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之死带来的疑团
公元659年4月，唐高宗李治的亲舅舅——太尉长孙无忌，突然因卷入一桩“谋反案”而被削去官职，发配到黔州（今重庆市黔江一带）。
数月后，在专案组官员亲赴黔州，进一步审理案件时，作为天下最重量级大臣的长孙无忌竟然选择了自缢而亡，从而悲剧性的结束了其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不少人倾向于把这一幕视为历史上的“拐点级事件”：它不仅意味着长孙无忌超强影响力的终结，也昭示着曾叱咤风云百余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就此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长孙无忌之死也为世人留下诸多疑团：
曾大力扶持唐高宗李治上位的长孙无忌，是否真的参与了旨在推翻李治的“谋反案”？
当大臣密报“谋反案”内幕时，为何李治一方面痛哭流涕说不忍心杀死舅舅；另一方面却又不做任何当面对质，便匆忙做出了处罚决定？其中究竟有何隐情？
号称“天下第一大权臣”，曾为李治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策划过玄武门政变的长孙无忌，在面对专案组质询时，为何没能策划一起拯救自己的政变？其自缢选择是出于“愚忠”，还是别有玄机？
要澄清笼罩在历史上的层层迷雾，我们需要将时光倒退十余年，从一位宰相的被杀开始说起。
李世民处死大唐宰相的“神逻辑”
公元645年2月，已进入政治生涯末期的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辽东。当大军行至河北定州时，他委派宰相刘洎辅佐皇太子李治留守于此，并嘱咐刘洎，我在辽东期间，定州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刘洎慨然答道，皇上无需担心，如有大臣敢乱来，我就先杀了再说。
《新唐书 刘洎传》洎曰：“愿无忧！即大臣有罪，臣谨按法诛之。”
此言让李世民大为诧异。贞观时期，朝廷对死刑的判定有一套严密程序。在行刑当日，官员还要三次向皇帝请示。李世民当天也不进酒肉，只吃素食，以体现对生命的敬畏。
而刘洎张口便彪悍地说出“谁乱来就杀谁”，俨然以“手持尚方宝剑，拥有生杀大权”的顾命大臣自居。面对手下“明显超出授权范围”的“拍胸脯”，哭笑不得的李世民警告道，你这人性格粗疏，反应还贼快，如再不小心谨慎，恐怕会招致大祸。
《新唐书 刘洎传》洎曰：“愿无忧！即大臣有罪，臣谨按法诛之。”帝怪其语谬，戒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败。”
当年11月，李世民自辽东回到定州，一度重病不起。刘洎探视完皇帝后，对等候在外的官员褚遂良悲怆地说道，皇上身体长了毒疮，前景不容乐观。
褚遂良当即密报李世民，说刘洎声称，皇帝估计快不行了。不过也不必担心，他将像古代著名的顾命大臣伊尹、霍光一样，辅佐皇太子李治登基。谁如果不服，他就先杀了再说。
《新唐书 刘洎传》帝还，不豫，洎与马周入候，出见遂良，泣曰：“上体患痈，殊可惧！”遂良即诬奏“洎曰：国家不足虑，正当辅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异者，诛之。”
李世民病体稍愈，立即召来刘洎、褚遂良，及当时在场的官员马周对质。刘洎坚称自己没说过“要当伊尹、霍光”的话，并得到了马周的佐证。而褚遂良则一口咬死对方肯定讲了。
经长时间沉默后，李世民采用了褚遂良的证词，宣布将刘洎“赐死”。
同在朝廷共事，褚遂良为何一定要置刘洎于死地呢？按史书说法是“二人不和”。而在多年后，褚遂良给唐高宗李治的一篇上奏中，则进一步揭示了玄机。
他在那份奏折中提到了三件事情：
第一、贞观时期，尽管皇太子李承乾（嫡长子）与魏王李泰（嫡次子）曾是皇位继承人的更热门选择，但褚遂良却是少数一直支持晋王李治（嫡三子）的人。（李承乾、李泰、李治均为长孙皇后所生）
第二、皇太子李承乾失势后，刘洎曾强烈建议让魏王李泰入主东宫。正是褚遂良（为李治）挺身而出，阻止了这件事发生。
第三、李世民去世前，病榻前只有两位顾命大臣接受遗诏：长孙无忌与褚遂良！
《资治通鉴》：遂良至爱州，上表自陈：“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
在那份奏折中，褚遂良明确指出，刘洎曾公开支持过皇太子李治的竞争者——魏王李泰。因此，褚遂良“构陷”刘洎的动机，显然不会仅仅是因为“个人情感”。
在刘、褚二人各执一词，且刘洎证言得到马周佐证的情况下，李世民依然倒向了褚遂良一边，恐怕也并非出于“草率”，而是另有考虑。
