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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多年前，一个令世界颤栗的彪悍的游牧民族崛起于漠北草原，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率领下，征战四方，所向披靡，迅速建立起横跨亚欧的蒙元大帝国。孛儿只斤家族也随着帝国的攻伐而走遍中华大地。
14世纪中叶，在大明北伐军的强力打击下，曾经叱咤风云的蒙元帝国轰然倒塌。一部分蒙元皇族随顺帝北遁，退出中原，重归大漠；一部分皇族隐姓埋名，销声匿迹。每当王朝更迭时，显赫一时的先朝皇族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延续自己的血脉。岁月悠悠，时光荏苒，留在中原的孛儿只斤后裔究竟藏身何方？在山西长治，就有孛儿只斤家族后裔传世。只不过，他们已不是蒙古族，不说蒙语，不姓孛儿只斤，完全融于汉族之中。这是元朝皇族后裔散落于神州大地的一个缩影。
潞商是赫赫有名的晋商的杰出代表，是早期晋商的一支劲旅，这已成为学界共识。2006年，长治郊区在小寒山下中村发现精美的潞商豪宅――申家二十四棋盘院，为研究潞商文化提供了实物依据，“重见天日”的珍珠顿时发出耀眼的光芒。但大多数人或许没有料到，中村申家大院的始祖申十三却是元皇族后裔。有关申家大院的宣传资料称，申氏为炎帝之后（此种说法过于草率），在明初从潞城天贡村迁入南村，后迁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开始，现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资料明确指出，中村申氏源于潞城天贡村。不仅如此，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一些申氏后人根据家谱、墓志铭等记述，均把申氏起源指向同一个目标――山西潞城天贡村，并不断有申氏后人到天贡问祖寻根。
在著名的上党古战场三垂岗东麓，有一个千年古村，这便是潞城的天贡村了。明清时期，伴着潞商的崛起，天贡村也富甲一方。驼帮马队频繁出入，白花花的银子累积起巨额的财富。据天贡申姓后人讲，申家大院如果不毁，晋中的乔家大院都比之逊色。村中曾有坚固的城堡，四座城门都用巨石垒砌，可见当时申家的实力。一些村民的门前、院落任意丢弃的石柱、石础、石板、石鼓等向人们默默诉说着天贡往日的富足。据查，今潞城、平顺、郊区、襄垣、黎城、壶关等县市区一些申姓族人均源自天贡。
几百年来，在申姓族人中一直流传着一段凄美的“打锅申”的故事，也称“大锅申”、“铁锅申”、“沙锅申”、“罗锅申”、“铜锅申”、“锅片申”、“曰改申”等，版本不同，而说法相似，其实都是一回事。综合各种不同的版本，就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元朝时，有一位叫曰（yue）璟的人，是元顺帝的叔叔，初封晋王，改封潞王。曰璟有儿子18人，女儿6人，民间称“九胎十八子，三胎六枝花”。曰家是一个大家族。在元朝将灭亡之际，就藩潞州的曰璟举家避难天贡村。时战乱频仍，大明北伐军攻势正盛。曰家紧急召开家庭会议，决定在“曰”字上加一笔，改为“申”姓（取上顶天，下立地，誓与天地共春秋之意），隐姓埋名；又把大铁锅、大铜锅各一口砸成若干片，主人各拿一铁锅片，仆人各执一铜锅片，作为以后认亲的凭证，随之四散逃命。
