恤刑慎杀，先教后刑。
在很多古装电视剧里，我们时常能够看到这类情节：某个州县的地方官判案，当堂判了个“斩立决”，然后冲上来一群张牙舞爪的衙役，将犯人叉出去手起刀落，呜呼哀哉。
这类情形，是不是合理的？
当然不合理，且不合法。
这个法，便是“死刑复奏”。
什么是“死刑复奏”？
纵观历朝历代的统治，“重典”、“重刑”是司空见惯的事。
从夏朝至秦朝，各类刑罚种类繁多，无一不是以残害人的肉体为主，极其残酷。
从野蛮，到文明，在这个曲折的演变过程之中，“命如草芥”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
周公曾提出“慎刑恤罚”，儒家思想逐渐盛行之后，“慎杀”、“慎刑”的观念也逐渐被统治者所接纳。
毕竟，人命只有一条，手起刀落之后可就救不回来了。人的双手双脚、鼻子耳朵，以及太史公司马迁被切掉的那两三寸，可不能像壁虎一样再长回来。
于是，到了汉朝的时候，“死刑复奏”的制度开始萌芽。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吏，如被处以死刑，得经过皇帝的复核才能执行。
当然，这也仅仅是小众群体的“特权”，平民小百姓是没法享受到这样的待遇的。
当死者，部案奏闻......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速报，乃施行。——《魏书》
魏晋南北朝，这项“特权”开始往民间开放。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又定下规矩，要求地方的死刑案件要上奏皇帝，复核通过之后才可施行。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隋文帝杨坚又出台了“三复奏”制度，规定“死罪者三奏而后决”，得向皇帝请示三次方可执行死刑。
然而，终究是皇权大过一切。虽然想法很不错，但这样的制度在短暂的隋朝时期形同虚设，被杨坚、杨广一言不合就诛杀的朝臣可不在少数。
李世民悔杀卢祖尚
武德年间，卢祖尚在王世充称帝之后，选择离开洛阳归附李唐，官拜刺史，封郡公。而后又跟随李孝恭平江南，历任寿州都督、瀛洲刺史。
贞观初年，交州都督李寿贪污获罪，李世民欲派卢祖尚前往交州任职。
卢祖尚先是答应了下来，不料很快又反悔了。称岭南是瘴疠之地，要是去了怕是回不来。
李世民先让杜如晦去与卢祖尚说，又让卢祖尚的妻兄进行劝说，称以三年为限，干满三年就回来。不料，卢祖尚谁的面子都不卖。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亲自同卢祖尚说起这事，卢祖尚依旧不干。李世民大怒：“我使人不从，何以为天下命！”斩卢祖尚于朝堂之上。
卢祖尚先是接了诏书，答应之后又再反悔，确实犯了法。其一，忤旨抗命；其二，官员在规定期限之内不赴任。
忤旨抗命，绝对是一条“大不敬”的重罪，按大唐律法当处以绞刑，且不可减刑。规定期限之内不赴任，倒也不算多大的事，最多蹲个一年半载也就出来了。
然而，唐朝律法遵循“二罪从重”原则，卢祖尚这绞刑是跑不掉的。只是，他被盛怒之下的李世民当场判了个斩刑。
卢祖尚或许确实有身体原因不肯赴任，可他的处置方式未免太过不当，拒杜如晦也就算了，还强拒李世民，完全不给李世民酌情量刑的台阶下。
“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资治通鉴》
虽然卢祖尚该死，但很快李世民也后悔了。之后，下令恢复卢祖尚官爵。
李世民悔杀张蕴古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省来了个新人，名叫张蕴古。此人早年曾跟随庐江王李瑗，任王府从六品上的记室参军，负责处理各类机要文书。
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异常聪慧的张蕴古在进入中书省后，先是为李世民上了一道《大宝箴》的奏疏，劝诫君主应爱惜民力、虚心纳谏。“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道理，深得李世民认可。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有一精神病人李好德，不仅放肆胡言，且对朝廷、皇帝甚为不敬。辱骂天子，这可是罪无可恕的死罪。李好德的罪行上报到李世民这，李世民便派张蕴古负责审理此案。
张蕴古审查之后，称“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说这个李好德是个精神病，就算是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也可以减免处罚。
李世民知晓之后，决定宽恕李好德，不再追究此事。
不料，这张蕴古竟跑到监狱中，将李世民的决定提前告知李好德，并且公然于狱中陪李好德下棋解闷。
张蕴古此举，恰恰犯了两条罪过。其一，泄密；其二，司法人员未回避。按唐代律法，这泄密不关军国大事，最多蹲个一年半载；这未回避，最多降级罚俸。
监察御史权万纪对张蕴古进行了弹劾，称张蕴古与李好德的兄长李厚德有私交，认为张蕴古乃是徇私舞弊。张蕴古百口莫辩，他与李厚德有私交是事实，李好德是精神病人是事实，他泄密与未回避更是事实。
震怒之下的李世民，二话不说就下令将张蕴古拉往东市“咔嚓”了。
张蕴古血仍未冷，李世民便后悔了。张蕴古知法犯法，可李世民也并未依律将其治罪，这样的头脑发热要不得。
从“三复奏”到“五复奏”
在张蕴古案之后，李世民将房玄龄、魏征等人骂了一通，怪他们没有及时拦着自己，以致张蕴古死得憋屈，并决定实行“死刑三复奏”制度。
即便是皇帝下达的“斩立决”，执法部门也必须上奏再请示三次。
然而，“三复奏”在实行过程中又出现了“走过场”的问题。执法部门接连上奏，皇帝的怒气仍未消，三次复奏就已经走完流程了，这等于没奏。
认识到此弊端，李世民在不久之后再改“三复奏”为“五复奏”。
“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京师五复奏，地方三复奏。除了弑父杀母这类穷凶恶极之辈只需复奏一次，其余罪行的复奏必须隔天进行，不能一日之内完成复奏。
李世民还规定，在处决人犯的当日，皇帝不食荤不饮酒不近歌舞，以示律法威严与皇帝悲天悯人之心。
在长孙无忌主持编撰的《唐律疏议》中，针对“死刑复奏”制度更是做出了明确规定：
“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
不等朝廷复奏结果就私自处人犯以死刑的，将主管官吏流放两千里。
结语
“慎刑恤罚”的思想从无到有，在古代刑事政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如今的“死刑复核”制度，也是这“死刑复奏”的一个进步延伸。
虽说“乱世重典”，但自唐以来，在死刑的应用上已有了比较周密的程序，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作为俾睨天下的帝皇，李世民的手中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但从他对“死刑复奏”制度的推进来看，这的确是一个明君应有的作为。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杀错了，就得吸取教训不能再杀。
而李世民的境界，似乎又比这高出了一头。杀错了，就得完善制度，对自己进行律法上的约束。
当然了，他有他的局限性。
毕竟，他首先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皇权才是最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