈，吴公邈，牛公洪，戴公恩）。都运闻风，悉心助之（宋君明）。专城寄重，独任其繁（梁君万钟）。花封秉诚，不惮其难（李令师儒，胡令道）。”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卷之四。
25 【明】熊大木《新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十四辑“岳武穆精忠演义专辑”之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26此15人为：孤竹陈鼐（监察御史），芜湖李赞（浙江左布政使），锡山邵宝（浙江右布政使），安福欧阳旦（浙江副使），宜春刘琬（浙江左布政使），任丘边宪（浙江按察使），金城彭泽（浙江副使），建安楊旦（浙江副使），莆田陈珀（浙江副使），关西谢朝宣（浙江佥事），宜兴杭淮（浙江佥事），仁和陈良器（福建左布政使），陈璟（蜀府长史），陈珂（福建按察使）。
27 《鄂国金佗稡编》及其续编于元明清多次重刻，今有王曾瑜《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28 《忠文王纪事实录》在咸淳七年刊刻，入明后还有刊刻，现存洪武年间公文纸印本，藏于国家图书馆，1986年中华书局据以影印，编入《古逸丛书三编》。
29【元】住山僧可觀錄《岳忠武王廟名賢詩》，藏于上海博物馆。
30【宋】谢起岩《忠文王纪事实录序》，亦见于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本《精忠录》卷四。
31 黄裳《来燕榭读书记》4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32 此序未见于吴讷文集，但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四亦言及“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104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3【明】徐阶辑《岳庙集》卷三，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五年焦煜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八十三册，齐鲁书社1996年。
34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列传四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4317-4318页。
35【明】屠滽《重修敕赐忠烈庙记》，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本《精忠录》卷五。
36 《岳忠武王庙名贤诗》此42家依次为：叶绍翁、赵孟頫、胡邦衡、方巨山、孔天碧、龔子敬、趙仲光、柯敬仲、達兼善、鄭明德、段吉甫、陳政德、班彥功、宇文子貞、高則成、潘子素、林清源、楊廉夫、霍賓陽、霍惟肅、程正輔、朱希顏、吳子華、施則夫、王彥琬、陳剛中、劉改之、翟宗仁、唐子華、張安國、趙彥恭、楊子壽、高若鳳、周越道、柯履道、蘇大年、李希顏、陳秀民、張源、姚子章、徑山僧康元翁、姚黼。
37 李氏朝鲜英宗己丑铜活字本《精忠录》卷四。
38 【明】李贤《天顺日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二年刻明良集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20页。
39【元】陶宗仪《叙岳武穆王墓》，李氏朝鲜铜活字本《精忠录》卷四。
40参看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石昌渝2012年发表了《从（精忠录）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小说商品生产之一例》，《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41 【明】熊大木《新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八，《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十四辑“岳武穆精忠演义专辑”之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42【明】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新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首，《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十四辑“岳武穆精忠演义专辑”之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来源：《文献》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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