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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东晋和南宋都是中原王朝“南渡”之后的延续，并且都在历史教科书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明朝灭亡之后有没有相对应的“南明”呢？其实是有的，但南明的“存在感”向来很弱，而且基本不被历史教科书所提及，影视剧对这段历史也很少涉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南明没有历史教科书中的一席之地，而且很少有人关注呢？
归根结底，还是南明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如果按“有皇帝”的标准来看，前后加起来一共也才十八年，而且大多数时间还龟缩在西南地区，连半壁江山都没能控制。那么，南明为何如此虚弱，又如此短命呢？这还要从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讲起。
公元1644年4月，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尽。不过明朝并没有就此灭亡，大顺也并没有就此夺取天下。
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大顺军开始执行“追赃助饷”政策，大肆拷掠北京城内的士绅地主，这使得士绅阶层对大顺失去了信心，其中就包括正驻守在战略要地山海关，且已经投降了大顺的吴三桂。与此同时，大顺军内部滋长了骄傲自满，奢靡享乐的思想，李自成本人也对未来缺乏长远规划。
见此情景，吴三桂认为大顺不再值得效忠，于是开始秘密与正图谋入关争夺天下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联络。不久后，吴三桂悍然叛变，李自成闻讯大怒，立即调集大军前往征讨。
1644年5月，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山海关一带展开大战，就在吴三桂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清军突然从侧翼杀出，与吴三桂夹击大顺军。大顺军一败涂地，仓皇西撤，李自成也不敢坚守北京，而是在搜罗了一批珍宝后就撤出北京，一路退回了西安。清军趁势控制了山海关，并在1644年6月占领北京，从此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历程，这就是“清军入关”。
但崇祯帝自尽后明朝其实并没有灭亡，而是依然在南方延续。在明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的乱局中，江南地区却一直维持着稳定和繁荣，受到的冲击较小。江南的士大夫们依旧享受着安逸奢靡的生活，在歌舞戏曲中沉醉，著名的“秦淮八艳”既是出自这一时期。
和东晋、南宋时期类似，江南地区在中原大乱的同时相对安定，使得许多人前往江南避难，也为明朝官僚们在江南重建政权提供了条件。并且，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南京也是都城，有着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这使得南明的起步条件其实比东晋和南宋还要好得多。
不过，崇祯帝已经自尽，他的儿子们又都下落不明，因此要重建政权的话，就面临着选谁当皇帝的问题。按照封建王朝一般的继承顺序来看，此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福王朱由崧，他跟崇祯帝血缘关系最近，并且此时就在淮安避难，按理说是再好不过的皇位继承人。但是，当时以东林党为首的江南文官们，却坚决反对福王继承皇位，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要从一桩往事说起。朱由崧与崇祯帝朱由检共同的祖父也就是万历帝朱翊钧，他当年最喜欢的儿子就是皇三子，也就是后来成为福王的朱常洵。但是当时的文官们却大多主张按照伦理顺序，由皇长子朱常洛继承皇位，为此与万历帝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争国本”。万历帝最终屈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泰昌帝。
泰昌帝的两个儿子就是天启帝朱由校和崇祯帝朱由检，天启帝没有儿子，崇祯帝的儿子下落不明，泰昌帝这一脉实际上就断了，朱常洵又已经被大顺军所杀，那皇帝之位自然应该由他的长子，福王朱由崧继承。
但是，文官集团当年可是在争国本事件中把福王得罪的死死的，要不是他们全力干涉，福王这一支可就当皇帝了。谁想到现在朱常洛这一脉断绝，福王还是成为了最佳的皇位继承人，要是他当了皇帝，恐怕就要对文官们大肆报复了，这可如何是好？
文官们想到了办法，那就是大力诋毁福王的声誉，声称福王道德败坏，不能当皇帝，应该立所谓的“贤王”，也就是潞王朱常淓为皇帝，就连当时镇守南京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都被他们鼓动起来，宣称福王有“七不可立”，坚决拒绝福王继承皇位。
但实际上，当年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和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又有多大能力呢？他们本身也只能算是中才，品德也算不上特别高尚，就是因为他们是皇位的最佳继承人，所以被当时的官僚们拥戴起来当皇帝，主持大局而已。
他们同样算不上什么“贤王”，只不过是靠身份起到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而已，但即便如此，也同样将晋朝和宋朝延续了上百年，抵御住了来自北方的入侵。而南明的这些大臣们鼓吹什么“拥立”贤王，甚至反过来抹黑最佳的皇位继承人福王朱由崧，无疑是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南明内部的凝聚力，为南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但令文官们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在江南大力营造舆论，自以为福王已经不可能继承皇位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朱由崧已经在“江北四镇”的支持下抵达了长江北岸，俨然一副要入主南京的架势。原来，文官们把朱由崧看作祸乱之源，但江北四镇可把朱由崧当“宝贝”。
