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政体”这个名词的原始含义是指执行最高治权的统治者。这里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是指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当最高统治者是一个人时我们称作君主政体或僭主政体；当最高统治者是少数人时则属于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当最高统治者是多数人时则为共和政体或平民政体。古埃及文明、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华夏文明等古文明所实行的都是君主政体。
只有古希腊雅典城邦在
公元前594年
梭伦改革以后才逐渐从王政时代转向民主时代。继古希腊文明之后兴起于欧洲的古罗马文明
从传说中的罗慕洛于公元前753年建城到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这段时期被称为“王政”时代。公元前509年罗马人在驱逐了暴君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以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政权结构呈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的形态。
在中国历史上“共和”一词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把原来人们可以自由打鱼、捕猎的山林湖泽全部收归天子所有。周厉王此举引发了镐京国人的大暴动。周厉王被暴动的人民赶出了都城。周厉王被赶走后周王朝经历了14年没有王的岁月：大家选出周公和召公两家贵族共同执政。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此有确切纪年的标志性事件。
周厉王被国人驱逐这件事散见于各类史籍。这其中以《左传》和《国语》最早。《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这是说周厉王被驱逐后有诸侯暂时脱离自己的本位代替周王来行“王政”。《国语》则说：“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史记》中也有多处地方记载过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这些不同的记载在某些细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不过从这些不同的记载中可以总结归纳出以下信息：周厉王曾遭遇国人暴动被赶出都城；厉王出走后有大臣代其行政；这种被称为共和行政的模式持续了十四年。《史记》认为厉王出奔后主持朝政的大臣是周公与召公，然而一些先秦古籍中却认为一个名叫共伯和的贵族被大臣们迎入王室摄政。为何不同的史料会对共和行政存在两种说法呢？《太平御览》中的一则记载也许能调和《竹书纪年》等先秦古籍与《史记》的记载差异。
《太平御览》中的这则记载是：“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其年周厉王流彘而死，立宣王”。这是说共伯和在共和行政的第十四年篡夺了空缺多年的王位。就在这一年周厉王驾崩了，大臣们因天下大旱而不满共伯和，于是重新迎立周厉王的太子登基。共伯和被迫像西汉的昌邑王或唐朝的武则天一样退位让贤。《竹书纪年》中只记载共伯和曾短暂“摄行天子事”。
那么综合《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记载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周厉王出逃后以周公、召公为代表的贵族们共同执政了十四年，然而到了第十四年的时候共伯和篡夺了空缺多年的王位。《史记》因共伯和统治短暂，故而只说那段时间是大臣们共同行政。后人则误以为在厉王出奔后共伯和一共统治了十四年。如果事情真相果然如此也就意味着中国在西周时期的确出现过一段虚君共和的时间。
当时周厉王出奔在外，国家政事由诸侯贵族来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共和制”其实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和制。中国西周时期的共和行政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来看是明显的贵族寡头政治。西周时期的统治阶级始终是周王室及功臣贵族。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奴隶主阶级。广大的群众要么是自由民、要么是奴隶。无论自由民还是奴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资格参与政事。
奴隶本身就是奴隶制阶级的私有财产、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奴隶。奴隶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做不得主，更不要奢求享有任何政治权利了。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奴隶都是没任何政治权利的。自由民的处境比起奴隶要好一些。不过周王朝治下的自由民是没任何政治权利可言的，只有拼命干活交租税的义务。周朝的宗法礼乐制度中本身就有“礼不下庶人”的说法。
周王朝治下的贵族与平民所享有的权利、所承担的义务是截然不同的。在
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中周朝都城镐京的老百姓推翻了王权，可他们没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对
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共和行政期间并未设置执政官和保民官，也没成立过类似于公民大会这样的组织。很显然当时的周王朝并不存在像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大会这种可以表达民意诉求的组织。西周的共和行政在本质上是由诸侯贵族代替王室共同执政。
