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天真地认为，明朝末年的东林党都是忧国忧民，铮铮铁骨的汉子。为了铲除阉党，以左广斗为代表的“东林六君子” 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左广斗、杨涟确为忠臣不假，但也只是东林党的一小部分，大多数明末的士大夫一生就为两个字：名利。
左广斗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东林党从成立之初到最终覆灭，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只做一件事：内斗。和皇上斗，和宦官斗，和齐党、楚党斗，自己人之间互斗，可谓斗来斗去不知疲惫，其乐无穷，终于直接把明朝斗没了。
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主要代表了地主阶级和士绅大夫的利益。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评论朝政、针砭时弊，要求振兴吏治，革除积弊，开放言路，并坚决反对宦官专权，得到各界同情与支持。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入仕的欲望又使他们热衷于权力斗争，党同伐异，非黑即白的政治思维使其为人处世更加趋于极端。
顾宪成
东林党人的政治活动大致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全程参与了“国本案”、“红丸案”、“移宫案”，在历史舞台的表演长达40多年。万历和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在严党和阉党双重打压下度日如年，难有作为。特别天启当政时，大太监魏忠贤权倾朝野，被称为“九千岁”。面对共同的敌人，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大家的目标是尽快搞死魏太监。
崇祯皇帝继位后，魏忠贤一党被立即清算，宦官集团顿时灰飞烟灭。东林党人的幸福时代终于来临，一部分老油条开始放飞自我。满嘴仁义道德，干的都是贪污腐败的勾当。
崇祯皇帝
随着东林党一家独大，其后期的内部成分愈发复杂，一些投机取巧之徒和仕途不得志的小官僚均纷纷效忠投靠东林党这棵大树，企图捞取更多政治资本。既然朝野都是自己人，肥水自然不流外人田。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东林党反对征收商税矿税，即使江南地区商业和矿业繁荣发达。此外他们不断加重农业税以填补财务亏空，据说有的税已征收到80年之后。接着又有了财政节流的馊主意，也就是说通过裁减人员减少支出。比如曾经的国家公务员李自成同志愤愤不平地丢掉了驿站工作的铁饭碗。
闯王李自成
明帝国大厦将倾之际，东林党人仍然坚持战斗在内耗的第一线，对其他党派大臣的提议死磕到底。可是面对国库空虚，经济乏力的痼疾，他们却想不出一个可行方案。当朝廷需要军饷时，文官大臣们犹犹豫豫，都不想自己出钱。崇祯岳父周奎经多次催促才勉强捐出白银一万两。后来李自成攻入京城从周奎家抄出现银几十万两，珠宝更是无数。
国丈周奎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东林党人空谈道德，鲜有实绩，他们可称为封建道义的捍卫者，却绝对不是救国救民的务实改革家。时局难以支持时，反对迁都。崇祯殉国后，又为新皇帝人选争执不休。《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一书强调：早年东林党人是一个有理想抱负的群体，但到了中后期逐渐退化，变成一群缺乏政治远见、治国理政无能的废物。
《东林党新论》也认为东林党人“长于内斗，短于治国、治军”“他们与齐、楚、浙三党以及阉党的唯一区别，仅仅在于东林误国，而东林的政敌则害国”。
崇祯上吊殉国前感叹“文臣人人可杀”，并留下血书，其中写到：然皆诸臣误朕也。可是他后悔已经晚矣，身边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共同赴死。更没有想到的是，当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后，一些平日里所谓的忠臣和清流不但没有“临事一死报君王”，反而争先恐后投降做起了顺民，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公司老板而已，何妨?
而南明建立后，南迁和南方的东林党人荒于政事和军备，又开始一轮长达17年的内斗，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到明朝这辆破车头也不回地走向末路。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历史引以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