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时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管理员）的范仲淹听说仁宗皇帝打算在刘太后寿诞时率领百官为其拜寿，他认为皇帝的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和国礼，于是就给仁宗上疏谏言，请求仁宗放弃朝拜事宜。见这道奏疏没有得到回复，范仲淹干脆又给刘太后上书，请求刘太后撤帘还政。
听闻此事的晏殊大为惊惧，因为范仲淹此次任职是由他所举荐。晏殊批评范仲淹此举太过轻率，不仅会影响自己的仕途，还会牵连到举荐他的人。
据说范仲淹因敬重晏殊学识，感佩他的举荐，一直对晏殊执弟子礼，尊敬有加。但这次范仲淹没有退让，他义正辞严地反驳：“正因为我是您举荐的，所以经常担心自己不称职，使您这位知己蒙羞。但我没想到的是，这次我秉忠直言竟然被您怪罪。”听闻此言晏殊无言以对。
后来范仲淹又写了一封长信给晏殊，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朝为官我必定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行阿谀奉承之举。有益于国家社稷的事，纵使会引来杀身之祸，我也必定秉公直言！”晏殊了解了范仲淹的想法，对他更为看重。
通过这件事，我们大略可以看出晏殊和范仲淹这两位年龄相当出身相近但仕途履历却大相径庭的北宋权臣在为官之道、行事风格等方面的差别。范仲淹更像一把锋芒毕露的出鞘利剑，遇到不平事便会直接斩下，而晏殊则更像是一位内敛圆融的太极宗师，他推崇的是藏锋隐智慎言节情，是曲线救国明哲保身。
影视剧中的晏殊与范仲淹
也许因为世人都更崇敬“不平则鸣”的英雄，晏殊虽然仕途履历比范仲淹更为煊赫，但颇多后世人对他的评价仅仅只是带有些许戏谑意味的“太平宰相”“富贵闲人”。
私以为，这对晏殊，并不公平。
天选之子，诚慎得器
说晏殊是“天选之子”绝对不是夸张。
晏殊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江西抚州临川县（今江西抚州）人。
晏殊并没有显赫的家世，虽然后世喜欢把临川晏家说成是春秋时齐相宴婴的后人，但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切依据。晏殊的祖上并没有太多读书的基因，他的父亲宴固也仅仅是抚州府手力节级，一个府衙差役。
但大约是临川这片曾由王羲之、谢灵运等多位先贤主政过的土地积蓄下了所谓的“文运”，而这些“文运”又滋养了生于兹长于兹的后世读书人，晏殊这个小吏之子，从小便有“神童”之称。他五岁能写诗，七岁能作文章，14岁便被时任江南安抚使张知白“以神童荐之”，与全国各地荐举的上千名考生一起参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晏殊在殿试中表现突出，他“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少年英才的气场恰好遇上了最是喜欢“神童”的宋真宗，于是便被赐予了同进士出身；过两天再进行的策论考试，晏殊发现考试题目自己之前曾经做过，于是便立即上奏说：“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这是晏殊的自信，当然更体现了他的诚实。这种天生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真宗皇帝，于是晏殊被授予秘书省正字，留在秘阁读书。
正如稍晚于晏殊的另一位北宋神童汪洙在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许多读书人穷其一生都求之不得的进士身份，晏殊在14岁的年纪就提前获得了，并且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官职。
而与晏殊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比他年长两岁的范仲淹此时还在第二故乡长山附近的醴泉寺内日夕苦读“划粥断齑”呢！
旧时“殿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只是我们不确定的是，这份看似幸运的际遇，这样过早地以超常规的方式登科入仕，在晏殊的成长过程中的影响到底是益处多一些还是弊端多一些？日后他为人所诟病最多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又是否因为其在本该恣意勃发的年纪就早早地感受到了“天威难测”？
宋真宗对晏殊的喜爱和照拂远远没有结束，在随后的几年间，他不断升官，先后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集贤校理等；至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后来的仁宗皇帝赵祯被册立为太子，晏殊则被迁升为户部员外郎兼太子舍人。这个职位既是太子的侍读，实质上也是太子最直接的老师，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将在王朝的延续中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机会。
