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所有以《包公案》为蓝本的小说、戏剧和各种文艺作品中，包公的形象中必然伴随着尚方宝剑的出现。尚方宝剑成为了包拯在故事中代表皇权的象征，传说代表皇帝亲临，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如此大的权力让包拯在故事中无往而不利，能够斩杀奸佞恶徒，被老百姓称之为“包青天”。这样的一种设定也被衍生到其他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现代的很多古装影视剧都借鉴了这种模式。然而从史料来看，这种设定只是故事创作者一厢情愿的想法，也是老百姓期盼正义降临的愿望，但历史上的包拯并没有这样一把剑。
尚方宝剑是皇帝的御用宝剑，除了皇帝之外一般也就赐给皇族中的重要人物，不会轻易地教给外朝大臣。包拯既不是皇族，也不是外戚，从法理上看他是不可能被赐予尚方宝剑的。在宋朝的史料上，包拯活跃在宋仁宗赵祯执政时期，是当时有名的大臣。然而宋仁宗赵祯不以武功出名，并没有记录下自己的尚方宝剑，更没有将自己的佩剑赐予外朝大臣的记录。所以从史料上看，包拯手持尚方宝剑代天巡狩完全是故事创作者杜撰出来的，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从尚方宝剑的历史看，它的功能作用也没有故事中的那么大。
尚方宝剑的名字来自于它的生产机构少府，这从秦汉时期为皇帝制造和供应御用器物的官署，掌管少府的官员叫尚方令。少府出产的东西理论上只能在皇宫中使用，即便是皇族宗亲的府邸中也需要皇帝御赐才能使用。著名的造纸术的改造者蔡伦便出任过东汉的尚方令，其史料中便对尚方宝剑有所记录。原文是，“中常侍蔡伦加位尚方令，监作剑即尚方剑。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故言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由此可见，尚方宝剑作为皇帝的佩剑，其地位和作用远高于一般的宫中器物，又代表着特殊的含义。
因此普通的大臣被御赐尚方宝剑的可能性极小，只有皇帝非常信任的皇族中人才能得到。从史料记载来看，尚方宝剑的铸造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当时叫做“尚方斩马剑”。在西汉末年的汉成帝时期，大臣朱云就曾请汉成帝赐予尚方斩马剑处死当朝丞相张禹。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被汉成帝任命为丞相，但却滥用职权鱼肉百姓，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物，私生活极其淫奢，因而遭到了朱云的弹劾。但汉成帝并没有答应朱云，反而勃然大怒要处死朱云，他说“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好在左将军辛庆忌为朱云求情，才免朱云一死。
由此可见，尚方宝剑不是当朝大臣能轻易被赐予的，甚至连过问都会触犯到皇帝的忌讳。尚方宝剑除了是皇帝御用佩剑之外，同时还代表着皇帝掌握军权的特殊性。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便常将自己的佩剑赐予朝廷中征讨四方的大将，如吴汉、冯异等军队统帅。此后尚方宝剑有了代表皇帝掌控军权，御赐钦命大臣征讨四方的含义。因此后世很多御赐尚方宝剑的都是征讨大军的统帅，他们得到宝剑后会率军出征，凯旋而归后向皇帝交回宝剑。包拯既是文臣，不是一方大军的统帅，也没有率军征讨的记录，又怎么会御赐尚方宝剑呢？
尚方宝剑在各种史料中出现的次数不少，但真正用来杀人的记录并没有直接出现。很多大臣弹劾政治对手时都提到尚方宝剑，请皇帝用尚方宝剑杀了奸佞，但大多数情况下倒霉的反而是自己。比如南宋后期官场黑暗腐败，太学生刘黻上书要宋理宗早将朝中奸佞逐出朝廷，不然“异时虽借尚方剑以砺其首，尚何救于国事之万一哉”。结果刘黻不但没有得到宋理宗的支持，反而被削去学籍，拘管他州。由此可见，在弹劾朝臣时提尚方宝剑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一个不好便惹祸上身。《包公案》中将将尚方宝剑视同儿戏，实在是贻笑大方了。
