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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总是充满着来自四面八方、因各种缘由而来的人和文物，因此不论是风景还是人，都给人一种非比寻常的感受。
1、祆教与粟特人
自北朝晚期，西方的宗教已开始传入中国，在长安城内，“波斯胡寺”、“波斯邸”、“胡祆（xiān）祠”、“祆祠”等建筑，栉比鳞次地耸立在街头。
“波斯”这个词是从“Persia”音译而来的，即现在我们所说的伊朗。由于被称为“胡”的西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过于广大，因此这个词在狭义上，也可以专门用来指称粟特人。
从西方而来的外族，带着宗教进入中国。在宗教自由这件事上，他们并未受到任何限制或障碍。
虽然在北朝的北魏太武帝时期和北周武帝时期，对于佛教有过两次灭佛，但原因其实是局限在政治、经济问题上，而非起于种族上的偏见。
在佛教流行的同时，西方的宗教也一并传入。提出光明和黑暗、善与恶对立等二元性教义的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祆教）自南北朝晚期传入中国后，就以伊朗人的居住地“波斯邸”为中心开始向民间传播。
祆教的神殿从长安西市一带开始建立，同时也设立了掌管神殿和祭祀、只有外族才能担任的官职──萨宝府。
萨宝是视正五品（相当于正五品）的官员，除此之外，还有萨宝府祆正、萨宝府祆祝、萨宝府率及萨宝府史等好几种官职。
这些官职不只出现在唐代，还可以追溯到隋、甚至是北齐时代
不过，相较于之前的朝代，这些官职的官品在唐代不但更高、且所属官员更加完备，表示外族在唐代更受到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像这样由外国人专门负责、或是由外国人担任首长的先例。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对于被称作萨宝的官职、或是萨宝府这类官衙的出现，应该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萨宝原来的意思是商主或是商队的队长。唐代的萨宝不只是单纯的神官，也就是说，萨宝不只是单纯与宗教相关的官职，而是信仰祆教的胡人集团的统率者，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兼具民事及刑事掌权者的角色，这样的特色可以说是萨珊王朝的遗风。
自北朝起，直至盛唐为止，政府为了管理粟特人，不管是在都城还是在居住者众多的各州，都特别设置了萨宝这样的官职，此事甚至还登录到了官品令上；在众多与中国往来的外族当中，这样的情况确实值得关注。
开元二十五年，若登记为“视品”，就意味着担任与萨宝有关的职位。
所谓的视品，和皇帝直属的流内、流外品官有所区别，本来是指王公以下的上级勋官所属官府的职员，即进入“陪臣”范畴之官吏的品阶。
唐初虽然有很多这类的视品，但如《旧唐书·职官志》所记载，汉人陪臣在开元前期已全部废止，只留下了胡人萨宝。
这虽然是皇帝直属的官制机构“一元化”下所产生的现象，但在过程中，却只有外族的萨宝府作为例外而特别保留了下来。这个史无前例的“萨宝府”，其持续存在正呼应了粟特人自北朝横跨至隋唐，对东西贸易产生的极大贡献。
正因如此，这个机构才会在大唐帝国的官僚体制中占据了稳固的位置。到了唐朝后期，随着海上伊斯兰商人的来来往往，广州等地也出现了专门管理外商居留区域的“蕃长”以及“萨宝”。这些和外国或附属国紧密相连的官职，在中国官僚机构中占有正式的一席之地；这种特殊官职的出现，正是唐王朝呈现世界帝国特色的典范。
2、景教与大秦
另外，还有一派属于基督教分支、被称为聂斯脱留教（又称景教）的外来宗教。
根据记载，这个宗教是在太宗贞观九年（六三五年），由大秦国的阿罗本率领传教团传入唐朝的。
聂斯脱留教传入后，又被称为波斯教或是弥施诃教，玄宗时期确定以中国式的名称“景教”来称呼，意思为“如同巨大太阳般的宗教”。
自玄宗天宝四年（七四五年）开始，将过去称为“波斯寺”的教堂改名为“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年），在长安义宁坊竖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义宁坊近似于西域物产的集结地，是中亚与西亚人聚集居住的区域。
自六三五年聂斯脱留教传入后，至七八一年铭刻碑文为止，这个石碑几乎是唯一能够告诉我们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状况的资料，碑文上记载着高宗治世时是景教最为流行的时候，每周都有景教寺院设立，并在朝廷的保护下向全国扩散，甚至到每个城市都设有教会的程度（寺满百城）。
武后时期，在政治目的下，景教虽然随着官方提倡佛教而渐渐地萎缩，但玄宗时期又再次达到中兴，肃宗、代宗时期也受到了朝廷的保护。