正如褚遂良所言，晋王李治在一开始并非皇太子的热门人选。他不光顺位排名在两位兄长李承乾、李泰之后，还因为其“懦弱”的性格而饱受质疑。
甚至当李承乾、李泰因自身问题退出竞争者行列，“媳妇熬成婆”的李治顺次上位后，李世民还一度考虑过另立吴王李恪（李世民与杨妃所生）为太子。因为后者气质英武，“更像”李世民本尊。换言之，李世民需要一位强势的继承人。他担心“懦弱”的李治无法驾驭大局，导致大唐王朝神器旁落。
然而，“个人魅力更强”的吴王李恪也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硬伤。他母亲杨妃是隋炀帝杨广的亲女儿。让“亡国暴君的外孙”成为大唐第三任皇帝，似乎有那么一点大隋卷土重来的味道。李恪会顺利得到大唐开国元勋们的支持吗？
当举棋不定的李世民找来最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征求意见时，后者坚决否定了李恪上位的方案。被激怒的唐太宗直斥长孙无忌存有私心，说后者不喜欢李恪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李恪不是他的亲外甥。长孙无忌辩解说，李治虽然不怎么“英武”，但宅心仁厚，不失为守成之君。如果皇上在继承人问题上一变再变，恐怕会出大乱子。最终，自感时日不多的李世民妥协了。
《新唐书 吴王恪传》：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
此后，唐太宗便退而求其次，以“懦弱的继承人”李治为基石，开始认真为“后李世民时代”谋篇布局。他精心挑选了一批“靠得住的”官员，派往东宫任职，以作为下届政府的人员储备。此外，他也锁定了下届官僚中最核心的人物——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如果“懦弱”的李治难以驾驭大局，那就为他找两位强势的大臣来做决定吧。
同时，假如有任何势力可能对权力交接构成威胁，李世民也会毫不手软地予以“清洗”。
很不幸，曾公开支持过魏王李泰，行事又“时常超出授权范围”，“反应还贼快”的宰相刘洎，不仅是政敌褚遂良的眼中钉，也成了李世民心中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刘洎有没有讲过出格的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毛躁激进的行事风格，和魏王系官员的敏感背景，很难排除会为政权交接带来“变数”的可能性。从大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李世民选择了看上去“风险更低的解决方案”。这便是他杀死宰相刘洎的“神逻辑”！
基于相同考虑，李世民又于公元648年，将“怀有怨气”的“军中大佬”薛万彻“除名徙边”。后者曾被李世民赞为当世仅存的三大名将之一（另两人为李绩、李道宗）。
公元649年5月15日，距李世民辞世仅剩十一天，“三大名将”之首的李绩也遭降职，被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县一带）都督。
诏令发出后，病榻中的李世民对李治说道，李绩如果赖在京城不走，便是存有异心，可以立即斩首。如果他马上启程，就是日后能够倚重的对象。等你登上大位后，务必将其调回京城，委以尚书仆射重任。此人必会因感恩而对你忠心耿耿。
结果，李绩接到诏令后，连家门都没回，便以“百米速度”启程到叠州去了。
如果再算上之前主动请辞的李道宗，至此，“三大名将”悉数被踢出了“核心圈子”，纷纷远离即将发生的“地震级”政权交接。军中也再无资深大佬，敢去挑战“下届班子”的权威。
十一天后，“诸事安排妥当”的一代雄主李世民驾崩于翠微行宫含风殿，享年52岁！
大唐王朝正式进入了唐高宗李治时代！
高宗初年的新一轮大洗牌
李治成为新一任皇帝后，立即进位舅舅长孙无忌为太尉，兼中书令，同时主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工作。
在唐代，太尉为“三公”之首，属于地位尊崇但不管具体事务的闲职。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均为“实权”单位，称为“三省六部制”。简单而言，中书省负责自上而下发布诏令指示；门下省负责自下而上传递官书民情；权力最大的尚书省相当于国务院，统一管辖吏部、礼部、户部、刑部、兵部、工部等六部尚书，负责行政。
李治让长孙无忌统管“三省六部”，基本相当于官宣后者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哥”！
