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裂时期的多元天下与大一统时期的一元天下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的天下形态。列国并立之4世纪的天下形态集中体现了多元天下的特征。首先，天下秩序之所以能存在，是以华夷共有的天下意识为前提。东晋、慕容氏、高句丽都从天下意识中找到不同的合法性资源。正因为“夷”在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上升，大一统时代“中心一边缘”的单向支配关系被多元互动关系所取代。也因如此，天下秩序并不稳定，聚变与裂变两种反向运动同时发生。东晋在兼并列国的同时，也分裂出慕容燕。但因为天下意识的制约，聚变是历史的主线。高句丽在参与晋或燕天下秩序的同时，建构自己的小天下，出现了“天下套嵌小天下”的新形态。在4世纪的多元天下中，东晋一元独大，列国皆受其制约与影响，这是天下意识得以维系、多元天下向一元天下迈进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天下；多元天下；一元天下;政权;东晋；慕容氏；高句丽
一、从大一统的一元天下到列国并存的多元天下
天下范畴，作为中国本土的政治思想资源,历来为知识界所注重。无论是致力于阐释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独特性，还是致力于发掘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普世追求，天下范畴都是一个关键的研究对象[1]。如果简要概括学界对天下范畴的理解以作为本文的研究起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天下之所指除地理空间外，还包括民心、声教等社会内涵[2]。其次，天下的构造是中心清晰、边缘模糊，华夷之间可因文化认同而互相转化[3]。再次，天下之治理权源于天子，形成“天子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值得强调的是,天子并非是某一族群、某一阶层之专属物“天子治天下”不含任何歧视性与拒绝性[4]。现代学者对天下范畴的理解,其实也是对古人天下意识的理解。
如果从史实上看，天下范畴的历史基础是周人的新天道观，在春秋战国时代为诸子所阐发[5]。而现代研究者用以理解“天下”概念的重要经验事实则来自于秦汉时代。秦汉王朝对大一统的建构，既是对天下理念的实践追求,也是对“天下意识”的传播与塑造。秦始皇三十七年针对越地风俗于会稽刻石：“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6]这是在凸显“天下”的声教内涵，宣扬皇帝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功绩。再如汉武帝时，司马相如出使巴蜀，他著书为天子代言“令百姓知天子之意”。针对“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其辞引《诗经》为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抨击夷狄“政教未加，流风犹微”，论证汉武帝“北出师以讨彊胡”“南驰使以诮劲越”的合法性，赞颂“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的天下一统之盛世[7]。
进入大一统的不同族群、不同地域都在适应汉朝所界定的天下秩序中形成其天下意识。西汉前期，匈奴虽与汉朝在政治上分立，但是却接受了汉朝关于”天下”的政治思想。如汉文帝时，匈奴单于在写给汉廷的信中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这些称呼虽反映匈奴与汉朝分庭抗礼之心，被司马迁批评为“倨傲”，但从“天所立”“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等言辞来看，匈奴显然是接受了汉人“天子”观念的，且《史记》明言，上述匈奴称谓是在汉人中行说的劝导下所写就。匈奴单于近乎以“天子”自居[8]。汉武帝以后，匈奴转弱，自呼韩邪单于在甘泉宫朝拜汉宣帝始，匈奴单于称臣于汉《汉书》中所载单于言论，皆称汉皇帝为“天子”。不仅如此，匈奴还与汉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9]可见，匈奴人不仅完全具有了天下意识，而且接受了以汉天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并使匈奴政权自身成为天下政体的一部分。
天下政体与天下意识的出现及其维系,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天下中心一中原朝廷的权力。然而，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起，其间除西晋短暂的统一期外[10],汉朝旧域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大分裂，像秦汉时期那样一元化的天下已然不存在。如果以秦汉“天下”为参照，大分裂时期的“天下”不仅是边缘模糊、就连中心也是不确定的，长安、洛阳、邺城、建康、乃至成都等多个中心同时并存。所以，相对于秦汉大一统时代，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时代是一个列国并存的时代。
另一方面，秦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局面，强有力地在其治下及周边族群间塑造了关于”天下”的共识。对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列国来说“国”如珠、“天下”如盘，三百多年的激荡不过是珠在盘中走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列国政权的建构方式是以秦汉“天下”政体为模本“王者无外”“天下为家”的统治理念使得列国难以长期并存，最终走向新的大一统，再次出现一元化的天下。比如三国时代曹魏、蜀汉互不承认、均以统一为念，最终形成西晋时期大一统的天下[11]。所以，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天下虽然分裂，但是因为天下意识还在，故而“天下”便还在。由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一统的“一元天下”还存在着在列国并存时代的“多元天下”。多元天下也是“天下”形态的一种类型。
