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轴上讲，汉朝开辟了中国近代以前几乎唯一可行、可持续的中华帝国的存在模式。连带着的，是农业、手工业、军事战争和工程学方面，对于先秦时期发展成果的全面继承和再跃升。
而唐朝……其实不仅是唐朝，司马晋、李唐、赵宋、朱明，乃至于少数民族入关形成的清朝，都在继承和发展着汉朝确立的先行模式。只不过，唐朝在某个时空下，是在体量和深度上做得最成功的效仿者而已。
汉朝是华夏民族从原生文明走向一个区域性、国际性强权的时代。
然而在秦刚刚统一之时，中原民族在疆域扩张中最为关键的军事方面，呈现的仍然是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局面。
秦皇陵的发掘告诉我们，青铜兵器仍然远未被钢铁取代：
青铜兵器不仅在平均机械性能上低于钢铁冷兵器，而且由于地壳矿藏蕴量中，铜元素和铁元素的巨大差距，冶铁手工业普及之后用钢戟铁甲武装同样一支军队的成本，是要显著低于用铜矛铜甲的。某种意义上，先秦战国的军队还是皮甲作防护占据绝对主流，不是没有道理。
而汉代蓬勃发展的官、私冶铁业，无疑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除了传统的块炼铁渗碳工艺，铸铁薄板脱碳、炒钢等钢铁冶炼工艺也迅速发展和普及。至两汉之交，不仅实用的近战冷兵器（除弩机和部分箭镞外）几乎已经全用钢铁制造，而且铁甲得到了普及。
五大汉代王陵的出土铜铁兵器一览表。
表面上看，西汉早期的齐王墓有铜兵器近2000件，铁兵器才350件，稍后的狮子山楚王陵，铜铁兵器是194:124件，南方割据政权的南越王墓，铜兵器呈现1114:26件的压倒性优势，仅西汉中期以后的满城汉墓、巨野汉墓和未列入该表格的长清齐王墓，铁兵器数量胜过铜兵器。
然而仔细看其中的器械项目，结论又完全不同了：
齐王墓的1904件铜兵器中包含箭镞1810件，弩机72件，【实际的近战兵器仅22件】。而同墓出土的、可确定形制的近战铁兵器，就达到【170多件】。
楚王墓和南越王墓也反映出完全相似的趋势，所谓的“铜兵器”，绝大部分是箭镞、箭杆（铤）和青铜弩机，其中作为消耗品大量制造、以满足军事需要的箭矢，直到居延汉简所反映的西汉后期，仍然大量用青铜铸造。换言之，早在西汉前期，汉军主要的近战兵器中，铁器就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而金属防具则几乎全部铁制。这和秦皇陵的出土资料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
另外：
两年基础兵役制度，选募材官、骑士（精锐步骑兵）制度的推行普及。
披挂较为良好铠甲的突击（近战冲锋式）骑兵在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中，彻底取代了战车的地位；
远射兵器（尤其是各种轻重弩机）的继续改良；
军事编组和战术的规范化和模块化（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形成独特而合理的“战阵”训练科目；
这一切都使得汉军和先秦军队的面貌相比，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其整体作战能力，无疑是大大增强了。
先秦精锐步兵，身着皮革编缀的甲胄、手持铜制武器
汉代着甲步兵，披挂铁质铠甲，持钢制环首刀、弓弩或长兵器。其装具接近《居延汉简甲乙编》中的边塞戍卒
当公元前111年，汉朝楼船将军杨仆率领完成了军事革命的精锐步卒孤军深入，几乎独力进攻秦王朝的“继业者”——赵佗家族和南征的秦军及其军属建立的南越国（注：汉武帝当时数路并进，然而其他的部队不是尚未抵达预定地点，就是像路博德率领的充炮灰的弛刑囚徒一路逃散殆尽）时，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
（汉武帝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陿，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粤人，纵火烧城。粤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迟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又问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为海常侯；粤郎都稽得嘉，为临蔡侯。
——怼翻，怼翻，夺取粮草，再怼，围城，攻破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追杀。
另外就是建筑长城、烽燧，布置天田、鹿角，在防御堡垒上设置各种机关和大型机械等军事工程学的发展。
这一切使得汉朝在几度和葱岭以西政权部族发生冲突时，尽管因为地处中原帝国能控制的极限而兵力派遣能力有限，但却几乎都占据军事上的上风。被汉军击败逐退的，甚至还包括和罗马、汉与安息一并称道于公元1世纪末的贵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