时年27岁的晏殊担任太子舍人遭到了朝中许多有资历、官当得比他大的朱紫贵人的不满和嫉恨。对此，真宗皇帝的理由是，朝臣每日“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独晏殊每天足不出户，用功读书。对于皇帝的夸奖，晏殊并没有心安理得，相反，他很诚实地向皇帝解释了自己的情况：“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
晏殊这一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实话实说，坦诚地正视自己的内心和欲望，更加深了其在真宗心目中的好印象：朝廷选士，才干固然重要，一片赤诚之心更加难得。很快，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晏殊又被擢升为翰林学士，迁左庶子。其时，真宗已经在为他未来的拜相铺路。
宋真宗也越来越倚重逐渐成熟的晏殊，他经常会在方寸大的纸片上写上要问晏殊的政事，而晏殊则会用蝇头小楷逐条写下自己的意见，再连同底稿一起密封好后呈交给皇帝。这种对待国家政事的谨慎缜密的态度越发地得到真宗的认可，而他那些书于小纸片上的奏答很多都被真宗采纳，成为了国策。
晏殊以谨慎缜密而得到宋真宗的器重
宰辅器格，知人善用
随着晏殊的官职越来越高，他与宋真宗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晏殊将很快抵达自己仕途的巅峰——只是人生怎么可能如此的没有波澜。
天禧六年（公元1022年），宋真宗赵恒驾崩，太子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因为仁宗彼时只有12岁，暂由章献明肃太后刘娥摄政。这位刘皇后就是戏文“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位反派，仁宗皇帝赵恒并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只是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那位在戏文中受尽坎坷的李宸妃。这件事在以后将直接导致晏殊的第二次贬谪。
新皇登基，晏殊的升官之路却还在继续。
因为刘太后掌权，彼时的军政两位最高领导宰相丁谓和枢密使曹利用都想单独向太后上奏言事，利用刘太后来专擅朝政，这是对朝政非常不利的情况。此时晏殊站了出来，他建议刘太后“垂帘听政”，这样就可以避免两位军政大臣私下的小动作。太后很满意晏殊的建议，于是升他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后来又因为晏殊为太子旧臣，需格外加恩，最终一路将其超升至枢密副使。
宋仁宗继位，由章献明肃太后刘娥垂帘听政
那一年晏殊刚过而立之年，如此年轻便跻身二府大臣之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领导人”，不得不说，晏殊的升迁之路还真是足够幸运。只是，他前半生的好运就到此为止了。
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晏殊受诏陪祭玉清宫时因急怒用朝笏（hù）打碎了侍从的门牙而被御史弹劾，加之在前一年他还强烈反对刘太后提拔旧人张耆担任枢密使而得罪了刘太后，最终晏殊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贬谪，先知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城区），数月后改知应天府。
晏殊倒并没有被这第一次的贬谪影响太多，他知宣州虽只有几个月，却也做了很多造福一方的实事，比如兴修水利，修路架桥等一系列“修举废坠”工程；及至知应天府，晏殊则邀请了其时在南都应天府为亡母丁忧的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极大地提升了应天书院的影响力。
晏殊知应天府时，邀请丁忧的范仲淹执教应天书院
晏殊与范仲淹这一对年纪仅相差两岁的读书人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范仲淹丁忧期满的时候，晏殊便举荐他出任了秘阁校理一职，这是范仲淹入仕以来第一次登上一个可以与皇帝近距离接触的政治平台，也为他之后的仕途升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
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晏殊结束了长达7年的第一次贬官生涯。这7年中他并没有蹉跎岁月，而是建立了一系列可以载入史册的事功。尤其是他极力推动的兴办府学，效果显著，应天书院更是一跃而成为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的宋初“四大书院”。
