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都空前繁荣。
此阶段不仅延续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优秀文化，还巧妙融合了南北方各族的文化精华。其发展态势，颇有些“海纳百川”之势。
而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日本遣唐使团访华交流，也使得此阶段成为中日文化交流最为紧密的一段时期。毋庸置疑，唐朝文化在中华文化里绝对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黄金年代。日本遣唐使团，也正好见证了我国文化交流与贸易发展的兴盛阶段。
从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初，朝鲜半岛一直处于三足鼎立且互相对峙的状态。而当时的日本国，也与他们密不可分。为了扩大自身影响，日本国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东亚地区一时战争不断。
由此可见，当时中日的白江村之战一举奠定了东亚地区的格局形态。
战后退守的日本国深知自己国力不足，难以与当时的盛唐相媲美。而且，当时的日本国处于传统政教合一体制+文明尚未开化阶段。面对国内国外形势的“双重夹击”，时任天皇与当朝臣子几经商议对策。
最终，他们决定以虔诚恭敬的姿态向唐朝派“遣唐使”。“遣唐使”来华求学，一是想要摆足求和诚意，并留与本国臣民休养生息的缓冲时间。
二是集中全国之力选取人才，来充分了解、学习借鉴唐朝开放且兴盛的文化。三是想要使自己快速摆脱落后现状， “知耻而后勇”。
在日本所派的遣唐使团官员中，他们集结了多达20余类别的有生力量。例如：翻译人员、各级工匠、乐师、画师、风水大师、祭祀神者和固定安保人员等等。
整个遣唐使团由大使主宰、副使协助，跟随这些人员一同来华的就是对应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众了。纵观其使团阵容，完全就是日本社会各类行业的领头人与知识储备量极大的留学生们聚集地。
在初期阶段，来华的遣唐使团规模相对较小，基本在100～150人之间不等。这一批的来访人员，主要会被唐朝接待人员先安排了解唐朝的各项规章制度。在有了初步接触后，继续学习各种典籍经纶以及名声在外的佛法。
在中期阶段，也就是自第六批遣唐使来访之后。日本遣唐使团的人数，一度达到了4、500人左右。
从中可看出，当时日本遣唐使团所耗人力用“四只船”形容都不足以概括。而在此阶段来访的留学生与留学僧，也涌现出了多位优秀的学者及名家。
而到了后期的遣唐使团派遣阶段，整体规模虽不亚于之前，但人数还是有相应的减少。其实，这也是外来人员自主学习后的自然规律。
毕竟，后期的唐朝已经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所谓的“对外榜样力量”，也有所减弱。因此，经过多年学习早已“成竹在胸”的日方必然会叫停这项耗费人力、物力及财力的外交活动。
从630年的首批遣唐使到838年第十二批遣唐使截止，日本每一代天皇都会组织派遣不少于120人的使团成员来访，甚至有时会扩大将近5倍的规模。
在两百多年的文化往来之中，虽然总计派遣了19次，但实际成行的遣唐次数则为12次。中间有几次，因特殊情况终止出发。
纵观整个日本遣唐使团前往长安的路线规划，基本以北线和南线为主。北线会在山东半岛登陆，行陆路抵达长安。而南线则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登陆，行通畅的水路向长安进发。
还有一条横跨东海的南岛线，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登陆。随后，经由大运河行至汴州，再到达长安地界。
综合来讲，南线是所有航路中用时相对较短的一条路线。如果天公作美，遣唐使甚至可以在5天之内就到达中国境内。
可速度与风险同在，这条线路也由于地理气候等不定因素成为相对更危险的航路。而北线则要颇费一番功夫和时间，基本要用一到两个月左右才能抵达目的地。
因此，为了不延误时间合适扰乱学习计划，每一批日本遣唐使团来访都会提前制定好备选航路方案。
日本国派遣遣唐使团，表面看似是定期的双方外交活动，实际上更想要借助文化交流学习来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
开放的唐朝民风和淳朴热情的长安人士，给了遣唐使们友好交往的契机和绝佳的学习机会。同时，这些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成功输出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比如，像著名的遣唐使粟田真人和才华横溢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他们二人在入唐以来，始终在潜心研究唐朝文化。以他们为首的学者代表，皆是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漂洋过海而来。
粟田真人更是女皇被武则天大赞，称其为满腹经纶的温雅之人。不仅给他加官进爵，还允许他随时入学馆和宫内进行听学交流。
不仅如此，阿倍仲麻吕还改了汉名“朝衡”，并深入民间去体验大唐各处的民俗风情。他为人和善且知识储备强大，即使做了官也不爱摆架子。一时之间，深受老百姓和各级官员们的欢迎与优待。
在唐朝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中国人一直对中原和外邦人士有意识上的区别对待。因为汉族人数分布极广且多能坐稳历代君王统治者的身份。
所以，外邦人士总被中原人士叫做“蛮夷”。大家除了战争与边境贸易，基本不屑于跟他们有太多往来。
但是，自从日本遣唐使团定期来访之后，唐朝对外来之人的包容性越来越大。而这种现象，也跟唐朝统治者好为征战四方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因此，唐朝得以跟周边民族和外国人打开了交际面。同时，更增强了彼此之间的和睦相处。
当时的唐朝，海陆运输日益繁盛。大批遣唐使的来访交流，让我国的贸易需求愈演愈盛。不管是遣唐使带来的丝绸布匹还是我们所赠予的经典古籍、彩帛及工艺品，都是一种良性循环的互通往来。
日本人羡慕、憧憬我国的地大物博，对唐朝的美食、器乐、节庆风俗等全盘吸收。在他们将这些中华文化带回本国之后，日本整体的社会面貌和经济秩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日本派遣遣唐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学习强国的治国策略与成熟的政治制度。所以，各位留学生与留学僧对当时的均田制和教育制度都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与总结。
回国后，他们更是仿照我国这些制度设立了本国的“班田制”等一系列创新改革制度。这些有利于民生发展和统治的重要举措，也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政治圈层的权利集中。
除此之外，唐朝完备的礼仪制度与浓厚的佛教氛围也被遣唐使逐个深挖。在引回日本国内后，来自我国的皇室礼仪制度与佛教思想也为日本贵族阶层的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遣唐使承载着两国文化的互通，在前后历经200多年的中日文化集中交流过程里肆意地“挥毫泼墨”。其扮演的历史角色和特殊使命，为唐朝乃至中国的后续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与此同时，他们也让日本自身的制度更加完善、文化综合发展也逐步走向成熟。对于当时的中日两国而言，遣唐使的存在就是“潮流与文化的风向标”。
而且，部分优秀的留学生也将本国及世界的先进产物带至中国。从物质、精神、艺术等方面丰富了国人的日常生活，大力促进了唐朝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政经、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人才带领下，我们与遣唐使互相查缺补漏，最终形成了空前绝后的友好、和平沟通氛围。两国都能受益，就是遣唐使往来的最大意义。
参考文献：
《日本遣唐使简史》
《旧唐书》
《唐语林》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