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赐，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必用的手段之一，因为这是古代皇帝维系与臣属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做的，而皇帝对臣属的赏赐，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精神层面的赏赐，还有物质方面的赏赐。
所谓精神层面的赏赐是指册封某种爵位或者是官职，在封建王朝非皇族之外的臣属最高也能达到亲王爵位，官职最高能达到丞相；至于物质方面的赏赐，主要是金银珠宝和土地、粮食。
宋朝时期因为重文抑武，所以形成文官集团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而宋朝皇帝对文官的赏赐，除了精神层面的赏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物质赏赐。
01宋朝进行物质赏赐的对象和具体内容
1，宋朝前期首要的物质赏赐对象并不是文官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但是在初定天下后不久，赵匡胤从无比喜悦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心里开始忧心忡忡，因为他称帝之后，陆续有人举起反对的旗帜，对他身后的帝位垂涎欲滴。
鉴于这个现象，让赵匡胤立马想到自己原本就是在军中被麾下将领所拥戴，然后夺取后周的天下，若是某天自己麾下的将领再来一出“陈桥兵变”，害怕让自己的江山毁于一旦，所以必须要找一个好的方法来稳定局面。
于是找到跟随自己打江山的宰相赵普，赵普被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赵匡胤希望赵普能给自己出一个满意的方案。
而赵普的回答则是“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此话出自《续资治通鉴·宋纪》。
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宋朝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而宋朝开国武将集团交出兵权之后，享受的待遇就是虚职和大量的物质赏赐。
赵普所说的“制其钱谷”，就是要赵匡胤保证这些武将有着丰厚的物质财富，可以让他们醉生梦死享受生活，不会想着争权夺位。
例如与赵匡胤关系亲密的武将石守信，他被免去兵权之后，史书说“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但是第二年石守信又主动辞去这个职务，希望赵匡胤安排他到外地任职，然后石守信被调任天平军节度使（没有太多实权）；
史料记载说石守信在这个岗位十七年， 是“专事聚敛，积财巨万”，包括后来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累财钜万”和“家中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虽馔品亦饰以彩缋”。
由此可见，除了皇帝赏赐之外，他们仗着自己身份和皇帝的默许，他们不争权，就想想办法给自己敛财。
2，宋朝对文官的物质赏赐有多丰厚
赏赐的时机主要是在朝廷进行大型礼仪活动之后会进行；根据史书记载，宋朝每年都有郊祀，这次礼仪大典是宋朝皇帝极为看重的活动。
例如《上神宗乞听宰臣辞免郊赐》曰：“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赉四海，下逮行伍，无不霑洽”。
在每次郊祀大礼完成之后，宋朝皇帝就会进行赏赐，其中对文官的物质赏赐是根据官职品级来进行的。
根据王安石变法之后的赏赐规制来看，给担任宰相和枢密使的官员赏赐银锭和绢帛共三千两匹，银鞍勒马80两，以及袭衣和金带25两；
不说银锭和绢帛，仅银鞍勒马不仅贵，而且在外交礼仪中也是宋朝皇帝重点的赏赐物品之一，至于其他文官大臣，依次减半。
根据宋朝一两半银子一匹绢帛，而一两银子在北宋大概能购买500斤大米，可见一次大型礼仪活动之后，大臣所收获的物质赏赐足够养活无数百姓。
例如南宋皇帝登基之时，不仅对在职文官进行赏赐，就连退休的官员和太学的学生都进行物质赏赐，涉及的赏赐内容基本上都是粟米、绢帛、羊、酒。
“羊”在特别受到宋朝王公大臣的喜爱，据说苏轼的东坡肉就是因为买不起羊肉才想出的做法，可见羊肉在宋朝的盛行和昂贵，因此宋朝皇帝专挑贵重且实用的东西进行赏赐。
例如皇帝的寿典大礼，史书记载，在公元1186年，宋孝宗在德寿宫与群臣举行庆寿礼，然后大赦天下，内外诸军犒赐共万缗。
例如皇帝生子女的大事，宋仁宗的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仁宗的后妃有皇女诞生，宋仁宗赐给宰臣的物品有金银、琐瑁、犀角、檀香、象牙钱等珍稀的贵重物品。
此外，还有皇帝禅让、册封太子、后妃等诸多封建王朝的大型庆典之时都会有丰厚的赏赐。
3，宋朝皇帝赏赐的其他对象
根据史书记载，宋朝皇帝在举行完大礼之后，尤其是郊祀大礼后所进行物质赏赐时，赏赐对象去除前面提到的各级文武官员、退休官员和学生之外，还会对周边的政权进行赏赐。
