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飘摇中张居正苦苦支撑燃起的那抹帝国兴盛曙光，湮灭在乾纲独断的理想与力不从心的现实之间。残喘着走向衰亡的大明王朝，除了纵情酒色财气消极怠政外，还有一群陷于门户之争互相倾轧的大臣。黯淡的王朝暮日下，指望力挽狂澜不断加固的那道边墙也无法阻挡了女真人骁勇的身影。
明万历年间山西长城防御体系的完成时期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五十八岁的张居正溘然辞世。
十年间，集首辅与帝师于一身的张居正掌握决断几乎一切的军国大事，试图以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扭转吏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苦苦支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史称“江陵柄政”。
江陵柄政时期，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的实施，使得吏治混乱、财政赤字得到了缓解和改观。军事上则“以贡市为权宜，以修防为经久”，推行“内修战备，外示羁縻”的措施。
首先，整饬边屯。
“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分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到万历初年，相比洪武时期屯田“亏二十四万九千余顷”。
鉴于此，除了加大开垦力度外，开始全国范围内清丈田亩，尤其是以军屯为主的边地屯田。并进行监督，“一严谨侵占之禁；一核荒田之粮；一除处增之数；一专监管司之权；一慎分理之任”。
在缓解财政危机、增加收入的同时，解决了驻边戍军的粮饷，加强了守备。
其次，也是最为倚重的修边筑墙。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山西长城防御体系的最终构筑。
从万历元年（1573）始，山西、大同二镇长城防御体系的修复构筑奏请便得到了内阁批复，均于次年开工。
万历二年，“修理大同沿边墙垣，限以五年报完；浑源、右卫工程限期三年，广灵、威远限二年”。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进行，仍于万历四年至万历十年在嘉庆年间所筑边墙基础上进行修缮，总共历时六年时间进行加宽加高，完成了大同镇边墙的修筑。
万历五年开启了全面模仿蓟镇修建空心敌台的序幕。空心敌台为戚继光所创，“分两层，高三四丈，周围十二至十八丈，向边墙突一丈四五尺，内伸五尺余”，底部基座用条石砌成，高与城墙相同，中部空心，以砖石构筑乘相互连通的券室，以木柱楼板承重，以供士兵驻守，存放粮草兵器。顶部或为平台便于燃烟举火报警，或筑楼以遮风避雨。在此基础上王崇古进行了改良，将敌台由二层发展为三层，“仿蓟镇之制，将沿边墩台改筑在内，每里先骑墙筑一座，每座三层，下层实心，中层发券空心，各开箭窗，上层盖屋立垛，俱用砖甃。两台之中，照议筑墙，酌量缓冲，以次兴工。中间台座伤觉缺疏，五年后更议增筑”。功能更加多样化，且墩台与边墙构筑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军堡的全面修缮始于万历三年，工程持续了很长时间。万历四年“修右卫、威远、浑源、广灵四城”，至万历十一年正月方“修完冲堡四十一座，敌台一百六十八座，未完者今春当修”。万历十四年开始进行包砖包石，加固城墙，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大同巡抚石昆玉恭报修完竣工”，创修了桦门堡、新云石堡、马营河堡、将军会堡。“计屯堡二百五十七座，敌台一千二十八座”。
至此，大同镇城堡防御体系最终完场，“西起丫角山，东止阳和，边长六百四十余里”。形成军堡72座，每个堡或分管边墙、边墩，或者分管火路墩，或者两者均管。分列各个要塞，给边墙、墩台、火路墩以强有力的支撑，构成“东北与诸胡连袂，西接套虏，在九边众称绝塞焉”的大同镇立体长城防御体系正式形成。
山西镇则于万历二年请奏修筑“西路边墙 ”，次年“自蕨菜茆起至老牛湾止, 边长一百一里有零,添设砖包空心楼一十五座,土筑敌台二百一十六座”。
万历十年三月，修山西西、中、东路所属 唐家会石岩铺等紧要边墙墩堡。
万历十一年，修岢岚等处边墙。
万历三十二年至万历三十七年间，五年时间修筑西路边墙，共计修缮边墙绵亘三十五里。
万历三十八年，修筑崞县、五台、繁峙等处边墙，以及振武卫、广武、小石北楼、平型各口边墙。其中三月至五月修筑了猴儿岭山至东山长一百丈、高二十层的石墙，次年构筑砖墙并“保华”、“拱华”、“巩华”三座敌台。
白草口长城1段6号敌台碑刻
万历四十年七月，修葺东路广武守备宼家粱等处边墙。