其实，自秦汉天下政体建立以后，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分裂时期，最大最长的分裂时期则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夏，有学者以两个南北朝来概称这两个大分裂时期[12]。两次大分裂都出现了两朝对峙或多国并存的局面，都属于“多元天下”的形态。迄今为止，学界对“天下”形态的研究主要以大一统时代的一元天下为主，对分裂时代的多元天下形态着墨不多。事实上，两次大分裂加在一起长达七百多年，多元天下的天下形态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因为宋以后的华夷观念、朝贡体系、乃至政体都出现了不同于汉唐的新特征，故而，对两次多元天下分别进行深入讨论是揭示多元天下形态的重要研究基础[13]。
对于大分裂时代的天下形态，要区分为事实层面的形态（即多个“天下秩序”并存）与意识层面的形态（即对“天下”的各自解释的并存）。列国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属于自己的天下秩序，因其力有不逮，难以将其天下秩序覆盖到全天下，因而从政治实体的形态来看，在同一“天下”之中，形成了一个个小的、地方性的天下体系。在列国的自我表述中，需要解释这种小的、地方性的天下体系与其所宣称的“天下”之间的关联。志在大一统的政权将其视为统一过程中一个阶段性存在[14]。如前秦苻坚在商议灭晋的群臣会议上说：“在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未尝不临食辍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苻坚言辞中的前一个“天下”指的是全天下，后一个“天下”是指前秦统治的地区，不包括“未宾王化”的地区。正因“东南一隅”应该包括在“天下”中、却又未在“天下”之中，所以要出兵征讨。可见，应然之“天下”与已然之“天下”的差异（“天下不一”），规定了“统承大业”者（苻坚）的责任。
就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而言，中间间隔一个西晋，这表明三国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大分裂时代的不同阶段。三国时代的多元天下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多元天下相比，性质是有差异的。三国之间是正统之争，也就是对汉朝天下的继承权之争。在天下意识层面，可以说是对同一个天下进行各自的权力宣示。这一多元天下以回归一元天下为归宿。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因为掺入了民族因素，多元天下的形态则要复杂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多元天下的形态规则来看，南北朝与东晋十六国又有差异。南北朝时期形成南朝与北朝两个近两百年的、具有明晰传承关系的政权系统,各自的疆域相对稳定，彼此间互相承认、交聘通使，却又争为正统。此时的多元天下形态可以简要地理解为两个或三个对等的天下体系长期而稳定地存在，但在各自的主观层面，又只承认自己的天下秩序具有合法性。
东晋十六国时代则不然方面,各个政权大都是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它们又并非完全地继承母体。如前燕自东晋王朝体系中分离出来，后赵从汉（赵）政权中分离出来，后燕、后秦从前秦中分离出来，南燕、北燕又是从后燕中分离出来，凡此种种。即便是东晋、汉（赵）也来自西晋这个母体。这就使得每个政权都存在着发育的过程，有“母体中的势力一国”这样的阶段性。形成“国”以后，各自的取向又不相同，有些政权始终以“国”的形态存在，加入更强大政权的天下秩序之中，如南凉、北凉、西秦、吐谷浑等。有些政权，先以“国”的形态存在于别人的天下秩序中，再自立建构自己的“天下体系”，如前燕、代（北魏）。有些政权则脱离母体后直接建构自己的“天下体系”，如汉（赵）、后赵、后燕、后秦等。所以东晋十六国时代的“天下”形态，是多个不稳定的天下体系并存，新的“国”或天下体系从旧的天下秩序中演化而出。因而，对更为复杂的东晋时代多元天下的研究，更能揭示列国并存时期的“天下”形态的出现、演变及其总体特征，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
西晋瓦解后，天下形成了以匈奴之汉（赵）、羯人之后赵为一方，东晋为一方的格局。前者是西晋天下秩序的破坏者，后者是继承者。东晋王朝是秦汉以来天下中心与其所追求的“天下”实力最不相符的王朝，但它却至少在形式上维系了天下政体。这种维系并非是由东晋单方面努力的结果，同时还得到脱胎于西晋“天下”的周边族群的配合。前燕、前凉、西凉、北凉、北燕、吐谷浑等都参与到东晋的天下秩序中去。而且东晋的天下秩序还为南朝所继承,使天下体系在形式上保持了从两汉以来直到南朝的连续性。所以，从天下形态由一元天下到多元天下的演生进程来看，东晋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此外,东北族群中的慕容氏，因其在建构东晋“天下”政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又脱胎于东晋、自建“天下”政体,在分析多元天下形态的论域中极具典型性，故也成为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同处东北的高句丽,在两晋之际的历史中受制于慕容氏，又建构属于自己的小的天下体系。东晋、慕容氏政权、高句丽之间形成了一层套一层、又一层裂变出一层的多层级关系。除了多元天下体系并存之外,天下体系裂变出天下体系、天下体系套天下体系，都是多元天下形态的重要内涵，东晋及东北族群基于天下意识的政权建构过程正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时期全图》）
二、“天下”与东晋王朝的自我合法化叙述
东晋王朝所面临的情形是自秦汉大一统五百年以来前所未有之局面，不仅版图仅余半壁江山，北方陷入混乱，少数民族统治者称制建立政权，而且在当时的地缘政治中，江左政权还处于弱势，面临着生存危机。诚如刘琨在劝进表中所言：“不图天不悔祸，大灾荐臻，国未忘难，寇害寻兴。逆胡刘曜，纵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还，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复沈虏庭，神器流离，更辱荒逆。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厄运之极，古今未有。”[15]《南史》卷二一史臣也论及东晋立国之不易：“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
更重要的是，东晋立国，其权力继承是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冉闵败，玺还南。”所谓北方人，当是与东晋对峙的汉、赵。白板天子，即不具备正当名分、自署的天子。
事实上，东晋方面也有一种看法，并不将东晋的法统仅仅寄托在对西晋的继承上。干宝《晋纪总论》：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干宝将西晋的覆灭看作“爱恶相攻，利害相夺”之常势，将东晋的建立看作是“命世之雄才”取天下的结果。干宝为东晋前期的人，其史论影响甚大，这一看法似乎是东晋初年的普遍看法。再以史实论之。