西周共和行政是由诸侯贵族共同执政。这与古希腊、古罗马通过公民大会决定国家大事是不一样的。西周的共和行政如果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定义就是一种典型的贵族寡头政治。尽管国王被赶跑了，可国家机器并未发生变化。如果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说镐京民众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果实被诸侯贵族篡夺了。这也就注定这场国人暴动不可能在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政治。
事实证明西周的“国人暴动”仅仅只是一次突发性的群体事件，而并不是一场引起国家政治制度变化的革命。这次暴动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共和行政”这样一种贵族寡头政治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公元前828年周厉王病死后贵族们经过对太子姬静的考察决定还位于姬静。事实上这也就标志着共和行政的结束。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实行的是君主制，尽管在西周历史上出现了十四年的共和行政，但这其实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并非一种体制。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共和行政”意味着无君无父，是东周“兴师不请天子”的端倪——周朝人还习惯不了没有君父在上的日子。周宣王姬静的继位标志着中国历史重新回到君主制的轨道上。周宣王继位时周王朝其实早已是千疮百孔。周宣王要想恢复周王朝在国人暴动以前的统治秩序其实已不可能。由于有父亲周厉王的反面例子摆在前面，所以周宣王不敢像他老爹周厉王那么胡乱折腾了。
《诗经
小雅》里的《伐木》、《天保》、《六月》、《吉日》、《鸿雁》以及《诗经
·大雅》里的《云汉》、《常武》等作品都极力吹捧周宣王的文治武功和心系百姓。在这些作品中周宣王统治时期被渲染成所谓的“宣王中兴”。可事实上周宣王所谓的“中兴”不仅水分颇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颠倒黑白之嫌。事实上周王朝残存的元气正是在周宣王在位的四十余年间被消耗殆尽的。
周宣王继位后立即昭告百姓：山林川泽为天下共有，即使是王室贵族也不能独占。这能说明周宣王贤明吗？其实这只能说明周厉王的教训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周宣王时期被誉为“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对犬戎、淮夷、荆楚等部族的征伐。实际上轻率发动并非燃眉之急的战争反而会将整个国家拖入战争泥潭不可自拔。宣王在位四十六年间南征北战并没消除周王朝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后来他儿子周幽王就是让外敌犬戎干掉的）。
打了四十多年的仗没改善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反而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经过多年的折腾以后当年威风凛凛的镐京六师、成周八师早已虚弱不堪再战。周王室在面对外敌时仅靠自己的力量已不足以应对。周宣王在这种形势下只好征调诸侯的力量抵御外敌。可就是这样也依然是胜少败多：除了东征淮夷的战争有所斩获以外周宣王对西戎、北狄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对外战争不给力的周宣王在内政上的表现也不敢恭维。《史记
周本纪》中给周宣王定了一条罪名叫不修“亲耕籍田”之礼。所谓亲耕籍田是说每年开春播种的时节周天子都要在公田上象征性下地劳作。可周宣王继位以后再也没出席过这种象征性的仪式。这可不是因为姬静想要偷懒，而是因为他实在是无地可耕。这背后隐藏着周王朝最致命的危机——公田制几乎已完全名存实亡。
尽管理论上天下的土地都是周天子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实际上到了周宣王这一辈时真正属于周王室的土地已没剩多少了。当初周王朝立国时分封天下土地：周天子是天下之宗，天子以下诸侯有国土，卿大夫有采邑，士有禄田。本来大家各吃各的地皮该相安无事才对。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私田被开发出来。两百多年过去后人口多了、土地也多了，但大部分土地都成了诸侯、卿大夫乃至国人的私产。
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周王室的财政收入开始锐减。当年周厉王面对这种形势试图收权，可结果却是他自己被国人赶出了都城。周宣王面对父亲当年的前车之鉴自然不敢再造次。周宣王不修“亲耕籍田”之礼实际上相当于默认了土地私有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王室与诸侯贵族乃至国人百姓在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分配等诸多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周宣王本人的一些行为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矛盾。
周宣王先是枉杀了无辜的大臣杜伯，接着又带头破坏宗法制度：周宣王册命鲁武公的少子取代原先的太子。鲁武公死后得到周宣王支持的少子继位是为鲁懿公。一道王命在鲁国这个方伯之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鲁国的国人因为不满周宣王的决定在已故太子的儿子率领下发动政变杀掉了鲁懿公。周宣王得知此事后派出王师去鲁国平叛。这件事以后“诸侯从是而不睦”：大家出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吵成了一锅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