然而，或许是不愿“名声太盛”，长孙无忌坚决辞掉了尚书省的事务。李治遂改封其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是一个宰相的官职。
唐代采用宰相议政制。虽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实权”单位，但也只是执行部门。真正的决策机构是宰相团队+皇帝。当有重大事情发生时，宰相们会聚集在朝堂议政，得出结论再报皇帝审批。皇帝盖章同意后，再交由中书、门下、尚书等部门去执行。
最初，具有议政资格的宰相，只有中书省最高长官中书令（编制两人），门下省最高长官侍中（编制两人），尚书省最高长官左、右仆射。但这个圈子的编制最多六人，还经常缺编（当时左、右仆射均空缺），不利于博采众家之长。为更好的发挥集体智慧，皇帝通常会给一些重量级官员发放“外卡”，让他们与中书令、侍中等人坐在一起，以宰相身份共同讨论军国大事。这张“外卡”，就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意思是“相当于中书令、侍中”。
不言而喻，手拿“外卡”的长孙无忌，其真实影响力远比当时正牌的中书令、侍中更大，堪称首席宰相。
过了数月，李治遵从李世民遗嘱，将被贬在外的李绩召回京师，委以尚书左仆射之职。然而，没多久，李绩便坚决要求辞职。作为战功彪炳的“三大名将”之首，李绩肯定会在军事政策上发表高见。但如果再手握尚书省大权，那“文武双全”的他，岂不比长孙无忌更出风头？对于一个刚从“雪藏”中走出的“老江湖”来说，这似乎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事情。
李治挽留李绩不住，便也给后者发了一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外卡”。
除了长孙无忌与李绩外，在李治登基初年，其他具有议政权的宰相还包括：
中书令：褚遂良，两位顾命大臣之一。
侍中：于志宁，原东宫官员。
侍中：张行成，原东宫官员。
中书令：高季辅，原东宫官员。
宗室方面，李世民的六弟，李治的叔叔荆王李元景出任司徒；李治的兄长，也就是李世民曾一度想取代李治立为太子的吴王李恪（庶子），进位为司空。
司徒、司空与长孙无忌的太尉同属于“三公”官衔，不负责具体事务，只为显示地位“尊贵”。如果一定要对“三公”做排名，则太尉长孙无忌高于司徒李元景，后者又高于司空李恪。
《新唐书 百官》：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为三公。
如此安排，基本都是李世民临终前的意思！
然而，唐太宗当年或许没想到，仅仅三年后（公元652年），大唐王朝高层便迎来了一场地震级的“大洗牌”。
事情起因于开国元勋房玄龄两个儿子的内斗。
公元648年，邗国公房玄龄病逝。按惯例，其长子房遗直继承了爵位。然而，次子房遗爱的夫人——最受李世民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对此安排却极为不满。由于惧怕公主淫威，房遗直曾主动请求让出爵位，但未获当时仍在世的李世民同意。
公元652年，也就是唐高宗李治登基后的第三年，为了夺过爵位，高阳公主竟诬告房遗直对其“非礼”。由于事关开国豪门与公主声誉，此案遂由首席宰相长孙无忌亲自审理。在调查过程中，“极为憋屈”的房家长子揭露了一个惊天大阴谋——其二弟房遗爱正在筹划谋反！
原来，房遗爱有位朋友，正是当年因“心怀怨恨”而被“除名徙边”，现已回到京城的“名将”——薛万彻。看房遗爱在继承人问题上“不太如意”，“对现实早已不满”的薛万彻遂建议，要想彻底改变命运，只能干一票“大的”。如果有必要，薛万彻愿意贡献自己的“万夫不当之勇”，和动用军队中极为广泛的人脉。
此言让房遗爱兴奋不已。他本人也曾担任过负责宫廷安全的右卫将军，在禁军中同样有些“资源”。再加上高阳公主在宫廷中星罗棋布的关系网，似乎这想法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更进一步，一旦政变（或是行刺李治）成功，他们认为，荆王李元景最合适推举出来主持大局：一方面，李元景位列司徒，属于宗室中的头面人物，能够“镇得住场子”；另一方面，房遗爱的三弟房遗则迎娶了李元景的女儿为妻，这是一个“能够讲上话”的人。
当房遗爱借助“联姻关系”与李元景套近乎后，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提出，他可以联合“名将”薛万彻等人，让李元景的人生变得“更加璀璨”。如果当时的皇帝是李世民，估计借一万个胆，李元景也不敢接茬；但如果皇帝是“懦弱”的李治，那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更邪门的是，李元景自称，他还曾梦到过用双手捧起日月的诡异场面……