晏殊后来在宰相任上时，仍然大力推动办学。他与时任枢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自此，京师至郡县都设有官学。欧阳修评价“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绝对不算夸张。
再度获召入朝的晏殊最终官拜参知政事（副相）加尚书左丞，但这一次，运气不再的他很快就迎来了第二次贬谪。
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3月，章献明肃太后薨逝，仁宗亲政。他在得知了自己生母是李宸妃的真相后，一气之下将曾为李宸妃撰写墓志文的晏殊贬为亳州知府，后又迁陈州。而在此期间，仁宗皇帝则将上书太后请求其撤帘还政而被贬的范仲淹召回京都拜为右司谏。
不得不说，晏殊的第二次被贬有些冤枉
从晏殊和范仲淹的这段交集，我们可以看到晏殊和范仲淹这对好友因性格不同而造成的命运差异。两人都很“正直”，但范仲淹太直了，在人际交往上的不圆通是导致他一生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而晏殊呢，他对自己所处的境遇一向有清醒的认知，所以他只会以曲线的委婉方式去恪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虽然世人都不喜欢晏殊这种为人处世的精明算计，但不得不说，这种圆融是在那个时代的官场中确保立足的最佳选择。
第二次被贬5年之后，晏殊又被起复，担任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
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割据西北的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政权，并亲率10万大军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开国后多年无战事，承平日久又崇文抑武的北宋王朝根本没有战斗力，因此开战后一败涂地。
值此国家危急时刻，并不负责军务的晏殊又一次挺身而出。他在对当时的军事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后找到了宋军屡战屡败的原因，并针对性地向仁宗皇帝献上了四大对策：
“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悉为施行。”
西北战事开端，晏殊提出的四大对策非常有效
晏殊的这四条对策其实就是针对太祖一朝确立以文驭武、削弱分化军权后的一次军政变革，这些变革主张日后也被范仲淹的“庆历革新”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所吸收，被事实证明对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卓有成效。
因献策有功，晏殊被仁宗拜为枢密使，在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之时，他又举荐再次被贬而辗转于润州和越州的范仲淹做西北副帅，而范仲淹确实也不负所望，成功解决了西北危局。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52岁的晏殊以枢密使加平章事，官拜宰相，既掌军务，又执政事，可谓位极人臣。而随着西北战事平息，范仲淹也奉诏回朝，先任枢密副使，又转参知政事，并在仁宗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庆历革新”。
为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仁宗在庆历三、四年间，先后钦命了四大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据说，晏殊在此次择贤中，第一个选中的便是欧阳修，尽管身为弟子的欧阳修对晏殊多有不满又屡次冒犯，但晏殊还是做到了大公无私，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
欧阳修被晏殊选为“四谏”之首
随着“庆历革新”的失败，晏殊因在革新过程中一直持观望态度而被革新派所不喜，加之在谏官反对欧阳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时故意不许，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9月，晏殊遭孙甫、蔡襄以调动官兵来修自己的府邸的名义弹劾，于是罢相，出知颍州，后又以礼部尚书、刑部尚书衔相继知陈州、许州等地，自此再未重返中枢。
北宋仁宗一朝历时41年，其间共有23位宰相，客观说，晏殊的宰相功业远远不及吕夷简、王曾、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究其原因，首先晏殊并不是一个进取型的宰相，“慎微”和“平衡”一直是他为政的原则，因此对他来说维持现状是可以接受的；其次，仁宗一朝正处于赵宋王朝的极盛时期，期间并没有太多危急时刻，这也难怪晏殊这位“太平宰相”无从表现了。
