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乱世更迭，百姓流离失所，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堪称是中华文明最为动荡的时期，然而佛教却在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下野蛮生长，意外地兴盛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以寺庙为中心的寺庄经济兴盛发达，甚至掌握了许多社会特权和财富特权，成为事实上的门阀阶级。严格意义上讲，此时的佛教兴盛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灾祸，危害社会。
这场社会危害到底有多大？
01
佛教从哪来的呢？
要了解寺庄经济，先要了解佛教的来龙去脉，佛教并不是我们本土产生的宗教，是在封建统治者迷信支持的条件下引入的外来宗教。
佛教历史悠久，起源于东南亚的古印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创建，在西汉王朝末期传入中国本土，大约对应王莽篡汉时期。
第一个统治者推崇佛教的时代，是东汉王朝。
公元65年，汉明帝在梦中看到一个身高数丈、浑身金光的人自西方而来，大臣们解释是西方有神称为“佛”，于是一场前往西方拜佛求经之旅就此展开。
汉明帝派遣了十余人踏上了遥远的“取经”之路，经过辗转旅途，最终达到了古月氏国（今阿富汗境内），遇到了古印度佛教高僧竺法兰等。使者们竭力邀请高僧赴中土大汉弘法布教，于是在公元67年，两位古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们共同返回到洛阳，用白马驮载佛经步入王都，史称“白马驮经”。
明代画家丁云鹏《白马驮经图》局部
（这里插一句，古印度被称为“身毒”，来源于古梵语，印度河的发音Sindhu，即“辛毒”，属于音译传谬）
公元68年，依旧没有从梦中释怀的汉明帝给予了佛教最高的礼遇——由国家出资，在洛阳新建白马寺（被后世称为祖庭，地位极高），纪念印度高僧不辞辛苦来到中土的功劳。
就是在这座寺庙里，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译制了著名的《四十二章经》——现存第一步中国汉译佛典，意义深远。
后世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把它化为清朝宝藏经书，纯粹是一次戏谑的恶作剧。
在皇族的顶礼膜拜之下，全国上下，顿时佛教成为流行一时的,新宗教，和我国本土产生的道教、儒教等开始互相竞争。
白马寺现景
随后三国、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动乱时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几辈子活得都没有希望，北方人口一度十室七空，存活下来的人不到1/3，百姓们更需要一种精神寄托，主张“因果报应”的佛教开始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非常频繁，晋朝八王之乱也是权王和权臣对天子的造反为主，从上到下，各级政府官吏都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两汉王朝花费数百年建立的“忠孝仁义”儒家思想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荡然无存。
各级统治者也不希望流民们四处起事造反，带有“精神麻醉效果”的佛教思想非常适合封建制度，使信徒们驯服地服从统治，于是他们对佛教的发展开始推波助澜，于是乎全国各地的佛寺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建设起来，这是寺庄经济产生的物质基础。
《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载，徐州太守笮融“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是最早见载于史册的地方政府推动建设佛寺的记录，说明当时佛教流传已经深入上下。
《魏书·释老志》记载：何尚之对宋文帝说，“百家之乡，十家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千亿则仁人百万...刑息于国，此明昭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这赤裸裸地点明了佛教对帝王统治的便利之处。
还有一点较为特殊的原因是：在那个时代，认为佛是戎神（佛教教义上，佛陀确以武功立身，是后世传经发生了偏离），北方很多少数民族出身的统治者以武力夺取政权，对佛陀有“同业出身”的好感。
南北朝僧人画像
后赵石虎曾专门下诏书称：“朕出自边戍，忝君诸复。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晋书·佛图澄传》）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佛教传播和佛教寺院发展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后世唐朝有一句著名的诗词，描述了场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武帝萧衍（公元502年-549年在位），他本人是一个超级虔诚的佛教徒，为了实现宗教理想，甚至多次把自己卖给寺庙为奴，注意他不是一般的出家当和尚，中学教科书上写的比较隐晦，实际上从后世记载来看，他是当时作践自己，把自己卖给寺庙和尚打杂的奴隶，以此来赎罪，洗涤自己的灵魂。
他这一作秀不要紧，苦了梁朝的大臣们，为了给他赎身前后折腾了好几次，每次入寺和出寺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最后总共花了将近4亿钱币，但貌似佛祖并没有原谅他的罪行，最终他还是被造反后活活饿死在宫中。
02
寺庄是怎么产生的呢？
主要是来源于寺庙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侵占，以及封建王朝对于出家僧尼赋税和徭役的免除政策导致的。
根据史料统计，到北齐齐后主时期，大约公元570年，北方全国佛寺已经达到四万多座，所有的和尚、尼姑（合称为僧尼）一共有400多万，此时北齐人口总共也才2500万左右，相当于每5个人就要供养一个僧尼。
我列一个直观的数据比较一下：2019年时候，肯德基在中国大陆的总门店数才6200个，只相当于北齐佛寺的1/6不到，并且当时的北齐面积仅仅是北方领土（还不包括今天的新疆、青海），城镇数量也不可同日而已，由此可见，当时寺庙分布的密度有多高。
历代魏晋、北朝统治下，甚至从南朝梁朝开始，佛寺不需要交税、僧人不需要服徭役，甚至挂名在寺庙下的土地也不需要缴纳农业税。这在史书上称为“免役、调租税”，黎民百姓受不了社会动荡的苦楚，受不了国家租税役调的压榨，宁愿抛妻别子远离父母到寺院里去作僧众、去做寺奴。
晋朝徐陵所作的《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里明确写了做僧众的好处：“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
这样特殊畸形的优待政策，让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财富，通过种种渠道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向寺院，不但用来广造佛寺，而且使寺院财富的蓄积日渐增长。