得到房遗直的检举，惊出一身冷汗的长孙无忌立即对房遗爱进行突审。没多久，“心理素质一般”的后者便将谋反细节和盘托出。
就这样，一桩牵涉到开国功臣薛万彻，宗室头面人物李元景，以及多位开国元勋后代、公主的惊天大阴谋，便因为一起家族内斗案而曝光于天下。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按大唐律令，房遗爱必将难逃一死！为了争取“立功”，他向长孙无忌送上了一份“大礼”：一口咬死吴王李恪也参与了谋反计划！
当年，吴王李恪因为气质英武，一度被李世民考虑立为继承人。正是无忌竭力阻止，才保住了李治太子之位不失。事后，李恪与无忌也因此结下“梁子”。
比“梁子”更让无忌不安的，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以来，吴王李恪“人气”的持续飙升。尽管史书未载明细节，但能够得到“众人拥戴”，李恪大概率“作了不少秀”，例如效仿当年的秦王李世民开文学馆，汇聚“十八学士”，著书立说，指点江山，广收人心。
在长孙无忌看来，“众望所归”的吴王李恪，对李治的潜在威胁，其实要远远大于看似地位更高的荆王李元景。极为熟悉宫廷秘闻的房遗爱，可谓非常精准的把握住了长孙无忌的忌惮心理。
不过，除了房遗爱单方面的口头证言外，李恪谋反的事实证据并不充分，甚至这事还颇有点违背常理：李元景虽然名义地位高于李恪，但李恪的真实影响力又高于李元景。二者的“量级”基本半斤八两。一个叛乱集团怎么可能同时拥戴两位“最高元首”？
正因为此，“吴王卷入谋反案”的说法，在当时就遭到了普遍质疑。
《旧唐书 李恪传》：海内冤之。
然而，李世民曾引用过的“神逻辑”，于此时又飞入了长孙无忌的脑海：褚遂良对刘洎指控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洎对于政权移交时的威胁是真实的。同理，房遗爱证词的真实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众望所归”的李恪对于李治帝位的威胁也是真实的。
最终，长孙无忌采用了房遗爱的证词，“做实”了李恪的谋反罪名。按史书说法，长孙无忌的意图在于“以绝众望”：由于李恪比李治看上去“更像李世民”，只有让前者从地球上消失，才能彻底断绝类似房遗爱、薛万彻这样投机者，靠政变“扭转命运”的希望。
《资治通鉴》：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
史载，李恪临死前，曾悲愤的说道，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如果祖宗社稷有灵，一定会让其走上灭族之路！
吴王恪且死，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然而，将李恪拉下水的房遗爱或许没想到的是，等待他的依然是斩首之刑。作为案件主谋，尽管他有某些“立功”表现，但依然不足以免死。
公元653年2月，震惊天下的谋反大案最终宣判如下：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被斩首；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被“赐死”；侍中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遭流放岭南；已故开国元勋房玄龄设在帝王宗庙中的灵位被取消。
武皇后，长孙时代的终结者
谋反大案的结案，让多重“潜在威胁”在一夜间烟消云散，同时也让长孙无忌的个人影响力达到了人生最巅峰。甚至连李治对于皇后的选择，都要先征求他的意见。
公元654年冬季的一个夜晚，李治带着最宠爱的妃子——武昭仪（即后来的武则天），亲临太尉官邸，与无忌一家把酒言欢。觥筹交错间，李治当场将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封为散朝大夫，享受朝廷俸禄，同时还慷慨赠送了足足十车的金银珠宝。
所谓“无事献殷勤，必定有问题”。酒宴行将结束之际，李治终于切入正题，说当今的王皇后没有儿子，暗示他想把有儿子的武昭仪立为新的后宫之主。结果长孙无忌左顾右盼，竟不接茬，导致宴席不欢而散。
事后，武昭仪又让其母杨氏亲自出面，多次到太尉府请求无忌支持，均无功而返。原东宫官员，礼部尚书许敬宗也曾数次相劝，都遭到了无忌痛斥。
客观而言，长孙无忌不同意换皇后，也有他的道理：
王皇后是李治在晋王时代便陪伴左右的原配夫人，而武昭仪以前侍奉过先帝李世民，是否“二婚”暂且不提，关键也不符合世俗伦理。