建武元年（317年），晋愍帝蒙尘，晋朝群臣再无法从晋武帝、晋惠帝的后人中选立新君，晋宣帝曾孙琅邪王司马睿成为盟主，
西阳王素及群僚参佐州征牧守等上尊号，帝不许。素等以死固请，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节死义，以雪天下之耻，庶赎鈇钺之诛。吾本琅邪王，诸贤见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驾，将反国。群臣乃不敢逼,请依魏晋故事为晋王，许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
时四方竞上符瑞，帝曰：“孤负四海之责，未能思愆,何征祥之有？”[16]
所谓“依魏晋故事为晋王”实为将西晋、东晋的政权更替视为汉魏、魏晋嬗代[17]。这一操作为当曰群臣所共同制定并接受。也说明司马睿难以以琅邪王的身份直接继承皇位。在司马睿由琅邪王步向皇帝的阶梯上，一再强调江左政权的合法性在于“雪天下之耻”、“负四海之责”。即将合法性界定在恢复西晋的天下秩序上。
同年六月，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庚等180人上书劝进。如果从“八王之乱”的脉络中追寻，这些人都处于东海王司马越的阵营，与司马睿属同一阵线，而与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阵营相敌对[18]。但从司马睿将称帝的合法性根基于”天下”维度来看，北方边境地区的地方实权派，以及鲜卑段氏、慕容氏的劝进，无疑代表了曾处于西晋天下中的多元族群对新的天下中心的认可，这是东晋王朝建构的前提。这也是劝进的重要理由：
自京畿陨丧，九服崩离，天下嚣然，无所归怀，虽有夏之遭夷羿,宗姬之离犬戎，蔑以过之。……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讽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天地之际既交，华夷之情允洽。……冠带之伦，要荒之众，不谋同辞者，动以万计。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号。[19]
在这里，有一系列对立的概念“迩”与“远”“华”与“夷”“冠带之伦”与“要荒之众”。这三个对立的概念非常重要，分别从地理、民族、文化三个层面来指称华、夷。特别是其中的戎夷、即“远”“夷”“要荒之众”的拥护，是司马睿称帝的天下民意基础。
太兴元年（318年）三月，愍帝驾崩消息传至建康，司马睿正式即皇帝位，即位诏书中论述其合法性：
昔我高祖宣皇帝诞应期运，廓开皇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缉熙诸夏。爰暨世祖，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功格天地，仁济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怀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祸荐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无奉。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畴咨庶尹，至于华戎，致辑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违。遂登坛南岳，受终文祖，焚柴颁瑞，告类上帝。惟朕寡德，缵我洪绪，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罴之臣，用能弼宁晋室，辅余一人。思与万国，共同休庆。[20]
诏书中“受终文祖”之句，语出《尚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终”，谓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21]。“受终文祖”，通常代指禅位大典“受终”即“受禅”。这句话即指司马睿受西晋之禅，可见，诏书立意并不重点从血统来论证司马睿即皇帝位的合法性。这段诏书虽然没有提到惠帝,但是接受了宣、景、文、武、怀、愍的帝系，并认为愍帝以后”社稷无奉”。司马睿之所以有资格继承皇位，乃在于群臣、“华戎”的“致辑大命”。“戎”的归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诏书最后以“思与万国，共同休庆”结束,表明司马睿所继承的是天下之主。
晋元帝司马睿以疏属入继大统，其情形与东汉光武帝相类，但是检《后汉书•光武帝纪》东汉光武帝即位时的祭天祝文，祝文中并无关“戎”“夷”之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刘秀称帝前，有一份来自于关中的《赤伏符》，上写：“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一《赤伏符》构成光武帝称帝的重要合法性基础，直接推动东汉王朝的建立。然而，在光武帝即位时的祭天祝文中，仅记为“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修德为天子”即“四七之际火为主”的改写[22]。《赤伏符》的三句话，唯独遗漏了“四夷云集龙斗野”之句。可见，至少在东汉王朝建立时最重要的文献中，“四夷”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晋武帝南郊祭天有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在列，即位诏书中也有”思与万国，共享休祚”之语，表明较之东汉,魏晋时代“戎”“夷”在事关“天下”之合法性的政治话语中，其地位上升。但是东晋元帝司马睿之天下的合法性，因其只有半壁江山、自身亦无入继大统的资格，则更加依赖于“戎”、“夷”、“万国”，尤其是北方沦陷故土上北方华、夷族群的共同认同。据《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庚载记》,慕容氏的劝进是在司马睿主动遣使的背景下发生的[23]，这说明周边族权的拥护对于东晋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又据田余庆先生研究，东晋名士温峤既非第一流门阀，本人亦非第一流人物，于江左又别无功绩，其在东晋成为名士，乃在于刘琨使者的身份。鲜卑段末波通使江左、段匹磾之弟段实在建康为将军[24]。这些都可看作北方因素及北族因素在江左政权中的重要影响。
与秦、汉、曹魏、西晋不同，东晋是先有了天下对“晋王朝”的认同，然后才开始王朝的建构。同时，东晋王朝的天下认同还有一点与西晋不同。它必须高举“雪天下之耻”的旗帜，晋元帝大赦、改元，特别强调“刘聪、石勒，不从此令”[25]。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26]为天下所认同，担负“雪天下之耻”的责任，是东晋之得立于天下的前提。