据《申氏家乘》等多部族谱考证，河北沙河县三王村申姓为曰璟长子后裔，河北永年县申庄村申姓为曰璟四子后裔，河北武安矿山村为曰璟七子后裔，在河北涉县段曲村、江苏吴县、山东福山县、山西潞城天贡村、河南等地均发现有曰璟十八子后裔，迁入中村的申氏始祖申十三就是曰璟的第13个儿子。
“曰改申”的故事是根据申氏家谱、墓碑、申氏后人口头传说整理的，应该说，不是完全的历史真实，但也有一定的真实性。诚然，有些情节可能是误传，但能折射出真实历史的影子。现逐一剖析：
其一，河北沙河市三王村申氏祖坟石碑（正面刻“申氏祖茔”，背面刻“故元潞王太始祖璟公墓志铭”）记载：申氏始祖璟公“为元皇裔，实小子王之从堂季父，而元顺帝同胞叔也，初封晋王，改封潞王，子十八：文秀、文端、文正、文美、文信、文平、文智、文惠、文法、文亮、文俊、文雅、文临、文翰、文简、文瑞、文宪、文义……即俗传所谓十八公是也……顺帝北行抵和林，元裔杀戮殆尽，公藩潞乃携眷避兵屯留，而绛州，为存宗嗣计，故改曰姓申，折铜锅十八块”。河北永年申庄和涉县神头申氏祖茔碑文则和三王村碑文雷同，说明“曰改申”故事不是孤立现象，再加上口头传说和申氏家谱，更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由于年代久远，故事出现不同版本或一些误传是可以理解的。
其二，关于曰璟的身份，有的版本说曰璟是元顺帝时丞相，有的版本说曰璟在朝中当大官，而查顺帝时几任丞相，没有叫曰璟的。曰璟任丞相应是谬传，但在朝中当大官还是可信的。有人说，曰璟是元顺帝的叔叔不实，因顺帝之父明宗只有一弟，就是文宗图贴睦尔。但皇族成员多了，曰璟是元顺帝的堂叔也未尝不可。有人说，曰璟封晋王不确切，因为元朝已有晋王。
元世祖忽必烈的确封皇孙甘麻剌为晋王，但未就藩于晋（就如长治的明代沈王没有到沈阳就藩一样），而是就藩于“太祖四大斡耳朵之地”，代替北平王那木罕统领蒙古本土。甘麻剌祖孙三代嗣封晋王。元武宗天历年间，甘麻剌之孙八的麻儿间卜死于上都，晋王之嗣绝。所以，元末再封晋王，又改封潞王与先前封晋王并不冲突。元史专家周清澍根据史料中“元世祖忽必烈分赐太宗窝阔台之孙、阔出之子小薛大王牧地于潞州上党”的说法猜测申氏一族是小薛后代（也就是窝阔台之后），因小薛一族世居潞州。这样就能解释天下大乱时，为何曰璟家族没有跟顺帝回漠北――由于窝阔台系同托雷系长期争权夺利，回去怕也没好果子吃，于是选择了隐匿行踪，留在中原。
其三，关于曰璟家族破釜分宗，四散逃命的缘由，一说曰阁老在朝为官，受人陷害；一说为避亡国之难，免受。显然，避国难更有说服力。
其四，曰璟家族既是元皇族，为什么不姓孛儿只斤而姓“曰”呢？有可能是曰璟久居潞州汉地，主动汉化改为汉姓的结果（就如同当年拓拔鲜卑改姓“元”），其18子的名字就带有明显的儒家气息。而为了和汉族有所区别，曰璟就选了百家姓中没有的“曰”姓（曰和元谐音，以示不忘大元）。尽管改为汉姓，当地汉人还是知道他们身为元皇族的底细。由此，在蒙元帝国分崩离析时，曰璟家族又改姓申，以彻底隐瞒他们的元皇族身份，混于普通汉人之中，从而保全了性命。
到东天贡寻访时，一申姓后人所展示的族谱――《申氏家乘杨树堂》与西天贡的那部申氏《世谱》内容不同。这是一本近年来新修的族谱，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申氏家乘杨树堂》全部是对曰改申情况的收录，包括河北涉县、永年、沙河、武安等地有关申氏的族谱、墓志铭等。东天贡也有一小型的申家祠堂（现称佛堂，里面供一佛爷），门前有模样怪异的一对石狮（兴许能给人启示）。
