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战争结束后，要评功评奖了，这是各方势力斗争的另一个战场，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战争本身来得温和。
上一回我们讲到，晋朝水军统帅、龙骧将军王濬不接受安东将军王浑的调度，顺江东下，直接开进了东吴首都建业。王浑直到第二天才渡江抵达建业，但是，孙皓已经向王濬投降过了，受降仪式已经搞过了！王浑这个气啊，心说王濬你个老鬼，既然你没把我放在眼里，那就别怪我手黑了。
之前曾经建议王浑抢先进攻建业的扬州别驾何恽，听说王浑要跟王濬争功，就写信给自己的直接领导扬州刺史周浚说：
《尚书》重视克己，《易经》提倡谦逊。之前我们击溃了东吴丞相张悌率领的精锐部队，使吴人胆寒。王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能拿下建业。但不管怎么说，是王濬抢先进入了建业，我们确实慢了一步，此时再争谁的功劳大，不但破坏和谐风气，而且兴起争功陋习，我觉得不妥。
周浚看过信，立即劝阻王浑，王浑当然不听。
【不晓得晋朝的帽子是这样的不？】
衣赐履说：读者朋友们，大家觉得王浑该不该争这个功？
我在第一次读这段的时候，感觉王浑你自己丧失了战机，让王濬抢了先，王濬拿下建业，你又来争功，真是臭不要脸。但是，仔细研究多遍之后，我发现没那么简单。我们回头审视一下王浑的决策，他先是干翻了东吴丞相张悌的部队，基本上把东吴最后的精锐全打掉了，然后，他等待王濬的水军，打算合兵一处攻打建业。
这个决策有毛病吗？
没有。
特别是司马炎还下了诏令，让王濬接受王浑的节度，那么，拿下建业，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王濬和何恽，是武将争功的思路——怎么能争到功怎么来；而王浑则是按照官场规矩，甚至可以说是按照战场纪律行事的。老王家不但是世家大族，从他爹王昶到他到他儿子王济，祖孙三代都是当朝高官，王济还娶了武帝司马炎的姐妹、常山公主，现在被王濬摆了一道，这口气，如果忍了，我王浑在朝里还怎么混！
王浑上书，说王濬违反诏命，不服从调度，还捏造事实诬告王濬有罪。于是，有关部门上奏司马炎，请求用囚车把王濬押回京城，司马炎没有同意，只是下诏书责备王濬说：
老王同志，讨伐东吴，是国之大事，应该统一号令。我之前下诏，让你接受安东将军王浑的节度。王浑思虑细致深入，一直率军跟江边儿等你。为什么你不听从王浑的命令，径直进攻建业呢？你这么做，于法于理于义，都是不对的。你的功劳，我心里有数，但在战事行将结束之时，你却恃功肆意而为，如果将领们都跟你一样，那我以后该怎么号令天下？
王濬赶忙上书申辩，说：
我当初接到《庚戌诏书》，告诫我说，军人乘胜，勇往直前，应当顺流而下直捣建业。我接诏当日，就率部东下。之前还接到诏书说，太尉贾充全面指挥各路军队，司马伷、王浑、王濬、唐彬等，都受贾太尉统一调度，并没有见到命我受王浑节度的文书。
我自从到了巴丘（湖南省岳阳市），所向披靡，就知道孙皓已经穷图末路。十四日，我到达牛渚（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距建业不过二百里，就对部队攻取建业作了预先部署安排。十五日，到达三山（江苏省江宁县西南长江东岸），看见王浑部驻扎在江北。王浑送来书信，邀请我去他那里讨论事情，但并没有表现出我当受他节度的意思。我的水军顺流迅猛如风，正欲乘势直捣建业，并且已经预先部署了队列次序，不便调转船头去见王浑。
须臾之间，孙皓派使者请求投降。我立即给王浑写信，并把孙皓的降书誊抄一份送给他，让他赶紧渡江，我在石头城等他。我于中午到达建业，黄昏时才接到王浑所下接受他调度的符节（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让我于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率部回过头去包围石头城，以防备孙皓逃跑。王浑还向我索取蜀地兵士以及随我东下的镇南大将军杜预支援部队的人员数目。我认为孙皓已经来我处投降，没有理由再去包围石头城。另外，士兵的确切人数，不可能在仓促之间就能统计完毕，而且也不是必须办的紧急事务，就没有办理。