（晋元帝司马睿）
三、天下意识与慕容氏政权的成长
两晋之际,东北政局的主要参与者为鲜卑段氏、宇文氏、慕容氏，扶余，高句丽等。其中，慕容氏为最为积极主动者。永嘉三年(309年），辽东太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引发附塞的素连、木津两部的叛乱，太守袁谦频战失利，校尉封释惧而请和。慕容庚之子慕容翰言于庚曰：
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脍，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封使君以诛本请和，而毒害滋深。辽东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
这段话可以看作鲜卑慕容氏在慕容儁称帝之前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其核心之处在于“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慕容翰虽将“忠义”与“私利”对举，但却用“本（朝）”与“我（国）”的同一概念来表述不同的利益主体。“朝”与“国”并非同一层面的对立关系，而是种属关系，即“国”在“朝”内。慕容氏承认“天下”存在的完整性与统一性，并以此为前提制定战略、发展自己。
慕容氏的这一认识与其成长一直受到魏晋天下秩序的制约有关。慕容氏徙入辽西，是曹魏时司马氏为征伐公孙氏而征发的结果。其后又以全柳城之功，迁徙到辽东。慕容氏与段部、宇文部有仇隙，故慕容庚上书晋武帝伐宇文部，未获准奏。慕容氏不遵晋武帝之令而寇辽西、灭扶余，但却引来晋军的强力干涉，西晋帮助扶余复国。这一事件对慕容氏影响甚大，慕容庚谋于其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27]“世奉中国”、“不与晋竞”成为慕容氏的自我定位。其立论根据是“华夷理殊”与“强弱固别”，其中“华夷理殊”是第一前提。永嘉之乱，西晋瓦解，晋军在东北的力量已经不足以维持既存的东北局势，素连、木津两部的叛乱正表明这一点。慕容翰依据新形势，对既有政策修改,变的是主动发展自己，不变的是承认晋王朝“天下”的存在，并遵守“天下”的基本价值观,如“忠义”。
建兴（313年——316年）中，晋愍帝遣使拜慕容庚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即正式承认慕容氏对昌黎、辽东的占领，同时将其纳入朝廷官爵体系之中。此前，慕容庚只是被晋武帝授予“鲜卑都督”之号。谷川道雄先生曾将以内地官爵授予边疆族群领袖的现象称为“外臣的内臣化”[28]。从本文的角度来看，两晋之际众多的少数族统治者如慕容氏一样被授予朝廷的官位，是在“天下无外”的概念下将其纳入官僚集团，赋予其匡复天下的责任。这同样增强了边缘族群在天下之中的政治话语权。上文所述东晋王朝的建构需要“戎”“夷”的劝进，即表明这一点。
《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庚载记》记载了鲁昌之语，这是慕容氏劝进司马睿的动机：
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指慕容庚）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
从慕容氏的立场上看，晋室的存在即“大统”在观念中的存在，比起纯尚力量的分裂混战，对于慕容氏更加有利。所以,慕容氏与江左政权的关系是基于“天下无外”的前提，各取所需，有趣的是，其着眼点都不是“天下”、而是自身内部问题的解决。晋元帝初即帝位,慕容庚从东晋朝廷获得的官、爵有：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慕容庚辞公爵。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的势力被慕容氏瓦解后，慕容氏的重要谋士裴嶷亲至建邺说明，元帝遣使者拜庚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不仅承认慕容氏对于平州的占领,还将包括军事、民政、置官、都督幽州东夷等专制海东的权力授予慕容氏，慕容氏成为海东的最高统治者。
慕容氏对天下秩序的认同，获得西晋朝廷原在东北旧官僚的支持，除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外，其他多为慕容氏所吸收，如被“委以军国之谋”的裴嶷，出身第一流高门河东裴氏，父为司隶校尉裴昶，兄为玄菟太守，自己也曾任中书侍郎,转给事黄门郎、荥阳太守、昌黎太守，“时诸流寓之士见庚草创，并怀去就。嶷首定名分，为群士启行。”在慕容氏逐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后，裴嶷出使东晋“朝廷以庚僻在荒远，犹以边裔之豪处之。嶷既使至，盛言庚威略，又知四海英贤并为其用，举朝改观焉。”[29]这是慕容氏得到东晋重视、信任与支持的重要背景。
从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起，慕容庚两次修书陶侃,请授予“燕王”之号，这是在谋求在承认晋朝天下的前提下，突破晋朝既存的统治制度。在东北官佐写给陶侃的信中，明确表达裂土封王的要求：
方今诏命隔绝，王路嶮远，贡使往来，动弥年载。今燕之旧壤，北周沙漠，东尽乐浪，西暨代山，南极冀方，而悉为虏庭,非复国家之域。将佐等以为宜远遵周室，近准汉初，进封庚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人望风向化,庚得祗承诏命，率合诸国，奉辞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专之可也。[30]
其实自晋元帝始,慕容氏便有东晋朝廷授予的单于号，但慕容氏不满足于边缘族群的领袖身份，他们需要在天下中更为中心的位置。但他们也十分清楚，其所提要求能比拟的古制是“远遵周室，近准汉初”，两汉魏晋以来是未有过的。他们将晋室的天下比喻作周室的天下，以春秋霸王自居。这是在承认“天下无外”的前提下，对具体天下秩序提出改造。可以看作是周边族群对天下新的参与方式。
咸康三年（337年）十月，慕容庚的继任者慕容皝自立为燕王《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庚载记》记述为“僭即王位”，《晋书》卷七《显宗成帝纪》记述为“自立为燕王”。都表明东晋朝廷不接受慕容氏的主张。慕容氏为“朝命”而颇费周章。咸康四年、六年，慕容皝连败石赵“乃遣其长史刘祥献捷京师，兼言权假之意”，并利用庾亮薨，弟冰、翼继为将相的东晋政局，迫使执政庾冰与何充“奏听皝称燕王”[31]。《晋书》卷七《显宗成帝纪》的书法是：“咸康七年，遣使求假燕王章玺，许之。”在授予燕王章玺的性质上仍然是“假”。