王皇后出自太原豪族王氏，其高祖王思政曾任西魏尚书左仆射，与长孙无忌的家族一样，属于关陇贵族世家。武昭仪的父亲武士彟虽也是大唐开国功臣，但毕竟商人出身，底蕴差了不少。
在王皇后的“干儿子”——庶长子李忠已被立为皇太子的情况下，李治想换皇后的理由，居然是武昭仪有亲生儿子。这话听上去，李治不仅要换皇后，似乎连太子也要一锅端了。
当年，长孙无忌在竭力阻止李世民以李恪换李治时，采用的理由正是太子为国家根本，不可轻易更换。而李治一上来就这么彪悍的动作，长孙无忌不同意实属正常。他连李世民的面子都敢驳，又怎么会过于在意李治与武昭仪的感受？
但李治很郁闷：身为堂堂皇帝，他竟然没有“婚姻自由”。
也就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看似不起眼，但其实影响深远的事情。
中书省正处级的官员——中书舍人李义府因为被长孙无忌厌恶，遭到外贬处罚。当调令即将进入复核程序时，李义府听到风声，慌忙找消息通达的同僚求救。同僚告诉他，方法也简单，只要你不怕得罪长孙无忌等宰相，敢上表请求立武昭仪为皇后，包你转祸为福。李义府心想，反正他都已经要“OUT”了，也不怕再恶心宰相们一次，便遵照建议，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上奏，恭请皇上一定要满足全天下黎民百姓共同的心声，赶紧册立“德艺双馨”的武昭仪为新皇后。
李治看到奏折后，眼睛都圆了，当即召李义府进宫，不仅告诉后者调令取消，还额外赏赐了整整一斗的金银珠宝。敏锐的武昭仪获悉此事后，也秘密派出使者对李义府进行慰劳。没多久，濒临外调的正处级官员李义府便平步青云，成为正司级的中书侍郎。
于是，“李义府事件”便成为一起活生生的教科书式案例。它极具说服力的告诉了大臣们“选边站队”的结果：支持王皇后，就是支持宰相团队的工作，支持传统美德；支持武昭仪，就是支持当今皇上的幸福，支持个人的美好前程！
基于与李义府相同的诉求，礼部尚书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也成为另立皇后的支持者。在武昭仪母亲杨氏的穿针引线下，这个群体已成为一股具有共同利益，拥有隐形组织的新兴势力。其幕后的灵魂人物，正是在历史舞台中冉冉升起的新一代超级巨星——武昭仪（武则天）！
公元655年8月，长安县令裴行俭获知了确凿消息：“在多位大臣的请愿下”，“有了底气”的李治，将很快就更换皇后的事情向宰相团队摊牌。当裴行俭将消息密报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后，心情沉重的大唐宰相们经讨论得出结论：更换皇后的决定一旦实施，“潘多拉的魔匣”将会就此开启，大唐王朝必将迎来一场腥风血雨的滔天大祸。
然而，还没等宰相们有所行动，长安县令裴行俭便遭到了外贬处罚。原来，支持武昭仪的御史中丞袁公瑜听说裴行俭“通风报信”的行为后，立即通知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
山雨欲来风满楼。公元655年9月，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李治宣布召见当时四位最具重量级的大臣——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尚书右仆射褚遂良。
在外殿，褚遂良对长孙无忌与李绩说道，皇上今天找我们，肯定是为了皇后的事情。这件事必须有人站出来。太尉是皇帝的亲舅舅，司空是开国的大功臣，你们都身份尊贵，“死谏”的角色，还是由我来扮演吧。
然而，李绩突然推说“身体不适”，拒绝晋见。这样，进入内殿的就只剩下三位重臣。
《资治通鉴》：绩称疾不入。
一见面，李治果然开门见山，以“皇后无子”为由，提出想册立武昭仪为新皇后。按计划，褚遂良站了出来，成为那个不讨喜的“恶人”。他除了强调皇后出身名门望族，且没有过错外，还提到李世民在临终前，特意把病榻前的李治与太子妃（即后来的王皇后）委托给褚遂良的往事；直言废掉王皇后，就是违抗李世民的遗命。
《资治通鉴》：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此话直接“把天给聊死了”。李治很不开心的停止了沟通。然而一到次日，唐高宗便再度于朝堂召见众臣，重提此事，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
这一次，褚遂良表现得更为强硬，说陛下如果实在要换皇后，也最好另找一个豪门大族。武昭仪以前侍奉过先帝，已是众所周知。陛下怎么可能认为这件事能够掩耳盗铃瞒住全天下的人？千秋万世之后，后人们又将怎样看待陛下？
俗话道，打人不打脸，此言竟毫不留情的撕开了“最让李治与武昭仪彻骨刺痛的伤疤”！然而，可能这也正是李世民认为褚遂良为“骨鲠之臣”，并将其任命为两位仅有的顾命大臣的原因。