衣赐履说：注意，按此信所说，王濬知晓他必须受王浑节度之后，依然我行我素，不但不听王浑的命令，甚至都不回复。受降是个大事儿，第二天王浑就能到来，但是王濬抢先完成了受降工作，在奏书中只字不提。最为重要的是，王濬表示，孙皓请降之后，他立即给王浑写信，并把孙皓的降书誊抄了一份儿送给王浑，云云。如果王濬此时还不知道应该受王浑的节度，那么，二王是互不隶属的，王濬根本不必“立即给王浑写信”，他完全可以完成受降之后，从从容容给司马炎打报告，如果心情好，则可顺便通知王浑一下，否则，以王濬的武将作风，根本不必搭理王浑。因此，恰恰是“立即给王浑写信”这个动作，显示出王浑一早就知道自己应该受王濬的节度了，他要刻意表现出自己的谦逊，以证明他不是不听命令的人。
诏书认为我胆敢无视明制，擅自行动，不受约束。读罢严诏，我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然而，又岂止老臣一人惶恐不安啊，三军将士全都很沮丧诶。我深受国恩，任重事大，唯恐不能完成陛下所托，辜负圣朝。因此投身死地，转战万里，蒙受陛下宽恕之恩，得以亲身征战。凭借陛下威灵，幸而取得胜利，这都是陛下神策庙算的结果。我承受旨意，效鹰犬之劳，又有何功勋可恃而肆意妄为呢？又岂敢为一己私利而违背圣诏呢？
我于十五日到达建业，而诏书于十六日发自洛阳，路途遥远，没有及时到达前线，那么，我的罪责似应得到体察谅解。
衣赐履说：不好判断十六日发的诏书是哪一份，是接受王浑的节度的那一份，还是严斥他的那一份，不管是哪一份，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
如果孙皓还有螳螂举着两把片儿刀砍人的本事，那么，我轻军单入，有所亏丧，当然可以加罪。但我统率八万余人，乘胜席卷，孙皓早已众叛亲离，匹夫独坐，连妻子儿女都不能保护了。麻雀、老鼠尚且贪生，孙皓不过是乞求苟活而已。而江北诸军不了解孙皓的虚实，不敢早日进军，造成失误。我的军队一到，便俘获孙皓君臣，于是引起其他军队的怨愤和不满，四处宣扬他们守贼百日，却让别人摘了果子。
《春秋》大义，大夫出使他国，即可专断决事。我虽然愚钝，也认为事君之道，如果有利于国家，那么不虑生死都应奋力去做。如果顾虑别人猜忌怀疑而瞻前顾后，这是人臣不忠于国家而只顾私利的表现，实在不是圣主社稷之福。陛下不以臣之愚鲁而授以大任，哪怕是燕昭王之信任乐毅，汉高祖之任用萧何，也不过如此。臣受恩深重，虽死也无法报答。我性情顽劣粗疏，举错失宜。陛下宽宏大量，只是对我有所责备，我已惶恐不安，无地自容，只希望陛下了解我的一片赤诚忠心。
衣赐履说：作为一名前纪检工作者，仔细读完王濬的这份自辩书，我的感觉，如果不想深查，也能说得过去；但如果想深查，则漏洞比比皆是。
【王老爷子，烈士暮年】
王浑又向司马炎呈报周浚的书信，说是王濬贪占了东吴的宝物。
王濬又上书说：
接到《壬戌诏书》，以及安东将军王浑所上扬州刺史周浚的书信，认为我的军队获取了孙皓的宝物，又说牙门将李高放火烧了孙皓的宫殿。我生性愚忠，行事举动，全按本心，只求不负神明。立有大功而被诽谤的事例，自古皆有。我愚顽粗疏，怎能避免奸人的诬陷？保全性命的希望，只能仰赖陛下圣哲英明，使谗言不能得逞。
然而我孤独一人，在朝里没有支持，长期在边远地区工作，不但没有人脉，而且得罪了权贵豪族。冒犯了君主，或可得到宽恕；但得罪了权贵，则有不测之祸。王浑的支党姻族，内外关系，盘根错节，都处于当世显位。听说他专门派人到洛阳造我的谣，通过花言巧语疑惑观听。曾参并未杀人，大家都清楚。但是，三个人都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听说后都扔下织梭而逃走。如今我的信誉远远不如曾参，而谗言沸腾，何止三个人加以诽谤！猛兽当途，麒麟恐惧，何况臣势单力弱，敢不战栗！
衣赐履说：讲真啊，老王同志的话，连我都听不下去了。“浑之支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牙，并处世位”，人家司马炎就是王浑的姻族诶，王浑家的七七八八的各种关系都任高官，谁任命的？司马炎诶。得亏司马炎同志脾气好，要不，只这封信就可以把王老汉扔大狱里去。
孙皓君臣都还在世，陛下可着人去向他们问询实情。吴中郎将孔摅（读如书）说：