从尚方宝剑的作用看，它远没有故事中那么强大，“上打昏君，下斩奸臣”的说法都是创作者一厢情愿的。在唐朝之前持有尚方宝剑的官员都没有这样的权力，更不要说“先斩后奏”中越权行事的内容了。宋朝《武经备要》记载“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这说明此时的尚方宝剑依然是出征大将的御赐之物，与文臣没有任何关系。尚方宝剑带给大将统帅的是“军令如山”的大权，但这个权力并不适用于普通民政事务中。包拯是行政文官，故事中是以审判冤案出现的，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够用尚方宝剑的。
然而宋朝的政治环境下，采取了将从中驭和以文驭武的政治制度，所以向一方统帅赐予尚方宝剑是非常少见的。在宋初还略有所闻，但从宋真宗之后就很少又这种情况发生了。宋朝皇帝和文官集团对武将的猜忌，这让他们根本不敢将如此重要的器物交给武将掌管。哪怕是对武将比较宽容的宋太祖赵匡胤，在尚方宝剑的使用上也是很谨慎的。比如宋太宗将尚方宝剑赐给大将曹彬时就特意吩咐：“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斩”，由此可见尚方宝剑的使用也是受到限制的，副将以上的军队将领并不受尚方宝剑的管制。
到了明朝尚方宝剑的权力才开始扩大，形成了相对健全的管理和使用制度。并赋予以专断、专杀的权力。据《明史》记载，明神宗朱翊钧赐予总督魏学曾、巡抚叶梦熊尚方宝剑来督战平定宁夏的战争。从这个记录看，尚方宝剑的使用依然局限在军事领域，尤其是在战争之中，并没有民政和刑事审判中的特权。即便如此，皇帝赐予大军统帅尚方宝剑常常会引起文官集团的不满。比如元世祖忽必烈就曾想赐予大臣尚方宝剑，让他去平定陕西和四川的叛乱，结果便遭到了当时的翰林学士、侍御史高鸣的坚决反对。
高鸣反对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他认为“开天下擅杀之路，害仁政甚大”。忽必烈最后采纳了高鸣的意见，没有赐予尚方宝剑，也没有赐予出征大将“专戮”的特权。连对军队管制非常放松的元朝尚且如此谨慎的赐予尚方宝剑，更何况以文贵武贱著称的宋朝和明朝。实际上从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看，赐予尚方宝剑相当于将国家最高的军令大权下放给了将领。如果将领不忠，利用这个权力调动出征需求以外的军队，甚至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这对朝廷和皇帝都是极大的打击。所以在古代即便是军队将领，也不会轻易地赐予尚方宝剑。
文官携带尚方宝剑比较多的是在明朝，也是在以文驭武的政治环境下。明朝朝廷给了文官很大的权力，使得明朝的文官不仅仅能做民政事务，甚至能够出任监军，或者带兵打仗。为了让文官能够控制住武将，压制住地方上的权贵，尚方宝剑也就成了重要的皇权凭证，钦差携带尚方宝剑“如朕亲临”的说法由此而来。即便如此，在实际情况下尚方宝剑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文官大多数是靠着明朝朝廷严密的军事制度来限制武将的权力。尚方宝剑只是在特殊的场合起到一些作用，比如居庸关御使张钦将明武宗堵在关内，袁崇焕杀皮岛守将毛文龙。
这种特殊的作用实际上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才会发生的，并不能拿作为尚方宝剑的日常状态来评估。朱厚照私自出关巡查，是受到朝廷上下反对的。张钦以尚方宝剑的名义堵朱厚照，看似态度强硬，实际上与哀求无异。朱厚照也不愿意为难老实人，借坡下驴退了回去。袁崇焕杀毛文龙本质上就是诱杀，只是诱杀将领毕竟有个罪名，袁崇焕以尚方宝剑的名义脱罪而已。这两个案子只能当作尚方宝剑的特例来看待，不能作为常理。但这些故事传到民间后，却引起了民间故事创作者的反响，于是让尚方宝剑的作用扩大化，才有了故事中的效果。
综上所述，尚方宝剑作为皇帝的佩剑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尤其是代表着军队权力的授予。它的赐予和使用都是非常谨慎的，一般情况下是作文礼器赐予皇族，或“借”给军队统帅、监军一类的人物。古代朝廷对于尚方宝剑的使用有着各种限制条款，不会轻易地让人带着带出乱跑。《包公案》故事中的情况完全是创作者主观臆测出来的，并不是宋朝包拯面临的实际情况。故事中包拯拿着尚方宝剑的威风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更不可能借给展昭到处砍人。这些都是创作者的杜撰，也表达了民间百姓对于清官和正义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