北魏时期，寺院已开始有了“僧抵户”、“佛图户”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农民自愿把土地、户口都挂在寺庙名下，成为事实上寺庙的长期佃农，如果还不起债，还要破产全家人去寺庙里做工，相当于奴隶一般。寺院对农民的剥削越发严重，寺院经济也愈加发展。
当时属于地主阶级的有钱人善男信女们，都积极向寺院施舍土地，施舍钱财。《晋书·何充传》记载，有钱的人是“糜费巨亿而不吝”的。同时寺庙的主持们也是在那个时期，主动积极地开始侵占民田民居，但凡与寺庙惹上官司或者纠纷的，最后往往寺庙获胜，百姓流离失所。
莫高窟里的佛教形象绘画
“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释老志》）
南北朝的佛教寺院，大和尚都是贵族僧侣，寺院经济在他们的支配下，也如俗界世家贵族的私有庄田，另有众多净人、寺户等依附民和奴隶。南北朝时期，南方寺院“穷极宏丽”、“资产丰沃”，僧尼、白徒“常居邸肆，恒处田园”，甚至设库放债、受质纳物，寺院“侵夺佃民，广大田宅”极其普遍。
佛法平等，佛寺内部却是不平等的。按照内部律规，僧尼都是不许私蓄财产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高级僧尼可以接受社会上的供养和施给财物，接近统治者的大和尚、大法师们往往接受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专门供养。
宋明帝对沙门道猛“月给钱三万，令史四人，白簿二十人”（《佛祖统纪》卷三十七）。
处于寺庙内部上层统治基层的高级僧侣，在被动地接受捐赠、赏赐或封赏的世俗财产后，贪婪成性，进而转向主动地掠夺财产，导致寺院占有的财产和土地急剧增多，最终出现了以庄园形式经营的寺院地产—“寺庄”，即以寺庙为核心，以宗教信仰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庄园式经济体。
这时候的高级僧侣们实际上已经成为高级地主，佛教信仰关系已经异化为一种精神纽带，用以传播麻痹信徒和遮掩谋求利益的宗教外衣。
寺庄，是宗教中心，又是思想文化中心，由于拥有大量田宅，寺庄的经济力量极其雄厚，可以利用其人力物力，经营生产和商贸甚至信贷，因此它也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
这标志着寺院已经发展成为以宗教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经济组织和宗教组织合而为一的实体，寺院势力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寺院地主和以“寺庄”为主要支柱的寺院地主经济，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
03
寺庄经济的诞生，具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呢？
首先是影响了统治基础——土地和财税资源。寺庄的特殊地位和优待政策，让社会的青壮劳动力纷纷拜入沙门，土地纷纷录入寺籍，国家政策无法覆盖到寺庄的田地，自然也无法纳税，均田制支撑下的财政体系岌岌可危。
根据《释氏通鉴》、《广弘明集》等记载，寺院拥有大量土地，约莫可占到国家可耕地面积1/3，已经完全摆脱了应有的社会支持和布施功能，迫使财政趋于枯竭。
其次是影响了社会人口资源。庞大的僧侣和尼姑人数、寺庄的挂名佃农和奴隶人数，让国家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新兵，军队实力一再下滑，佛祖的大手正在一步一步把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
据记载，当时洛阳有1000多家寺院，不仅收留中土信众，还有不少来自波斯、印度等地的信徒。地处西域的永宁寺，举办一次信众活动，全国各地朝拜来的人数居然达到10000多人，其中百国沙门（指外国来的和尚）有3000多人。
第三是各级统治者在崇拜佛教的过程中，施舍花费奢靡，建设佛教寺庙和雕像巨额支出，导致国家财政的严重浪费，激化了社会矛盾。
北魏王朝末年的时候，胡太后崇信佛教，所兴建的永宁寺，中有九级浮图一所，架木为之，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
除此之外，北朝历代统治者还曾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山西的云岗、洛阳的龙门山等地，开凿石窟，造了大量佛像，今天我们见到的几处著名佛像石窟景点，就是那时候修建而成的。
有了这样严重的矛盾，自然官府和寺庄之间的冲突就会发生了。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之祸，其中两次指南北朝后期发生的“灭佛”大事件。
第一次灭佛，发生在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取宰相崔浩的劝谏，开始灭佛行动，但是他的方法显得十分过激，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加入寺庙，并限期交出私匿的僧尼，若有隐瞒，即刻诛灭全门。
但事与愿违，北魏通过捣毁寺庙，杀死僧尼不仅没有灭了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走向动荡。废佛后六年，北魏太武帝病逝，新帝即位又恢复了佛教地位。
第二次灭佛，发生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中间涉及的文献史料，最足以说明官方与寺院争夺户口、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和斗争。
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五月，北周武帝下诏：“初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财富，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广弘明集》卷八记载）。
到了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复下令，尽废齐境佛教：“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特意举办了一场公开辩论，论述说灭佛的好处，“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
因为废佛，僧众还俗，出租调服徭役的人数增多了，堵住了北周财政的漏洞，才能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为北周繁盛的国力奠定了基础。
公元567年，周武帝正式昭告天下，国家之思想以儒家为先，道家次之，佛教再次。
中华民族的思想正统认知，终于回到了正轨上。
在周武帝灭佛中，一个叫慧远的僧人曾公开抗议，说：“陛下今日凭借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以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检贵贱，陛下如何不怖？”
周武帝诚恳地回应：“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