二月武昌失守，大晋水军马上就要抵达建业。孙皓巡行石头城回宫，左右都挥着刀大声呼喊“我们要为了陛下去决一死战”。孙皓一激动，就把他的金器宝物全都拿出来赐给这些人。谁知这帮兔崽子们，拿了孙皓的财宝，立即跑得没了踪影。孙皓于是感到恐惧，打算投降伏罪。请降的使者刚一离开，孙皓手下的人又开始抢夺财物，掠夺宫女，并放火烧了宫殿。
孙皓逃窜，唯恐不能活命。我到达那里时，才派人把火扑灭。
周浚于十六日入孙皓宫殿，当时我派记室吏前往查看图书文籍，被周浚逮捕。如果东吴宫中有遗留的财宝，则必为周浚所得。我之前在三山时，收到周浚的信，信上说，孙皓散发宝货赏赐给将士，府库基本上都空了。如今又说，装金银财宝的箱子，差不多有万余个，怀疑是我的部队得取了。这样前后矛盾之语，明摆着就是要陷害我啊。
我与军司张牧、汝南相冯紞等共同进入孙皓宫中查看，宫中一片狼藉，连坐的席子都没有。第二天，我又与张牧等到孙皓的船上查看，王浑已于前一天上过孙皓的船。船上的东西，王浑都见到了。不管是入宫还是上船，王浑都在我之前，如果那些地方有宝货，也应该是被王浑拿去了。
我后来听吴人说，他们的丞相张悌和王浑部交战时，死于战事的士兵不过二千人，而王浑、周浚却在布告上说所杀以万计。又把吴刚的儿子提升为主簿，然后派吴刚回洛阳，想让吴刚虚增所斩首级的数目。这些事情都可询问孙皓及其诸臣，就会真相大白。如果真像传闻的那样，则周浚等人如此虚诈，连陛下都要欺骗，又怎会顾惜为臣呢！他们说臣屯聚蜀人，不及时将孙皓送往洛阳，有图谋造反的情状。又恐吓煽动吴人，说臣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夺取他们的妻子儿女，希望吴人作乱，以发泄其私愤。谋反的罪名，尚敢妄加于人，其他毁谤之言，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王浑评价我不过是平庸之辈，国家对我恩赏太过，不断提拔，致使我的责任超过了我的能力。王浑这话说得很对，我自己审视，非常惭愧。今年平定了东吴，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但对我个人而言，却受到罪责牵连，而且导致朝廷出现很多谗邪之人，败坏了风气，造成此种后果，臣上表之际，惶恐汗流，语无伦次。
衣赐履说：王浑和王濬互掐，都是把对方往死里整的节奏，你说我不听招呼，我说你结党营私；你说我抢夺财宝，我说你虚报冒领。告状信中所提及的事项，大相径庭，矛盾重重。弄清事实，并不难。但这个事儿的处理，并不在于事实是什么，而在于武帝司马炎的态度。
【事实不重要，关键是这位爷的态度】
王濬回到洛阳后，有关部门上奏，说王濬的上书不写明前后七次接到诏书的日期（“濬表既不列前后所被七诏月日”），朝廷赦其罪后，他违诏不接受王浑调度，犯大不敬罪，应交付廷尉治罪。
衣赐履说：此处，有关部门认为王濬故意不交待清楚接到诏书的日期，当为事实。我从事纪检工作多年，查过数百个案子，查案过程中，时间节点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断案依据，有的案子，一个关键时间点的确定，就有可能推翻之前的调查结论。通读王濬的自辩书，有一种倾向非常明显，即，有利于他的时间点，他就会强调，比如十四日到牛渚，十五日到三山，中午入建业，黄昏接到王浑要求他接受节度的符节，等等。但还有很多地方王濬故意不提时间，以致有关部门特别指出，给他的七道诏书，他什么时间接到的，全都不写。王濬选择故意模糊时间因素，这样他的上书才能看起来比较合理。总之，仅从王濬的上书，我们就几乎可以断定，他知道应该受王浑节度，前面我们也作了一定分析，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认真琢磨。
司马炎下诏说：
王濬开始接受率兵直抵建业的诏书，以后才又下诏让他受王浑调度。诏书在途中滞留，没有按时送达，这种情况与不受诏书等同看待，是不合适的。王濬没有及时上表说明王浑向他宣布诏书的情况，这是应当责备的。王濬有征伐灭吴的功劳，一点小错不足以掩盖他的大功。
有关部门又上奏，王濬被赦免后，烧毁东吴舰船一百三十五艘，应下令交付廷尉彻查。司马炎下诏说，不必追究。
衣赐履说：看，这段公案，不在事实，而是看司马炎的态度。
