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宋朝是个很孱弱的朝代，总是被人欺负，就是没有争气的时候，没有秦汉唐那样强盛，其实这其中存在对宋朝的很大的误区。客观地说，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通小市民，那么，生活在宋朝应该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舒适。尽管秦汉看起来很强盛、很厉害，但对一个老百姓来说，最大的用途，也许就是充当万里长城的一块青砖，大漠南北的一粒黄沙。
笔者最喜欢宋朝，原因只有一个，朝廷、国家对知识分子，读书人，也就是士大夫好。
宋朝之所以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主要原因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密刻了一块誓碑。在这块誓碑中，赵匡胤明确规定后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这块誓碑传说，首见于叶梦得的《避暑录话》。叶梦得是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几朝的官员，他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他在《避暑录话》中写道：
“艺祖受命之三年（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日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即宦官）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
叶梦得记述的意思非常清楚，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刻了一块誓约石碑，每当有新皇帝继位，朝拜完太庙之后，必须打开封闭的夹室默诵誓词，除了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也正因为如此，只有历任皇帝才知道誓约内容。
直到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金兵攻占了开封，为了搜罗战败赔款，曾打开皇宫的所有宫门，将太庙和宫廷的祭祀礼器席卷而去，人们才看到此碑。这块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当然，历来就有很多人在极力证明这块碑不存在。在这些人看来，知识分子、读书人一定是要打倒的，搞臭的，如果能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才最好不过。如果历史上有这么一块碑，岂不是显得自己比古人还不如。所以，不如抹去。要知道，中国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御用“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用，用不着时丢掉的“抹布”和“夜壶”的。
举一个例子。元丰年间，宋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拒绝执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惇，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似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听不到。
纵观历史，宋朝皇帝不杀士大夫文人的行为是很了不起的，在宋朝，文人士大夫的言论自由可以说绝无仅有，而作为历史老人的回报，则是让宋朝成了中国文明的巅峰。不说别的，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外，其余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这些宋朝人智慧的结晶，一直到今天，仍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而就我们须臾离不了的书本、报纸、文件、宣传品，乃至于网络上所使用的印刷体方块字而言，更是被称为“宋体”，这个“宋”，就是宋朝的“宋”。而且，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秦汉唐，已经相去甚远，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朝却是最为接近的。在宋以前，中国是没有夜生活的，都有宵禁政策，取消宵禁也就是说人从原来的两顿饭改成三顿饭了。记住，从宋朝开始我们中国人才开始吃三顿饭。而且这才有了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很多宋代的说书、鼓词，都描写了当时夜生活的场面。宋之前，城市可以说是政治、军事城市；宋之后，城市才逐渐演变为市民城市，中国开始有了市民阶层，开始产生了市民文化，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过去对经商限制很多，做生意都有固定区域，但是在宋朝开始，可以临街就做买卖。皇帝要求官员出行从简，是因为路边都很多做买卖的，你出行那么隆重，很影响老百姓做生意。
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的宝贵，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故而他在《宋论》中曾经这样大发感慨：“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宋之初兴，岂有自贵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贱者感其护惜之情乎？”
严复有过这样一种观点：“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而这种文明成就，如果没有宋太祖誓约名言的存在，中国的文人士大夫还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能取得吗？
士大夫是读圣贤书的，辱士人即是辱圣贤，辱圣贤就是辱历史文化，就是侮辱自己的祖先，就是侮辱自己的民族！读书人一定要受到尊重，这是民族存续和国家发展的首要的前提，没有什么东西比真正尊重读书人更加重要！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后劲和发达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