说到最后，激动不已的褚遂良竟将手持的朝笏放到殿阶上，以头叩地，直至流血不已，说今天犯了逆天的死罪，望陛下能放我一马，让我辞职回乡。
《资治通鉴》：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
李治大怒，命人将其赶出殿外。而一直躲在幕帘后倾听的武昭仪更是气的几乎吐血，厉声喝道，为何不把这个冲撞皇帝的乡巴佬杖毙了？
关键时刻，一直沉默不语的长孙无忌插话道，褚遂良是先朝顾命大臣，即使有罪，也不能加刑。
而自始至终，在场的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竟没敢说半句话。
事后，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两位宰相，也通过面见与奏折的方式进行了劝谏，但均遭到了李治的无视。
过了几天，“小病初愈”的李绩入宫面见皇帝。愁眉不展的李治问道，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但遭到褚遂良的竭力阻止。如果顾命大臣不支持，这事儿是否就该算了？
老谋深算的李绩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而是看似中立的回答道，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李治闻言大喜，遂坚定了更换皇后的决心。
李绩的回答也为更换皇后的宣传方向定了调。于是，礼部尚书许敬宗这才当着满朝文武，堂而皇之说出了那句“话糙理不糙的名言”：庄稼汉多收了一点小麦都会有换老婆的想法。皇帝册立新皇后，又关诸位什么事？你们又在反对什么？
《资治通鉴》：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
而“反对最坚决”的褚遂良则因为“冲撞皇帝”被外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算是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公元655年10月，唐高宗正式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数日后，又在百官请求下，立武昭仪为新皇后。
当天，武皇后即上表，说前些日子，两位宰相——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虽然曾反对过陛下册封我为宸妃（李治曾为武昭仪专门创立的封号，地位仅低于皇后，但因韩瑗与来济的反对而作罢），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这种敢于直谏的精神殊为可贵，希望能够予以嘉奖。
该表章说明，武皇后虽然喜获高升，但并没有得意忘形，反而主动向曾反对过她的宰相团队表达善意，希望能与后者冰释前嫌。
然而，当李治将奏章向韩瑗与来济展示时，后两者反而愈发不安，数次请求辞职，但未获批准。
次月，李治召集文武百官于朝堂，为武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册封仪式。这场仪式唯一奇怪的地方，在于仪式的主持人是司空李绩，而不是李治的亲舅舅——太尉长孙无忌。
于公于私，长孙无忌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选。如果他不亲自主持，反而会引发群臣的普遍猜疑。而性格相对“柔弱”的李治，和急欲表达“善意”的武皇后，似乎也没必要不顾大局，主动绕开无忌。
因此，太尉不主持仪式的唯一原因，只能是由于他本人的拒绝。然而，这个决定可能也并非出自“赌气”，而是形势使然：在褚遂良、韩瑗、来济等盟友为阻止武昭仪上位，不惜官职，相继犯颜直谏的情况下，身为“带头大哥”的无忌如果又去为新皇后“站台”，不仅是政治立场上的“神反转”，更是“把老兄弟们都给卖了”。
然而，在对皇上、皇后如此重要的仪式上，长孙无忌拒绝担当“所有人都认为应该由他来担当的角色”，与“父亲因厌恶儿媳而拒绝出席儿子婚礼”的做法同样决绝，相当于以“撕破脸”的方式，把内部矛盾公开化了。
通过这场仪式，武皇后也彻底明白：无论她怎么“表达善意”，长孙无忌都不可能被争取过来。为避免重蹈吴王李恪的覆辙，她需要有所行动。幸运的是，武皇后手中拥有一张李恪所没有的王牌，那就是当今皇帝！
公元656年正月，为顺应许敬宗等官员的愿望，同时也“成全原皇太子李忠的谦让”，李治将武皇后之子李弘立为新一任皇太子。这样，东宫就纳入到武氏的掌控范围。
同时，在皇帝照顾下，武皇后的盟友们纷纷喜获高升。没多久，代表人物许敬宗、李义府便就任宰相之职。