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以兴学及知人善任等方面而言，晏殊堪称北宋第一人。尤其是为国举贤方面，一大批在整个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都堪称彪炳史册的名臣、名士，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王安石、文彦博、孔道辅、蔡襄、宋祁、王洙等人都曾受益于晏殊的拔擢和举荐，富弼、杨察甚至于寒素之时便被他选为女婿。
所谓的“北宋背诵天团”，大多都受过晏殊的拔擢和举荐
又有谁能说，为王朝选才纳贤不是一位宰相的功业呢？
词祖文宗，节情融物
相比为官，晏殊在诗文和词上的成就更为世人所认可，其中又以词的成就最高。
晏殊的词，受冯延巳的影响很大，他吸收了“花间派”典雅明丽的词风，开创了北宋词作的婉约一派，与出自庐陵吉州的欧阳修共同开创了“江西派”，清人冯煦《蒿庵论词》评晏殊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而晏殊的诗文则内容丰富，辞藻华丽，“为天下所宗”。
有后世评论家批评晏殊的词作选材狭窄，批他的词中既没有家国兴亡，也没有黎民疾苦，有的只是或男欢女爱轻歌曼舞，或春愁秋恨离情相思。
但这却正是我最喜欢晏殊词的地方。
大家也许不知，晏殊虽以“神童”之名早早入仕，但他21岁时其三弟晏颖自尽，22岁时发妻李氏病逝，23岁时父亲去世，25岁时母亲去世，及至30多岁时继室孟氏又病逝……以这样的人生经历，作为一名生性敏感渴望被了解和认同，又善于诗词的文人，晏殊实在是太有资格“卖惨”而博取世人的眼泪的。
但是晏殊从来没有。用他最爱的儿子晏几道的说法便是“先君平日为词，未尝作妇人语”。作为一位诗人，能克制住对自己伤痛的“消费”，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晏词从无“卖惨”博取眼泪之举
晏殊一生做过许多诗词，他写对岁月无情的感触，《渔家傲》说：“画鼓声中昏又晓，时光只解催人老”，《拂霓裳》说：“星霜催绿鬓，风露损朱颜”；他写孤独，《蝶恋花》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他写春愁秋恨，《踏莎行》说：“绿树归莺，雕梁别燕，春光一去如流电”，《清平乐》说：“春去秋来，往事知何处？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他也写忧愁，《踏莎行》说：“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但他从不展现自己所经历的难和苦。
我写其他诗人的生平，总可以在其人生的某些重大事件，比如贬谪之后，找到诗人用作表达的作品，从而从其中的只言片语中按图索骥，读懂诗人彼时的心绪已验证他的某种个性。但写晏殊实在不能如法炮制。
无论是在其一帆风顺的前半生还是屡遭贬谪的后半生，他诗词中的内容，大抵就是那些。他的诗词中永远只有所谓的“意象”和姿态，永远不会谈及事件本身，就像他从不曾有一首诗词是确确实实说明了是为逝去之人追悼创作的一样。
我相信，晏殊一定是有哀伤的，只是那些哀伤，他是绝不肯呈现出来供人玩赏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问题：人如何诗意地栖居于世界？
我觉得晏殊做到了。
晏殊，诗意地栖居于世界
虽然晏殊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置身于官场的波诡云谲之中，但他身上总保持着浓重的文人气息，他为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欣喜忧伤，为人生的不圆满郁结悲伤。但是他的词又不因为这样的感伤而沉沦，而总是试图站在历史和自然的角度自我开解。
我曾在知乎中看过一篇署名李让眉的老师所写的关于晏殊的评价，深以为然。其中一段颇能诠释晏殊这种难得的“诗意”：
他的情绪大多留藏在燕子杨花、碧树黄昏的景语里，而肯明明白白宣之于口的，往往只是许多一厢情愿的愿景和自我劝慰，固然也怨，却有种健康的自我修正在。
“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而后，便自劝“不如怜取眼前人，免使劳魂兼役梦”；感慨罢“无情一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便欢喜“无情有意且休论，莫共酒杯容易散。”
晏殊的词中，我们从来感觉不到与世界的对抗，总能读出一种圆融的观照。
晏殊其实是有些矛盾的两面性存在的：他以“神童”之名为天下知，虽聪明却终生不停学习，“至其病笃，犹手不释卷”；
他虽身历富贵，自处时却“奉养清俭”，但又日日宴饮；
他平和低调，有时候也耿介直率；
他谨慎缜密，有时也会冲动鲁莽；
他有自己坚持的操守，但遭逢大事时往往明哲保身；
他虽然知人善任，但他的门生故吏却往往是伤害他最重的那个人。
如果您真正地深入和理解晏殊的精神世界，当不会再人云亦云地以一句“太平宰相”“富贵闲人”来评价他的人生。
这是我心目中的晏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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