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明大节于当时，立青风于身后。
意思很简单，他认为只有生前深明大义，去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才能够青史留名，流芳百世。
事实上对于他本人而言，他也的确是如此做的。贞观之治，天下咸服，就连司马光都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虽然凭借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诛杀了太子李建成，也得以荣登大宝。但其对于嫡长子继承制的破坏，也让他的子孙后代有样学样，纷纷图谋大事。其子李承乾、李恪、李泰、李佑等人的不得善终，莫不是因此。而在最后，李世民也不得不选择册立生性怯懦的李治为太子。
而就在册立李治为太子后的第六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弥留之际，不免要托孤一番。他对太子李治说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可接下来的话却不免让人感慨帝王之术的深邃。
“李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资治通鉴》
意思并不难理解，直指李勣才智有余，但李治对他却并无恩情，害怕仁厚软弱的李治并不能怀服而用之，于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一代明君在弥留之际将原本位高权重、备受荣宠的李勣贬出京畿，出任叠州都督；并留下了倘若李勣不能用，便可以杀之的遗言。
而对于李勣而言，这样一位太宗口中才智有余的人物，则是在接到旨意后并无一丝犹豫甚至连家都没回，随即赴任叠州都督。
那么，李勣又究竟是何缘故会落得李世民这等评价呢？
在《新唐书》中，对于李勣有着“（唐）自李勣亡，遂无善将”的至高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与李勣的功勋而言却并无过誉之处。
李勣原为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人氏，本名徐世勣，被唐高祖李渊赐姓李，又避太宗李世民名讳为李勣。
而在当时据载其家为富豪之家，李勣喜好任侠。在隋朝末年的乱局中，17岁的李勣便投身于翟让军，后又劝说翟让奉李密为主，曾大败王世充、宇文化及。
而在李密归顺李唐后，本手握重兵、大片领土的李勣感念李密之恩情，遂归顺李唐。而后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便是属于他的战神时刻。
自公元621年起，李勣跟随李世民征伐王世充，定窦建德，擒徐圆郎，杀正通，四方遂定。而接下来，他又驱逐突厥，在李世民登基为帝后，累进并州都督。
后李勣又平定薛延陀灭高丽，可以说这等赫赫大功，无论拿到哪一朝那一代都是当之无愧的战神表现。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太子詹事”这个职衔，这个兼职显然是李世民已经将李勣作为太子李治未来班子里的重要一员了。
忌惮打压，帝王心术
通过这些也体现出了李世民对于李勣是充分肯定的。但为何李世民却在托孤时，将李勣排除在外，甚至还留下了不能用便杀之的旨意呢？
事实上，问题就出现在李勣太过优秀上，优秀到即便是李世民都要忌惮。“功高盖主”是任何王朝任何政体都难以逾越的一个命题。若有明君圣主在上，自然会是君臣风云际会的佳话；可若是君上怯懦，则易生祸患。
毕竟在权利面前，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
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资治通鉴》）
于是，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李勣接受诏书后立马就赶赴叠州赴任，连家都没有回去。有了这样优秀的表演，自然也让李治放心了许多。
李世民驾崩后，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而在登基之日，太子府旧臣纷纷被拔擢，一如太子
右庶子高季辅被晋升为中书令等等。
至于李勣，也在李治继位当月，便被拔擢为洛州刺史，同中书门下，参与执掌机要。次年更是晋为尚书左仆射。有了李治的重新起复，李勣也是感激涕零，这也让唐王朝平稳地完成了政权的交接。
而另一方面李勣又对自身定位极其明确，深知功高盖主的危险性。于是，在继续攻伐疆土之外，对于朝堂之事李勣有的却多是默不作声，支持李治，而这也让李治更加信任他。
这种信任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及至李勣晚年时，李治特意下诏每次李勣入宫，可骑马觐见。
而在永徽六年（655年）的一桩废立皇后事上，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反对高宗废王皇后，册立武氏（即武则天），李勣则又凭借一句“陛下家事，何必和外人商量”让高宗有了立武氏为后的理由。
这样的举动若以后世正统论，自然是李勣难以抹去的污点；但倘站在李勣角度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桩“纳投名状”的举动呢。此举也让他更获重用，荣华加身的同时荫庇了同宗同族。
669年，76岁的李勣去世，身为皇帝的李治下令辍朝七天，赠李勣太尉、大都督职衔，赐谥号贞武，亲登古城为其送葬，陪葬昭陵，可谓是尽显恩宠。
与李勣的寿终正寝不同，反对立武氏为后的褚遂良、长孙无忌则都死于非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