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北部，鹤壁市治下，淇县。
这一西枕太行山，常住人口不过三十万的小县城，在如今并不起眼。但众所周知，河南作为中华文明发芽之地，每一个如今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在历史上都曾上演着无数精彩的故事。淇县也是如此，在近三千三百年前，它有另一个名字：朝歌。
衰落之时
彼时已是商朝末年，来自江淮地区，即今天安徽，江苏一带的部落“夷”日渐壮大，已经侵入了中原，即河南地区。而商朝国力，则日渐衰弱了。
关于如何理解商的衰弱，固然可以归结为几代君王的碌碌无为，但是笔者在这里，提出另一个角度，供大家欣赏。
河南，古称“豫州”。在《吕氏春秋》有记载说，当时商人驯服大象来作为战争兵器与东夷抗衡。在上世纪初的种种考古学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即当时河南南部，竟然有大象生存。
如今，亚洲象多在云南出现。我们知道，大象是一种热带生物。而亚洲象更是习惯于生活在炎热潮湿地区。这显然说明，在遥远的三千至四千年前，河南潮湿炎热，与如今云南地区不相上下。
而我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也是最为强大的农耕文明。气候炎热潮湿，意味着丰收，而丰收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更强盛的国力。
但是，在各种考古发现中，学者们却发现，商朝末年，关于“求雨”的内容越来越多。当时炎热潮湿的河南理应不缺降雨，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求雨”相关的祭祀呢？
无论原因为何，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点，那就是商朝末年，气候不知为何变得干旱，降雨也大幅减少，令商人不停地祈祷，希望有大雨降下。
雨对于农田收成的影响极大，我国古代的农民对气候的观察也最细致入微。降雨量的减少就意味着农田收成的减少，而农田收成的减少就意味着，饭不够吃了。
在如此内忧之下，位于江淮的东夷部落又步步紧逼，甚至推进到了河南。而在西边的陕西，在与来自甘肃的西戎频繁交战过程中逐渐强大的周也开始蠢蠢欲动，可谓是真正的“内外交困”。
纣王来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名为帝辛的商君继位了。他是上一任帝乙的小儿子，也是嫡长子。他哥哥因为母亲地位不高而无法继位。他还有个更著名的称呼：商纣王。
纣王继位时，商已面临内忧外患。为了提防周并方便对东夷用兵，他将国都从殷（今安阳）迁到了南边的朝歌，即淇县。
他相当强势，发动了对东夷长年累月的战争。在长达十余年几场战争中，农田荒废，本来就因农田欠收而粮食不足的商更是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纣王虽然赢了数场战争，但是输了民心。
而在内政上，纣王在持续的内斗中消耗了国力。首先，他任用了大量的“非贵族”人士当官，引发了世家大族的不满。此外，他还在“祭祀”上做文章，降低了祭祀的频率，还缩小了祭祀神灵的范围。
在那个奴隶制社会，所有人都十分迷信。人们认为降雨量的减少，农田的欠收是因为自己得罪了上天，因此祭祀的频率大幅增加。要知道，祭祀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而是属于”世家大族”的权力。贵族们通过成为百姓与“上苍”之间沟通的桥梁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纣王此举，加剧了自己与贵族们的矛盾
纣王推行的政策在如今看来或许可以被称之为“变革”，但在当年，如此做法不仅不得民心，还让商内部离心离德。
另外，纣王在建设国度朝歌上的举动更是被史学家口诛笔伐。他在那个内外凋敝的时期不仅没有以身作则的勤俭节约，反而大量搜刮钱财，大兴土木，逼迫百姓建设朝歌城。著名的“鹿台”就是此时建成，据史书记载，这一大工程耗时七年，劳民伤财。
周的强盛
当时，位于陕西的周部落在周侯姬昌的带领下逐渐强大了起来。周与商的矛盾由来已久，周侯姬昌的父亲就是因为商君的忌惮而被囚死在殷。等到纣王结束了对东夷的战争后，他又因忌惮而囚禁了姬昌。不过，在周的游说和进贡下，纣王还是放了姬昌。
周文王姬昌
如此世仇，周和商已经不共戴天。在姬昌病逝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在一段时间的韬光养晦之后，见商积贫积弱，离心离德，他知道，机会来了。
周两代明君的治理下，早已是西方最大的部族，是陕西与山西境内各诸侯之长。姬发一经号召，诸侯应和。他们组成了人数高达五万的联军，联合伐纣。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史称“牧野之战”，也是古中国史关键的转折点。
姬发以替天行道之名，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纣王动用了许多奴隶和东夷战争中抓来的俘虏为自己的军队充数，却完全没有战斗力，还临阵投降，把自己手里的兵戈对准了商。这就是“临阵倒戈”的由来。可以看出纣王有多不得人心。
几乎是摧枯拉朽的击败商后，周成为了新的天下共主，姬发从周侯变成了周王，史称周文王。而纣则被流放，郁郁而终。
结语
纣王昏庸吗？他对外战争连战连捷，对内为了对抗世家大族打击迷信，任用庶人，确实算不上无能。然而，他的做法并没有挽救商。他耗空国库，大兴土木，得罪了百姓；打击迷信，任用庶人，得罪了贵族。最终，商水到渠成的被灭，他也成了最知名的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