可以说，自咸康七年（341年），慕容氏便走上独立建国道路。永和五年（349年）慕容儁“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赦于境内”，正式以诸侯自居。“是岁，穆帝使谒者陈沈拜儁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32]这一年石虎死,后赵形势转危，东晋王朝除幽州、平州外，将尚未处于慕容氏统治之下的冀州、并州牧也授予慕容儁，其意在于引导慕容氏攻伐后赵，承认其统治权。
永和八年（352年），慕容氏正式称帝，开始自居为天下中心，“尊临轩朝万国”[33]。极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北方人看来为帝位合法性的国玺，被蒋干送至建邺，慕容氏不得不伪造国玺来论述其合法性：
先是，蒋干以传国玺送于建邺，儁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号曰“奉玺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玺，署置百官。[34]
当时东晋朝廷正遣使慕容氏，慕容儁对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35]原本“世奉中国”的慕容氏开始以“中国”自居。虽然慕容儁仍称东晋皇帝为“天子”，但其言辞中的“汝天子”显然不再将东晋朝廷视为天下的唯一合法政府[36]。而在定五行次序时，慕容儁最终采纳汉人韩恒的意见，将前燕的天下界定为继承羯族所建之后赵而来[37]。这实际上是彻底否认了东晋存在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不与晋竞”的国策。接下来的燕、晋关系，进入到了互不承认、彼此兼并的战争时期。
（慕容皝石雕）
四、天下意识与高句丽国家道路的选择
与慕容氏相比，高句丽是两汉以来东北的旧势力，也是南北朝时代控制东北的最大势力。高句丽自东汉起就对中原王朝叛服不常，而以对抗居多。据《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汉殇帝、安帝时，宫（大祖大王）数寇辽东、玄菟诸郡。汉顺帝、桓帝时，伯固（新大王）复犯辽东、乐浪[38]。而见之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东汉与高句丽的战争，始自高句丽琉璃明王三十三年（14年），以后几乎每十年一次战争，共14次之多[39]。曹魏正始年间，以高句丽数侵叛，幽州刺史毌丘俭屠高句丽都城丸都，玄菟太守王颀逐高句丽王过沃沮千里，至肃慎南界，刻石纪功[40]。高句丽遭受重大打击之后，有了“昔我先王不致礼于中国，被兵出奔，殆丧社稷”的认识。然而，中川王十二年（259年），高句丽又与曹魏发生战争[41]。可见在汉魏时代，高句丽基本上是辽东、玄菟二郡地方秩序的挑战者。只是因其实力有限，尚未有资格挑战汉魏的总体天下秩序。
晋武帝及晋惠帝元康年间，与高句丽并无战事,但双方也无密切往来。唐人编修《晋书•四夷传》,取“四夷入贡者”，“采其可知者，为之传云”，其中并无《高句丽传》[42]。可知对西晋“天下”，高句丽的认同感比较淡薄。“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王朝的统治秩序崩溃,此时的高句丽已经不止是东北地方秩序的挑战者，转而与慕容氏一样，是东北地区霸权的角逐者。但是，与慕容氏以晋室天下在东北的维系者自居相比，高句丽更多是破坏者的角色,其所攻击的都是西晋本土郡县：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年）秋九月，美川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这是高句丽利用“八王之乱”趁火打劫的开始。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六月，晋怀帝为刘曜所俘。从同年秋八月开始，高句丽频繁攻击东北郡县。该月遣将袭取辽东西安平。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秋九月，南侵带方郡。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春二月，攻破玄菟城,杀获甚众[43]。
如前所述，在对东晋建国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劝进表中，并无高句丽的参与。在东北地方政局中，高句丽与晋朝官吏唯一的一次合作是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所策动的段氏、宇文氏、高句丽合攻慕容氏。由此似可推知，两晋之际的高句丽并不以当日广泛存在的天下意识来界定其政治行为。
这种情形在公元330年发生改变。当年高句丽遣使后赵石軌“致其楛矢”[44]。这次遣使很可能是为了缓解慕容氏的压力，转而向后赵寻求支持。咸康二年（336年），高句丽转向东晋“遣使贡方物”[45]。高句丽此前从未与后赵或东晋朝廷发生关系，但在短短十几年里三次遣使，都与慕容氏的发展有关。在东晋的支持下,慕容氏发展非常迅猛，高句丽在319、320年继续被慕容氏打击。咸和五年（330年），慕容庚加“开府仪同三司”；咸和九年（334年)，“成帝遣谒者徐孟、闾丘幸等持节拜皝光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庚故事”。这更增加了高句丽的压力。330年、335年,高句丽分别向后赵、东晋遣使,可以看作是其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开始以“无外天下”的观念来从更宏大的棋局中处理其所置身的东北政局。但是从高句丽分别遣使后赵、东晋来看，它在所置身的天下中，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实际利益为先，所以也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反馈，无论是后赵还是东晋。
建元元年（343年），高句丽再次遣使朝贡东晋[46]，其背景是高句丽在339、342连续为慕容氏所败,342年丸都被毁，美川王墓被发掘，五万余口被俘，遭遇重大打击。同样东晋政局也发生变化，同年康帝死、成帝立，庾冰与何充执政,从慕容皝写给庾冰的信中内容，对庾氏以外戚执政颇有微词的情况看，慕容氏与执政的庾氏间并无十分良好的关系[47]。所以，高句丽建元元年的遣使，或许有着十分鲜明的针对性。《魏书•高句丽传》也记载了丸都被毁后，高句丽还试图朝贡拓跋氏“自后钊（故国原王）遣使来朝，阻隔寇仇，不能自达。”[48]可见高句丽惨败于慕容氏，迫使其依赖“天下”来求生存。
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高句丽时隔70年再次朝贡东晋。此时后燕灭亡不久，慕容氏长久以来带给高句丽的巨大压力刚刚解除，但是东晋将领刘裕却于义熙六年灭南燕，平齐地[49]。高句丽、倭国等东北亚政治势力直接受到东晋的政治、军事影响。川本芳昭认为这是高句丽对东晋扩张的应对之举[50]。此次朝贡，高句丽王高琏被东晋朝廷授予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51]。高句丽王之所以能被东晋纳入其官爵体系之中，乃因当时东晋政局的变化。此前一年（义熙八年）刘裕先后诛杀谢混、郗僧施、刘藩、刘毅、诸葛长民等门阀名望与北府集团领袖，独掌朝政,于是面临着士林舆论的压力[52]。高句丽的朝贡正如东晋初年北方族群的“劝进”一样，在道义形式上支持着刘裕执政的合法性。故而刘裕称帝后的次月便进高句丽王高琏为征东大将军[53]。