景教将中国传统的两家（儒家、道教）与佛教的教理结合在一起，并透过和唐皇室的密切关系来扩张自己的势力。由于会昌五年（八四五年）武宗对佛教的镇压（会昌毁佛），以及随之而来对所谓“三夷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的打压，使得景教开始衰退。
也有人主张在打压当时，大唐帝国至少已有超过四万名的景教徒。至八世纪末为止留下许多足迹的景教，若不是以大唐帝国的开放性为前提，根本就不可能流行起来。
3、摩尼教与回纥
此外，三世纪初由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摩尼教，也是经过了吐火罗，至武后时期才传入中国。若是从“妄称佛教”或是“诳惑黎元”的记录来猜测的话，可以看到摩尼教在传入中国以后，透过对既存佛教的利用，得到了相当多的信徒，并以独特的教理和势力扩张，带给唐王朝及当时社会很大程度的冲击，结果传入后仅三十八年就被禁止。
唐政府对外来宗教展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弹态度算是很少见的，有人主张之所以明文禁止摩尼教，乃是因其发展太过快速又过于明目张胆的缘故。
无论如何，开元年间开始的，打压摩尼教措施虽然实施很久，却也并非那么的残酷，且胡人们信仰摩尼教这件事似乎也没有遭受太大的压制。
摩尼教在大唐帝国中后期的国际关系中，与在唐王朝内部兴起且占有巨大比重的回纥势力有着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甚至能用“回纥的盛衰就等于唐朝摩尼教的盛衰”来形容。
唐代宗大历三年（七六八年），在回纥的请求下，长安城内建立了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宪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年），又在长江流域一带的荆州、洪州、扬州、越州及河南府、太原府等地兴建了摩尼寺。
我们可以从摩尼教与可汗之间的结合中，找到摩尼教在七六二年如同国教般获得回纥人崇信的记录，摩尼教徒（特别是粟特人）与包含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其所获取的利益又为可汗的经济基础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此外，和八四五年唐朝官方坚决进行的“会昌毁佛”也是在回纥崩溃后发生的一样，摩尼教遭受镇压，也和回纥的衰亡有很深的关联。
另外，在唐朝镇压摩尼教的背后因素中，也有部分是始于摩尼教徒在与唐的绢马贸易中恣意搜刮的负面行为；然而会昌五年（八四五年）的宗教镇压，并不是只针对摩尼教而来，因此摩尼教的衰退不能看成一定与回纥衰退有关，而是当时因为佛教等外来宗教所带来的经济性弊端，才出现了排外政策。
佛教传入中国不是忽然发生的事情，也不能被特别当作外族的宗教，韩愈《谏迎佛骨表》等论说的出现，也是因为宫中投入佛教活动所产生的庞大经济负担，导致后续的问题。
如上所述，虽然有些波折，但当时已创立的宗教几乎全都经由世界各地传入了大唐帝国。
“会昌毁佛”之前，不只是外国人，就连唐人都可以选择并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不只是长安市内，就连地方都市也出现好几种宗教设施共存的情况。
根据帝王的喜好，大唐帝国的宗教政策虽然略有“先道后佛”或是“先佛后道”等变动，但并没有过度干涉百姓要选择信仰哪一种宗教，因为他们保障了信教自由，特别是对于外国人信仰其固有宗教一事，在打压“三夷教”以前都没有加以干涉。
大唐帝国在当时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视为“充满机会的土地”，如同新罗的六头品为了要实现他们在故国，无法实践的梦想而来到唐朝，所谓的“亡命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等受到迫害而被赶出原来的国家后，在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
众所周知，四三一年大公会议时被判决为“异端”的景教徒逃亡到了波斯，在历经两百余年漫长的流浪后，终于安全抵达长安；反观在大唐帝国外的土地上，宗教纷争却是不断地出现。
在波斯，琐罗亚斯德教驱逐了景教徒，后来伊斯兰教又驱逐了琐罗亚斯德教；但是在长安，这些宗教却各自相安无事、和平共存，这些“亡命宗教”与佛教、伊斯兰教一起，和固有的儒家、道教并驾齐驱，这样的事情若不是在大唐帝国的话，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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