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死狗烹，几乎可以说王朝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定律。打天下时，兄弟之间有共同的目标，合作关系大于竞争关系，彼此相互信任，休戚与共；新王朝建立之后，兄弟关系转变为君主关系；手握重兵的功臣对新王朝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随着功臣势力的逐渐变大，双方竞争关系也逐渐变强。从明朝初期的历史现状和朱元璋的主观愿望来看，对一起打天下的兄弟痛下杀手并非最初的选择。
朱元璋对功臣的拉拢
建国之初，朱元璋也对兔死狗烹这个问题进行过反思，他也希望能够和兄弟们共享这太平盛世。一天，他对众功臣说：“朕故吐心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易生猜疑，故而久而生变。”朱元璋认为古代的帝王往往依靠权术驾驭臣下，而不是以真诚待人，这样往往造成君臣之间的猜疑。朱元璋希望君臣之间能够坦诚相待，彼此引以为戒，才能:“可与国同其长久矣！”朱元璋说这句话的时候，太子朱标也在场，朱元璋对大臣说:“太子年幼，未历世故。”并且表达了希望子孙后代能延续他们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朱元璋对功臣的拉拢除了奖励其高官厚禄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彼此之间联姻，他提出并实行了“亲王拉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的策略。用今天的话来讲，朱元璋和许多功臣都结成了“儿女亲家”。比如郑国公常茂的女儿成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妃；谢成之女嫁给了晋王朱棡；卫国公邓愈之女为秦王朱樉的次妃；魏国公徐达长女成了燕王朱棣的正妃；宋国公冯胜之女嫁给了周王朱橚；江阴侯吴良为齐王朱槫的王妃；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宁国公主嫁给了梅思祖的侄子梅殷……皇家和功臣之间的联姻，自然掺杂着许多政治因素，但从亲情人伦的角度看，朱元璋是比较护短和注重亲情的，作为一位父亲，自然是希望子女过得幸福快乐，所以说在一开始，朱元璋并不希望和功臣的关系破裂，大肆屠戮功臣并非他的初心。
朱元璋态度的转变
朱元璋对功臣下手的两大事件就是胡惟庸之案和蓝玉案。促使朱元璋态度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功臣嚣张跋扈，威胁王权。比如，胡惟庸当上丞相之后，行为处事开始飘了，他不单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有时候更是绕过皇帝直接生杀夺与，这是对皇权赤裸裸的挑战，这是朱元璋无法忍受的。第二，朱元璋的猜忌之心。朱元璋的猜忌心很重，脾气也相当暴躁。唯一能够劝说他的只有糟糠之妻马皇后，马皇后去世之后，朱元璋刚愎自用的毛病更加严重。第三，继承人“软弱”。朱标从小接受儒家的“仁爱”思想，长大之后成为一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人。朱标比较仁慈，不赞成父亲的铁血和冷酷政策。这些在朱元璋看来，就是“软弱”的表现，因为害怕儿子不能驾驭嚣张跋扈的功臣，老父亲只能充当那个心狠手辣的杀手，替儿子铲除一切继位的隐患。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突然去世，新继承人朱允炆比他父亲朱标更加柔弱。故而朱元璋开始了又一大波屠戮。
功臣的下场
其实，并非每个功臣的下场都不好。就开国文臣的归属而言，除去胡惟庸、李善长、刘基、宋濂、杨宪、汪广洋等与胡惟庸案相关人员。建国后去世的54位开国文臣，寿终正寝人数高达47人，另有死于非命7人。总体而言，开过文臣的下现还是比较乐观的。主要原因还是明初朱元璋并没有赋予文臣过高的权力，文官也没有兵权，对政权的威胁力比较小。
至于开国武将，他们的结局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正常死亡，二类是死于各类政治事件，三类是荣耀存留。蓝玉案之后，徐达、耿炳文、吴良和李文忠的家族依然荣耀备至，深受朱元璋的信任和重用。总体而言，武将受到的打击程度要大于文臣。一是因为武将手中有强大的兵力，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二是武将行伍出身，文化素养比较低，大富大贵之后又不懂得自我约束，行为多有不法，容易给人抓住把柄。至于某些武将能够逃脱打击，也是有原因的，一是朱元璋的信任程度；二是对朱元璋的忠诚度；三是功臣手中的权力大小是否在皇帝的控制范围。
总而言之，朱元璋的做法是根据当时的情势发展做出的判断，也与他个人的行事风格和性格相关，若是换一个人当太祖，或许会选择温和一点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