至此，山西镇大规模修筑边墙结束。形成了西起保德黄河岸边，经偏关、宁武关、雁门关等关隘，至黄榆岭全长一千六百余里的山西镇立体长城防御体系。
再者，便是操练边军。
早期实行“兵农合一，世代相继”的卫所制，随着屯田制的崩坏亦走向衰落。为此，以招募、充役等措施来保证兵源。“使田归于丁，丁附于田，则一分屯田一名屯丁”。万历四年三月，令“役山西民兵赴偏老备边”。
在兵源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万历元年诏令：“来春一举毕事，台工既竣。主客官军专习武事，班军精壮者一体就练，次者不隶戎行，使之专任力役。”
同时还从延边郡县挑选民壮，编成乡军，并如官军之制。实行“农时则耕，闲时训练”，“岁无过三月，月无过三次，练毕即令归农，复其身。”
最后，“外示羁縻”策略下的“西怀东制”。
“隆庆议论和”之后，从实力地位出发，对于蒙古诸部区别对待，充分利用自身矛盾分化瓦解。“西怀”蒙古右翼俺答通贡互市，“东制”则对蒙古左翼持以坚决打击，重点在蓟镇以东“以守为攻”，辽东镇“以攻为守”。
随着北疆边防策略的改变，长城防御体系的防御重心则向东转移。尤其是女真一族的崛起，东北一带边防压力骤增，辽东镇成为了九边之首。
十年改革的成效非常显著，一度出现了帝国兴盛的曙光。然而，随着张居正的风光大葬“江陵柄政”戛然而止。
孩提时期的明神宗对张居正既忌惮又依赖，直至长大成人终于可以施展独断朝纲的理想时，朝臣们居然还在观望、比较“江陵柄政”时期的决策。尸骨未寒的张居正宛若巨大的阴影般高高矗立朝堂之上，俯视着自卑的明神宗。
万历十年（1582）九月，张居正辞世不到三个月。明神宗便迫不及待发出了“各省直清丈田粮……不许概行覆丈，反增劳扰”的诏书，率先中止了田亩清丈，开启了对尸骨未寒张居正的清算。
“江陵柄政”时被压制的各种力量如同决堤潮水般加入到清算张居正的行列之中，一盆盆为了一己私利的脏水肆无忌惮奋勇争先地泼向了九泉下的张居正。
明神宗被淹没于“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的无休止的众口铄金中，曾经“朝夕纳诲，以匡不逮”的帝师居然是“藐皇上于冲龄，残害忠良，荼毒海内”的奸恶之徒。
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在赠官、谥号等皆“斥削殆尽”的情况下，“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籍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的罪名几欲将其“断棺戳尸”。惨遭抄家的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历时十年弹精竭虑推行的许多改革措施遭到废除，人亡政息。
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初三，大学士申时行等首先上疏，要求册立太子，揭开了“国本”之争的序幕。一度被张居正强势压制的言官言路大开，各方势力纷纷拉拢纠集言官结党营私，彼此攻诘。这场前后争吵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伴随着“京察”、“楚宗案”、“妖书案”以及万历后期著名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贯穿了整个张居正被清算后的万历年间，借题发挥、捕风捉影、互相排斥、攻击的党争令明神宗身心俱疲，干脆以生病为由不再上朝了。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疏献四箴以谏，直言“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快被气疯了的明神宗将此疏留中，此后各类奏疏干脆也不批复了，直接留中不发。
虽也有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其执政时期中的高光时刻，但张居正十年改革的成果也随之消耗殆尽了。
与此同时，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招徕各部，归附益众，环境诸国，有逆命者，皆削平之，国势日盛”， 大明王朝对此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前一年，蓟辽总督还向朝廷奏称其“唯命是从”。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大败明军。大明王朝已经被历史的巨浪冲击的几近土崩瓦解，当年张居正十年改革所留下的只有了“江陵柄政”时期构筑的那道加固了的墙。
万历之后，山西、大同二镇再无大规模修边之事。现在所看到的山西明长城遗迹多为“江陵柄政”时期所修葺，大明王朝的山西长城记忆也就定格在了万历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