王浑与王濬，为了谁的功劳更大争执不休，司马炎命令代理廷尉、广陵人刘颂来审定此事。刘颂认为王浑立上功，王濬立中功。司马炎认为刘颂的判定不合理，将其降为京兆太守。
衣赐履说：此处颇值得玩味。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刘颂是王浑一党，跟着一块儿陷害王濬。刘颂同志，史称其“典科律、申冤讼”，非常称职，代理廷尉之后，断案公平公正，时人将其比为张释之（张释之是西汉初年的廷尉，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可见，刘颂是个正派人，他认为王浑功大，王濬功次之，我认为是比较中肯的。
司马炎为什么要力挺王濬呢？
我猜，司马炎一方面是在搞平衡，另一方面，司马炎是主战派，挺王濬，就是挺主战派。然而，肯定了王濬的功绩，并不意味着会重用王濬，这一点，必须要清楚。司马炎所仰赖的，还是王浑这种实力雄厚的世家大族。
王濬遭到王浑父子及其党羽的打击，多次被有关部门弹劾，心里这个憋闷啊，每次进见司马炎，都跟祥林嫂似的，说自己多么多么冤枉，王浑父子多么多么坏，经常讲着讲着，气得不行，也不跟司马炎打招呼，站起身来就走了。司马炎也不怪罪他，并交代左右不许难为王老爷子。
益州护军范通是王濬的亲戚，他对王濬说：
老哥你的功劳怎么夸赞都不过分，但你自己也老这么说，反为不美了。
王濬说，啥意思？
范通说：
你凯旋之后，就应当跟家里一呆，对平吴之事一言不发。如果有人问到此事，你就说“这全是靠圣主之德、将帅之力，我这个老头子哪有什么功劳”，就这一句话就行了，当年蔺相如就是用这个办法搞掂了廉颇，王浑他能不惭愧吗？
王濬说，我是担心招来邓艾之祸啊，因此不能不说，当然，我始终不能遣怀，还是气量不够啊。
王濬被任命为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有朝臣认为王濬功重而职务太低，为其叫屈。司马炎改任王濬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后来又改任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如故。王濬功高位重，又没什么具体事儿，于是食则佳肴，衣则锦绣，纵情享受生活。公元285年，王濬去世，享年八十岁。
好，我们看看平吴之后的封赏情况。
对于平吴这件事儿，除了司马炎自己之外，最坚决的主战派有羊祜、张华、杜预、王濬，以及个别级别略低的官员。最坚决的反战派则为贾充、荀勖、冯紞（读如胆）。其他人的态度，大约介于两者之间。司马炎是怎么封赏的呢？他遵循的原则是——
不管主战还是反战，皆有封赏。
先看反战派。
【贾大人真是个人物】
贾充。赐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户；封从孙贾畅为新城亭侯，贾盖为安阳亭侯；老弟阳里亭侯贾混、从孙关内侯贾众增加封户。
荀勖。继贾充之后，最激烈的反战派，就是这位荀爷。灭吴之后，“以专典诏命”有功，封一个儿子为亭侯，食邑一千户，赐绢千匹；又封孙子荀显为颍阳亭侯。也即是说，因为传达司马炎的诏书有功而荫及子孙。
冯紞。虽然坚决反战，但司马炎却命他领汝南太守，率郡兵跟着王濬进入建业。战后，似乎没有爵位食邑的封赏，但是升任御史中丞，不久，又转为侍中。
衣赐履说：对这哥儿仨的封赏，相当让人讶异，估计连贾充自己都觉得臊得慌。贾充从战前到战中乃至到孙皓都投降了，一以贯之地力劝司马炎撤军，然而，司马炎却任命他为伐吴总司令。我码字儿码到此处，特别想笑一下，但由于太过不合常理，我觉得现在笑，可能会笑错了。孙皓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贾充“大惭惧”，打算向司马炎请罪。司马炎对这位亲家好生安慰，然后一通赏赐。讲真，能够消化得了这些个赏赐，贾充的心理素质是真的不一般。冯紞作为最坚决的反战派之一，被司马炎安排到最坚决的主战派王濬身边，出于什么考虑，还真不好下结论。总之，三个最坚定的反战派，都因平吴之战而得到了封赏。
再看主战派。
羊祜。虽然已经于两年前去世，但是司马炎并没有忘记这位灭吴战略的总设计师。东吴平定，群臣上寿，司马炎举着酒杯，流下眼泪，说，此羊太傅之功也。然后，封羊祜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赐帛万匹，谷万斛。