这个江北四镇指的是当时驻防在长江以北的四个军镇，各自都有数万兵力，可以说是拥兵自重的军阀，他们看到了朱由崧的潜力，决心拥戴他称帝，当一个“从龙之臣”。毕竟，拥戴朱由崧登上皇帝宝座，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啊！
当时名义上统领江北四镇的文官——凤阳总督马士英则作出了一个“背叛同类”的决定，决心与部下们一道，拥戴朱由崧称帝。于是，朱由崧就在马士英和江北四镇的支持下带兵来到长江北岸，以武力威慑江南文官。
此时江南一带根本没有可以与江北四镇对抗的军队，文官们也终于明白了“笔杆子干不过枪杆子”的道理，最终在江北四镇的威胁下只能服软，被迫同意朱由崧继承皇位。于是，朱由崧被迎入南京城，先称监国，之后正式称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朱由崧也被称为弘光帝，这个在南京重建的明朝政权便被称为弘光政权。尽管新的行政体系已经建立，但此前的种种冲突让这个新生的政权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这些都是上层之间的斗争，对于南京城的普通文人和市民们而言，他们对于弘光帝继位还是感到很激动的。毕竟此前崇祯帝自尽的消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冲击，而现在政权又在南京重建了，新的皇帝也登基了，这让他们感觉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许多人都觉得，大明就算不能收复中原，至少也能像当年的东晋和南宋一样，延续个上百年。《福王登极实录》中写道：“闻法驾入都之日，都人聚观呼万岁……中兴大业，岂灵武草次、靖康偏安之足比哉！”
“灵武草次”指的是唐肃宗在安史之乱后于灵武城重建政权，“靖康偏安”指的是宋高宗。作者以他们为对照，觉得南明可以比这些政权做得更好，完全有中兴的可能。
事实上，这也是有依据的。一方面，南京本来也是明朝的都城之一，本身就有作为行政中心的基础。另一方面，此时的南方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开发，也远比晋朝和宋朝时要发达，已经远远超过北方。南明政权如果能把这些资源统合起来，完全有复兴大明的可能。
可惜，仅仅是可能而已，如果单从纸面上的实力来看，南明确实有着此时最好的条件。但从弘光政权成立的背景就能看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分裂且极为虚弱的政权，并且缺乏号召力。南明政权既缺乏忠诚又能打的军队，又缺乏得力的文官集团。
文官们尽管勉强拥立了弘光帝，却对他极为抵触，经常对于弘光帝下达的旨意阳奉阴违，让弘光帝的许多命令都执行不下去。而在武官层面，江北四镇们本身也只是想靠着拥立弘光帝来谋取富贵而已，他们只在意弘光帝能给他们多大的权势和富贵，对于国事本身都漠不关心，更不用说收复中原了。
而面对清朝入主中原后岌岌可危的天下形势，文官们能想到的也只有一招，那就是所谓的 “联虏平寇”。“虏”是对清朝的蔑称，“寇”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联虏平寇”指的就是联合清朝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由南明接管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清朝则退居关外。
文官们天真地以为清朝和之前一样，只是入关劫掠而已，劫掠完自然就会退走，那么南明自然可以先和清朝联合打农民军，等消灭农民军之后清军退走，明朝就能重新“统一天下”了。他们还自以为慷慨地许诺将关外的地盘都割让给清朝，问题是此时关外本就被清朝占领，又哪里需要南明来割让呢？
但文官们抱有侥幸心理，还是向清朝派出了使节团，史称“北使团”，希望清朝能在事后退出北京城，回到关外。结果显而易见，梦想着统一天下的多尔衮果断拒绝了南明的请求，并称南明政权为“伪朝”，囚禁了北使团。只是因为此时多尔衮正忙于攻打大顺，暂时还顾不上南明，南明政权这才得以苟延残喘。
按理说使团被囚禁，这已经是很严重的挑衅了，并且清朝明确的拒绝态度也注定了南明和清朝必有一战，部分官员如史可法已经醒悟过来，请求加强淮河防线，抵御即将到来的入侵。但大多数文官武将们依然沉浸在迷梦中，他们中有的人觉得清朝肯定不会打过来，有的人则早就做好了投降的打算，觉得只要投降就能保住荣华富贵。而比起抵御北方的清军，他们对党同伐异，清除马士英和弘光帝的势力更感兴趣。
1645年春，局势进一步恶化。此前镇守武昌，手握重兵的左良玉在部分东林党人的怂恿下发动叛乱，顺流而下进攻南京，声称要“清君侧”，南京的部分文官也响应左良玉，不断诋毁弘光帝。马士英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紧急调集了大批军队前去抵御左良玉，与左良玉军队展开激战，而江北的防御则被大大削弱了。
而就在弘光政权还在打内战的时候，清军已经大举南下，几乎不会吹灰之力就夺取了防御空虚的淮北地区，进而渡过淮河，围攻扬州。扬州仅仅两天就被清军攻破，史可法殉国，清军在扬州展开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清军随后强渡长江，守卫长江的水师将领不战而逃，清军轻易渡江，直取南京。1645年6月，南京陷落，弘光帝出逃后被俘，之后被清朝处死，弘光政权就此灭亡。
弘光政权的覆灭实在令人叹息，作为一个起点如此高，本应有更大作为的“南方政权”，却仅仅存在了一年就彻底覆灭，不禁让人感叹内斗的危害之大。而弘光政权的覆灭也导致清军轻易占领了富庶的长三角地区，此后，长三角地区为清朝提供了大量的税收，支撑着清朝完成了统一，而南明政权也在1662年最终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