然而，终两晋之世,高句丽都不是东晋天下秩序的重要支撑点。这是因为在东北政局上，东晋前半期依赖慕容氏，而后半期转而支持百济[54]。这两者都是在“无外天下”观念中从事政治布局，而获得实际利益者。若说对郡县的吸纳，高句丽经略玄菟、辽东、乐浪、带方诸郡,并不比慕容氏少多少。但在与慕容氏的竞争中，高句丽一败再败，其重要原因就是因其缺乏“天下”观念，而无法获得内外各种有利因素的支持。
从高句丽的角度归纳东晋时代其发展道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川王（300年——331年在位）时代，高句丽是唯利益主义者，从现有记载上看不出其政治行为背后有天下意识。
第二阶段，美川王末年及故国原王高钊时期(331年一371年）高句丽已经转向“天下”政治，但是处于被东晋无视的地位。慕容氏称帝后“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贡其方物。儁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55]，这是高句丽首次获得中原王朝总制地方军政的职官与爵位,高句丽成为前燕“天下”的部分。前秦时期，小兽林王(371年——384年在位)两次朝贡前秦，可以看作是这一路向的继续[56]。
第三阶段，故国壤王（384年——392年）、广开土王（392年——413年）基本上与后燕处于战争状态。根据《好太王碑》上“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等语词[57]，可知广开土王时期高句丽是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天下政体”[58]。高句丽在前燕、前秦“天下”中的成长，一如慕容氏在东晋“天下”的成长。只是与前燕不同的是，高句丽始终未在中原王朝面前旗帜鲜明地争夺天下正统,而是承认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就在广开土王的最后一年，高句丽向东晋朝贡。广开土王的继任者、即为其立《好太王碑》的长寿王,分别加入北魏、刘宋的天下秩序中。此后高句丽与南北朝隋唐历代皆有朝贡一册封关系[59]。
由此可见，即使如高句丽在一段时间里桀骜不驯、不在“天下”观念中进行政治行为，但是东晋时代宏大的政治正确性面前，高句丽最终还是要回归天下意识，其发展历程与慕容氏殊途同归。
（好太王碑）
结论
中国历史进入4世纪时，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崩坏，出现了列国并存的政治形态。上文通过对东晋及慕容氏、高句丽等东北族群政权建构过程的探讨，可以看到“天下”存在的首要前提是天下意识的存在。在两晋之际大一统之“天下”已然不存在的情形下，东晋以“雪天下之耻”、“天下归心”得以建立,慕容氏以“敷宣帝命，以伐有罪”成长为东北霸主,即便是无视晋室天下秩序的高句丽，也要回到以接受天下意识为前提的政治棋局中。这表明,即使天下秩序瓦解了，天下中心也不存在了,但是天下意识是当日政治无法脱离的政治正确性。人心凝聚、政治合法性的建构都有赖于对“天下”政体的承认与利用。
这一时期的“天下”虽在，然而，却是不同于大一统天下的多元天下。多元天下的内涵，除了指汉(赵）、后赵与东晋多个天下秩序并存之外，还指在同一个天下秩序中，多元互动关系取代了以前的“中心——边缘”的单向支配关系。我们依然以东晋的天下秩序为对象予以分析。秦汉、西晋大一统的“无外天下”是以军事、政治、经济为后盾，制造出周边各族群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环境，天下的各色人等通过对同一环境、同一规则的适应,形成相同的天下意识。而东晋时代的天下则不然，虽然天下意识的存在是东晋时代的天下秩序展开的前提，但是东晋、慕容氏、高句丽都从中找到不同的合法性资源。这样的天下是在共同的天下意识中互相配合而形成的。它并非是单一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因此，天下政体的形式仍然保留，但天下的实际形态却由中心支配边缘变为多元互动。
多元天下形态通常不是静态的，聚变与裂变时常同时发生。还以东晋为例，一方面东晋臣服前凉、攻灭成汉、南燕、后秦，处于兼并别的“国”或“天下体系”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它的“天下体系”也处于裂变状态之中，比如慕容氏前燕的独立。
就裂变这一运动的结果而言，本文分析了慕容氏与高句丽两种政权类型。在东晋的“天下”棋局中，同处东北政局之中，慕容氏与高句丽虽然都回归了天下意识，但是二者代表的发展类型是完全不同的。慕容氏的路线有阶段性目标开始承认“天下”的游戏规则，借以发展自己，然后取而代之，由天下的边缘，成为天下的中心。由于其最终目的是旨在成为全天下的中心，因此与多元天下中其他的小的、地方性的天下体系存在着排异性。这种彼此难以相安的处境，使其政权要么兼并别人，要么为别人所兼并。这代表着十六国北朝时期大多数民族政权的选择,也是它们共同的命运。所以经过近百年的兼并与被兼并，中国境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南朝与北朝两大天下体系。再经过近两百年的竞争，再次一统为一元化的天下（隋唐）。因而，在裂变与聚变的过程中，从长时段来观察，聚变为历史的主线、裂变为辅线。这同样是由天下意识决定的。天下意识限定着裂变出来的政治实体的运动方向。
高句丽回归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则是被动的、为时势所迫，但是高句丽却开辟出一种新的”天下”形态，一方面，高句丽接受晋或燕的“天下”（以后是北朝或南朝的“天下”），以”国”的形态参与到天下秩序中去[60]。另一方面自东晋后期起，高句丽也在建构自己的小天下。天下套嵌小天下的天下形态，正是后世中原王朝与越南等藩属国所共同构建的天下形态。
最后，多元天下虽然是多个天下体系并存、但是它们的作用和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曾提出“Shadow empire”的概念，区分了“primary empire”与“secondary empire”，认为中原王朝为原生帝国、北亚游牧帝国为依存于中原王朝的次生帝国，北亚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间无论是抗衡还是合作，都体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61]。实际上，在4世纪列国并存的天下中，最早出现的汉（赵）、后赵、东晋等都脱胎于同一个母体——西晋，然而只有东晋为西晋继承者。在多元天下中，东晋居于他者无法比拟的正统地位，其天下秩序是原生的。汉（赵）、后赵之所以能存在，是得到了反对晋室天下秩序的部分少数民族的支持。如汉建国前，匈奴贵族刘宣说道：“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62]后赵建国前，石勒也在给刘琨的信中表示“吾自夷,难为效（晋）”[63]。可见汉（赵）、后赵是作为两晋统治秩序对立面出现的。从这一政治演生逻辑可见,东晋是原生的，汉（赵）、后赵是次生的。