【出身寒门的杰出人物】
张华。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一个儿子为亭侯，一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杜预。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儿子杜耽为亭侯，食邑千户，赐绢八千匹。
衣赐履说：杜预本继承老爹杜恕丰乐亭侯的爵位，食邑百户。杜预因功增封两次，分别为一千一百五十户、三百六十五户，本次增户约八千户。
王濬。封为襄阳县侯，食邑万户。封子王彝为杨乡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绢万匹，又赐衣一袭、钱三十万及食物。
其他人员。
杨济。贾充是伐吴总司令，杨济是副总司令。这位杨爷，是杨皇后家的人，但史书居然没有他受封赏的记录，颇为意外。
司马伷。琅邪王司马伷是司马炎的叔叔，本就有一万多户的食邑，平吴之后，封两个儿子为亭侯，各三千户，赐绢六千匹。不久，并督青州诸军事，加侍中之服。进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王浑。司马炎下诏说：
王浑率军进逼建业，使孙皓为了自卫，而不能分兵西上，这才成就了西军之功（主要指王濬的水军），又大破张悌军，迫使孙皓走投无路，只能投降。建业因此平定，王浑功勋茂著。增封王浑食邑八千户，进爵为公，封其子王澄为亭侯，其弟王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
不久之后，又任命王浑为征东大将军，镇守寿阳。
衣赐履说：单看食邑数，王濬多，但王浑进爵为公了，而且之后继续重用，这就不是王濬能比的了。
王戎。进爵安丰侯，增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
胡奋。胡奋是六路大军中的一路，也有战功，而且，他闺女是司马炎的贵嫔，一定是有封赏的，但没有记录。
唐彬。唐彬配合王濬从蜀地沿江而下，一路战果颇丰。唐彬挺有意思，到了距建业二百里处，他判断孙皓将会投降，之后众将必然争功，于是声称自己有病，不再前进。果然，先到建业的争物，后到的争功。平定东吴之后，唐彬被封为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拜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
周浚。进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
……
衣赐履说：先提个小问题，大家发现没有，这些人的赏赐如此丰厚，但除了王濬赏三十万钱，其他人都没有赏钱，这是为什么呢？
我目前也没有标准答案，呵呵。
再提一个问题，司马炎为什么要让反战领袖贾充来担任平定东吴的总指挥呢？而且，虽然贾总指挥毛功未立，却得到最高规格的封赏呢？
早在平吴之前四年，也就是公元276年，宫廷之中的一场暗流涌动，把司马炎吓坏了。一个人的崛起，对太子司马衷的地位构成巨大威胁。司马炎要为司马衷的继位之路扫清一切障碍，不但需要贾充等朝廷大佬的支持，更需要借助他们的政治智慧。或许，这也是司马炎任命贾充担任伐吴总指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受了封赏，镇南大将军杜预回到襄阳，继续屯田，兴修水利，做了不少利军利民的事情。杜预这个人，骑不得马，射不得箭，却能指挥千军万马，手下将领无不服膺。杜预率军在外，远离洛阳，隔三差五就派人到京城给达官显贵送上厚礼。手下有人问他，以您的能力、地位，为啥还要给那些家伙送礼呢？
杜预说，兄弟啊，我是害怕他们会加害于我，并不指望他们能给我什么好处啊。
【能文能武能混】
杜预不仅能打，而且是大儒；不仅是大儒，而且深谙官场之道，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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