当时的宰相成员包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侍中韩瑗、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中书令李义府、同中书门下三品杜正伦。许敬宗、李义府的入围，无疑稀释了长孙无忌对宰相团队的影响力。
公元656年12月，侍中韩瑗上书，申言褚遂良是社稷重臣，被贬在外已超过一年，希望能将其调回京城。但李治似乎对殿内顶撞之事仍耿耿于怀，并没有同意。
为阻止褚遂良回京的企图，李义府找来刘洎之子，令其为父鸣冤，说当年宰相刘洎之死，纯属褚遂良的“构陷”，希望能够为父翻案。此为釜底抽薪之计：一旦刘洎平反，褚遂良不仅“骨鲠之臣”的“耿直人设”将会土崩瓦解，弄不好还会被扣个“欺骗先帝，诬陷忠臣”的“大帽子”。当李治向左右征求意见时，众人揣摩上意，都说刘洎冤枉，唯独一位叫乐彦玮的侍臣说，“赐死”刘洎是先帝李世民的决定，翻案不仅是打褚遂良的脸，更是打先帝的脸。此事遂作罢。
公元657年3月，出于侍中韩瑗与中书令来济的建议，潭州（今长沙一带）都督褚遂良被调任桂州（今桂林一带）都督。在唐代，都督相当于军区司令，负责辖区防务。潭州都督统管潭州、衡州、郴州等七州兵马，桂州都督统管桂州、昭州、贺州等十七州兵马。
当调令下达后，按照武皇后的意思，许敬宗、李义府立即上奏，说桂州是用兵之地，韩瑗与来济调动褚遂良的目的，是想里应外合，图谋不轨。
大概是拒绝褚遂良返京的事情让李治自我感觉有些“心虚”，而许敬宗、李义府渲染的阴谋论又加深了他的不安全感，因此，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唐高宗遂将侍中韩瑗贬为振州刺史，中书令来济贬为台州刺史。褚遂良的调令也被取消，改任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
到爱州后，感觉身体状态很差的褚遂良便向李治递送了文初曾提到的那份奏折，讲了三件事情：第一、贞观时期，尽管皇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曾是皇位继承人的更热门选择，但褚遂良却是少数一直支持晋王李治的人。第二、皇太子李承乾失势后，刘洎曾强烈建议让魏王李泰入主东宫。正是褚遂良挺身而出，阻止了这件事发生。第三、李世民去世前，病榻前只有两位顾命大臣接受遗诏：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最后，褚遂良希望李治看在他已经风烛残年的份上，能准予其回到京城家中。
然而，奏折递上去后，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次年，这位曾亲受李世民遗命，在过渡时代为大唐王朝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顾命大臣，便凄凉的客死他乡，病逝于爱州任上，终年63岁。
公元659年4月，随着长孙无忌的盟友——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宰相相继被排除出“核心圈子”，武皇后的目标终于锁定到了“最终的boss”身上。
当时，许敬宗在审理一起涉及官员韦季方的朋党案件时，由于逼问太急，韦季方竟然选择了自尽（未遂）。这起意外事件也为许敬宗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在武皇后授意下，许敬宗一步步诱导韦季方供出了与长孙无忌串谋造反的“证辞”。
当兴冲冲的许敬宗将“内情”向李治和盘托出时，后者坦陈与长孙无忌之间，确实因相互猜疑而沟通不畅，但仍拒绝相信，亲舅舅竟然会意图谋反。
《资治通鉴》：上惊曰：“岂有此邪？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
许敬宗反问李治一个问题，如果威震天下的长孙无忌意图造反，该怎么去制止？
当年，李世民针对刘洎，无忌针对李恪的“神逻辑”再次被许敬宗引用：韦季方证言的真实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李治本人也承认“双方因猜疑而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影响力超强的长孙无忌，对于李治的威胁是真实的！
这也正是李治没有与长孙无忌对质，便匆忙做出“处理”意见的原因。因为皇帝必须要在长孙无忌“行动之前”先发制人！不过，李治也向许敬宗提出一个关键要求：皇帝承担不起杀舅的罪名！
《资治通鉴》：上又泣曰：“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