如前所述，正因东晋天下秩序的存在，华、夷（尤指东北族群）的天下意识才有现实的对应物，天下意识才能成为制约各个地域、各个族群的至上观念“天下”才能存在。而且，前燕也是脱胎于这一母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东晋十六国时代的多元天下中，东晋是最大的一元，它是原生的。其他列国不论是安于“国”的形态，还是着力于构建新的天下体系，都是东晋的影子。东晋以外的列国是次生的，无论它们作何选择，都受到东晋王朝的影响与制约。所以，在东晋十六国时代的多元天下中，东晋王朝的一元独大，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这不同于三国时代，也比南北朝间的原生、次生关系更加显著。当然，也正因如此,天下意识才得以维系，多元天下中的聚变运动才成为历史运动的主要方面。
（原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为排版方便，删去部分注释。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 关于日本对于天下的研究，见【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台湾地区这方面的研究，见甘怀真主编论文集《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界理解天下范畴的哲学研究，见梁一模：《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与其儒教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国族形成与认同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东京大学联合举办，2013年3月。
[2] 牟发松：《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江汉论坛》2011年第6期。
[3]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页。许纪霖：《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4] 甘怀真：《秦汉的“天下”政体：以郊祀礼改革为中心》，《新史学》第16卷第4期,2005年12月。赵汀阳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他认为“天下”是一种世界制度“天子”与之相配合，成为世界政府。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
[5] 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011年，第84—135页。
[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2页。
[7]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8—3051页。
[8]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6、2899页。
[9]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98、3801页。
[10] 西晋于265年代魏,280年灭吴,317年灭亡。形式上的统一维系了37年，但其间还有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
[11] 牟发松：《魏晋南北朝的天下三分之局试析》，《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
[12]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但是该文的第一个南北朝主要指东晋南北朝、第二个南北朝指辽、金、元与两宋的对立。
[13] 牟发松：《“唐宋变革说”三题一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41—65页。
[14]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1页。
[15] 《晋书》卷六《中宗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页。
[16] 《晋书》卷六《中宗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页。
[17] 田余庆先生认为琅邪王称晋王，是为了易吴国为晋国，改变“寄人国土”的状况，为以后即晋帝位作准备。《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18]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4页。
[19] 《晋书》卷六《中宗元帝纪》，第149页。
[20] 《晋书》卷六《中宗元帝纪》，第147页。
[21] 今文语出《尧典》。此从古文，古文分为《尧典》、《舜典》二篇“受终文祖”之句在《舜典》部分。见《尚书正义》卷三《舜典》《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6页。
[22] 《后汉书》李贤注“四七之际火为主”，言：“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注“卯金修德为天子”，言：“卯金,刘字也。《春秋演孔图》曰：‘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3页。
[23] 《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庾载记》：“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庾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庾让而不受。征虏将军鲁吕说庾曰：……庾善之，乃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及帝即尊位，遣谒者陶辽重申前命，授庾将军、单于，庾固辞公封。”第2805—2806页。
[2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4—35页。