例如安南、西夏、大理甚至包括辽国等，然后还有吏人（指官府最底层的小吏）、士兵、高年（高龄老人）、工匠等，这些都是宋朝皇帝会进行赏赐的对象。
例如宋高宗即位之时，在诏令中专门指出“九十岁以上的老者无论士庶男女均赐粟帛”。
例如在公元1194年，宋孝宗退位，选择禅让给宋光宗，当时史书记载是说依例赐“安南国王李龙翰宽衣、金带、金花银器等诸多贵重物品”。
因此，宋朝皇帝进行物质赏赐的对象上到皇亲国戚、中到文武百官、下到黎民百姓，以及外邦等，可见涉及范围很广。
02宋朝物质赏赐对朝廷的影响
1，增加宋朝自身的财政压力
通过前面的了解，可以知道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与大臣之间的稳定关系，不管是对文臣还是武将，都是舍得花大量钱财去收买人心，但是这个做法背后带给宋朝的金钱压力是巨大的；
因为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在各自的统治阶段，都面临三个花钱的重大支出，一是对文官的高额俸禄和武将的花钱买安心。
二是针对外部强大的政权选择花钱买平安；三是对皇室宗亲的各项支出也是必须要做；
这三项支出是从宋朝前期就开始了，其中对官员和宗亲的支出伴随着宋朝进入灭亡阶段。
面对这个局面，宋朝统治者并没去找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每一代皇帝持续沿着前朝的做法继续往下走，所以导致宋代朝廷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
例如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之中有段话：“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所谓康定、庆历都是宋仁宗的年号，而此话是说自从宋仁宗时期开始到现在，之前百年所积累的国库银钱已经消耗殆尽；
这话是在公元1067年，乃宋英宗统治时期，当时的三司使韩绛和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上奏皇帝所言，所谓三司使是宋朝中央财政部门一把手，三司包含度支司、盐铁转运司和户部司。
又例如公元1069年，王安石为了变法，向皇帝上奏《乞制置三司条制》，在这里面他说了一句：“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剗刷，殆无餘藏”。
就是专门指出朝廷因为郊祀等大型礼仪活动而消耗的钱财让朝廷国库难以维持。
由此可见，宋朝的物质赏赐的惯例成为宋朝国库压力的源泉，而这个最后所引发的问题就是剥削万民，这便是宋朝最大的一个弊病之一。
虽然经济繁荣发展，但是百姓没有享受到什么利益，基本上都被朝廷和外邦给掠夺了。
2，物极必反从而失去本身的意义
首先，宋朝皇帝的大量且不吝啬的赏赐反而滋生宋朝官员的腐败；有个词叫做高薪养廉，宋朝皇帝从一开始就坚信这一点。
对官员的俸禄极为丰厚，超出以往朝代不止几倍，因此宋朝官员即便没有皇帝的赏赐，他依然可以享受很好的物质生活；
但正因为有皇帝的高薪，以及皇帝大手大脚的赏赐行为，养成了宋朝官员肆意挥霍的恶性，一旦自己手里的钱不够，官员们就去找百姓搜刮，让底层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不仅如此，因为宋朝物质赏赐的丰厚，诸多官员想尽一切办法去邀赏。
例如史料显示：“今任其职、治其事者，不复以为当然，必皆一一论功取赏于朝廷”。
如此一来，身为宋朝官员不为尽职尽责，只为朝廷的物质赏赐，这样的现象岂不是说明宋朝的物质赏赐失去其原本的意义！
其次，导致宋朝官员为了获得物质财富而丧心病狂。
根据史书记载，宋哲宗统治年间，时任右司谏的王觌曾向朝廷进谏，说市易官使用卑劣手段冒领赏赉。
他说：“盖奸吏恣为欺罔，凡支钱出外未见增耗，买物入官未经变卖，并先计息而取赏”；
可见身为朝廷官员没有一丝为国为民之心，想尽手段去坑骗朝廷的钱财。
为此王觌还说：“既以得赏之后，物货损恶，本钱亏损，则皆上下相蒙而不复根究”，因此好处全部被贪官污吏所得，朝廷只剩下一点地鸡毛。
又例如在公元1123年，此时距离北宋灭亡只有4年，当时金国围攻平州，北宋大军并未与对方交锋就直接退兵。
守将张穀竟然以大捷上报朝廷，依此可笑的虚假奏报凭空获得数万银绢的赏赐，最后张榖还背叛宋朝。
因此，宋朝的物质赏赐慢慢地逐渐演变成危害朝廷的一个弊病，成为宋朝“冗官、冗兵、冗费”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彻底失去他本身的意义。
综上所述，宋朝皇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是非常丰厚的，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节制，慢慢地让物质赏赐成为宋朝军队失去战斗力和文官失去为国为民之心的重要因素。
当然也不可否认，宋朝的物质赏赐对政局稳定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是演变到宋朝后期终究是弊大于利。
参考文献
《续资治通鉴·宋纪》、《上神宗乞听宰臣辞免郊赐》、《乞制置三司条制》、《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