当月，一代权臣长孙无忌便被削除太尉官衔与封地，改封扬州都督，但实际被重兵“护送”前往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
其“党羽”，原侍中韩瑗、王皇后舅舅柳奭被除名，尚书左仆射于志宁被免职。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被流放岭南。褚遂良之子褚彦甫、褚彦冲被流放爱州（于途中被杀）。
三个月后，李治成立?专案组，委任李绩、许敬宗、辛茂将、任雅相、卢承庆五位大臣，共同审议长孙无忌的“谋反大案”。许敬宗则派遣盟友袁公瑜前往黔州，向软禁中的无忌指明了两种结局：即使无忌“拒绝配合”，“谋反大案”也一定会被坐实，长孙家族必遭灭族厄运（为使对方信服，袁公瑜很可能展示了褚遂良两个儿子的人头）；如果无忌“选择配合”，避免“让皇帝背上杀舅的罪名”，则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最终，长孙无忌选择了在住所自缢而亡，换得了儿子长孙冲的“免死”。
《新唐书 长孙无忌传》：无忌投缳卒，冲免死。
无忌“畏罪自杀”后，李治随即下令，判“同案犯”韩瑗、柳奭（王皇后舅舅）斩立绝。由于韩瑗已死，官差遂开棺验尸后，方才回去复命。
至此，长孙无忌势力被一网打尽，朝中再无人可威胁到李治与武皇后地位。
长孙无忌为何毫无还手之力？
长孙无忌曾是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关键策划者，又贵为第一宰相，影响力冠绝天下，为何一旦遭到打压，竟然毫无反抗之力？他束手就擒的原因是出于忠君意识，还是别有隐情？
如果要进一步追溯，真正的决定性人物还是已去世多年的李世民。唐太宗当然相信无忌的忠诚，但这并不妨碍对其可能膨胀的权力进行制约。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曾对自己的重臣们做过一番点评。他认为，长孙无忌聪明、敏锐，判断力超强，善于“回避嫌疑”，但带兵打仗不是他的强项。
《资治通鉴》：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
此话再明白不过的暗示：长孙无忌没掌过兵权！这正是他与发动玄武门之变时的李世民，发动高平陵之变时的司马懿，发动陈桥兵变时的赵匡胤，最大的区别！也是李世民敢放心任命其为主要顾命大臣的一个关键原因。
或许是担心无忌“镇不住军队的场子”，李世民才在辞世前，将李绩、薛万彻、李道宗等“三大名将”悉数踢出了高层权力核心，以免政权在移交时横生枝节。
然而，李绩被贬后，李世民又专门向李治强调，后者一旦上位，务必要亲自将李绩召回京城，委以重用，令其成为只忠于皇帝的心腹大臣。按李世民设想，为避免权力格局此消彼长后走向“另一极端”，身为“三大名将”之首，且在军方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李绩，将成为制衡长孙无忌的关键人物。数年后，在废立皇后的重大问题上，李绩果然选择了与长孙无忌截然不同的答案，算是呼应了李世民当年煞费苦心的安排。
不过，李绩的定位也并非三军总司令，而是首席军事顾问。他可以对战略问题发表重要意见，但最终决定仍须由李治本人做出，并通过直属皇帝的“十六卫”大将军、将军们去执行。皇帝才是真正的三军总司令。这是确保皇权稳固的关键，也是首席宰相长孙无忌最终只能束手就擒的根本原因。
顾命大臣的宿命
有观点将长孙无忌之死归结为“构陷”李恪的报应。但冤冤相报的逻辑，很难解释为何中国历史上顾命大臣们多不能善终的事实。战国的吕不韦、秦朝的李斯、赵高，西汉的吕禄、上官桀，东汉的何进，东吴的诸葛恪，曹魏的曹爽，北周的宇文护，刘宋的檀道济，明朝的杨涟，清朝的鳌拜、肃顺等，不一而足，全都死于非命。
即使被称为千古名相的西汉权臣霍光、明朝首辅张居正，纵然生前荣耀无比，一旦身死，也逃不了灭族或抄家之厄运。
究其原因，在于顾命大臣这岗位在设计上就自带“过渡属性”。他们的职责，是为尚不能掌控大局的新皇帝“守住场子”。一旦皇帝期望亲政，顾命大臣的历史使命理论上就该终结。如果后者拒绝交权，等待他们的，多半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当然，除了海量的失败者外，也有极少数的幸运儿，如开创?西晋的曹魏顾命大臣司马懿，建立隋朝的北周顾命大臣杨坚，建立北宋的后周顾命大臣赵匡胤。但隐藏在成功者荣耀背后的，则是原皇室家族的凄然破碎。
皇权要实现新老更替，不能不设顾命大臣。但顾命大臣的存在，可能本身就对皇权构成威胁。这正是帝王世袭制度无法破解的最大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