[25] 《晋书》卷六《中宗元帝纪》，第145页。
[26] 《晋书》卷七《显宗成帝纪》，第177页。
[27] 《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庾载记》，第2803—2804页。
[28] 【日】谷川道雄：《東アジア形成期の史的構造-冊封体制を中心として》,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と東アジア》，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第102页。
[29] 《晋书》卷一〇八《慕容鹿载记附裴嶷传》《慕容鹿载记》，第2811—2812页。
[30] 《晋书》卷一〇八《慕容鹿载记附裴嶷传》《慕容鹿载记》，第2810—2811页。
[31] 《晋书》卷一〇九《慕容皝载记》，第2819—2821页。
[32] 《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1页。
[33] 《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是时鶩巢于儁正阳殿之西椒，生三雏，项上有竖毛；凡城献异鸟，五色成章。儁谓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称：‘鶩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椒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征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第2833—2834页。
[34] 《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4页。
[35] 《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4页。
[36] 【日】川本芳昭：《漢唐間における「新」中華意識の形成一古代日本•朝鮮中国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30号,2002年4月。
[37] 《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第2843页。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8] 《三国志》卷三〇《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44—846页。
[39] 分别为高句丽琉璃明王三十三年（14年）、大武神王十一年（28年）、二十年（37年）、二十七年（44年）、慕本王二年（49年）、大祖大王五十三年（105年）、六十六年（118年）、六十九年（121年）、七十年（122年）、九十四年（146年）、新大王四年（168年）、八年（172年）、故国川王六年（184年）、山上王元年（197年）。见《三国史记》卷一三《高句丽本纪第一》、卷一四《高句丽本纪第二》、卷一五《高句丽本纪第三》、卷一六《高句丽本纪第四》，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1、185、187、188、192、193、195、199、203页。
[40] 《三国志》卷二八《毌丘俭传》，第762页。
[41] 《三国史记》卷一七《高句丽本纪第五》，第201、211页。
[42] 《晋书》卷九七《四夷传》，第2531页。
[43] 《三国史记》卷一七《高句丽本纪第五》，第216页。
[44] 《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7页。
[45] 《晋书》卷七《显宗成帝纪》，第180页。
[46] 《晋书》卷七《康帝纪》，第186页。
[47] 慕容皝上表及与庾冰书，见《晋书》卷一〇九《慕容皝载记》，第2819—2821页。
[48] 《魏书》卷一〇〇《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14页。
[49] 《晋书》卷十《安帝纪》，第264、261页。
[50] 【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余晓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5—277页。
[51] 《宋书》卷九七《夷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2页。
[52] 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53] 《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4页。
[54] 李磊：《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55] 《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5页。
[56] 《三国史记》卷一八《高句丽本纪第六》，第221页。
[57] 王健群：《好太王碑碑文译注》，《好太王碑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0页。
[58] 【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第292—293页。碑文中还有“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永乐五年”等语，日、韩学者多认为表明高句丽有自己的年号,罗新则认为“永乐”为尊号或官号，而非年号。罗新：《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王号》，《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
[59] 刘文健：《高句丽与南北朝朝贡关系变化研究》，《东北史地》2010年第2期。
[60] 前燕、南北朝、隋唐历代的册封中，均保留“高句丽王”的王号。
[61] Thomas J.Barfield. “The shadow empire：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along the Chinese-Nonad frontier”，Susan E.Alcock edited, Empir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pp. 11—41.
[62]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63] 《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