西天贡与东天贡两部相异的申氏族谱表明，天贡村的申姓不同源，此申姓非彼申姓也。或许，东天贡曰改申后裔本身就明白，他们和西天贡的祖先是不同的。要不，东天贡怎么也要建一申家祠堂呢？如果两支申姓同源同宗，他们大可以有一个申家祠堂，到共同的祠堂拜祭共同的祖先。也许，当初元皇族后裔曰璟正是在天贡村避难时，了解到天贡村申姓居多，才决定“以假乱真”，改曰为申的。一部分族人留居天贡的东面，就形成了后来的东天贡。
在山西长治市郊区黄碾镇一个叫魏村的普通村落，因一个罕见姓氏――孛姓族人聚居而显得非同寻常。
孛姓族源，主要来自女真和蒙古孛儿只斤改姓。在蒙元时期，孛儿只斤一脉极尽尊崇，被誉为“黄金家族”。帝国倾覆后，孛儿只斤改为“孛、鲍、宝、包、铁、余、博、奇、罗、波”等30余个姓氏，都传承下来。如今，内蒙古、甘肃、山西、湖北、贵州、云南、台湾、香港等地均有孛氏族人分布。孛儿只斤有“孛儿基德”、“孛儿吉根”、“孛儿吉济锦”、“博尔济锦”、“博尔济吉特”、“博罗特”等多种汉译。清朝有名的孝庄太后就出自蒙古科尔沁部，姓“博尔济吉特”，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有说是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总之，她是孛儿只斤家族后人。从这层意义讲，孝庄太后的儿子顺治皇帝既有满族血统，又是孛儿只斤家族后代。顺治皇帝往后的清朝皇帝，就含有满蒙血统，甚至有可能含汉族血统。
孛姓在全国都是一个少见的姓氏，但在长治郊区黄碾镇魏村却是第一大姓。在全村600多户103个姓氏中，孛姓人口占到四分之一强。而且，散布在上党地区（如郊区、市内、长钢、潞矿、淮海等）的孛姓族人尽出自魏村，甘肃、湖北、北京等地也有从魏村出去的孛姓族人。魏村实乃孛姓族人之聚居地或中转站。魏村孛氏家谱载第一代始祖为孛仕英，现已传至第22代。按每一代25～30年来计算，始祖孛仕英生活的年代为元末明初，距今600多年。那么，魏村孛姓来自哪里，缘何选择魏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除了家谱，在没有其他资料的条件下，一切只有在尽可能合理的推测下进行。
魏村孛氏家谱开篇便揭示了其身世及来源：“鼻祖讳□□□□，乃大元之苗裔也。自陕而东迁婴城，世居西乡魏村，盖一二代于兹矣。夫大元以蒙古入中国，统御华夏，为千载一时之遇。一时龙虎飞扬，风云际会，以成一王之治，以继大宋之续，为生民一代之祖，几于百年实数定之。其后世之宗派绵延，支流继续，有至于万年，而莫罄者矣。是为序。“婴城”指潞城，当时魏村属潞城。遗憾的是，序言里祖先的名字残缺不全（被老鼠咬掉一角，可能缺3至7字），但丝毫不影响魏村孛氏是大元苗裔的定性。
一幅孛姓族人由陕西东迁长治的画面在我脑海中闪现：元末之际，随蒙古军队从草原迁入陕西的一支孛儿只斤族人已在陕定居多年。身为皇族，他们丰衣足食。而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明朝正在开国，北伐军已入陕西）打破了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台湾出版的《民俗曲艺・山西赛社专辑》（1997年）称：“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时元将领扩廓帖木儿尚据守太原抵抗，明北伐进军入山陕，战事主要在雁门、大同一带进行。至十二月，徐达等平山西，扩廓帖木儿走甘肃，元顺帝逃往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大元在全国范围内统治结束。
在战乱中，蒙元部族家属后裔大多流落在山西境内，按降附之人的家属编入乐籍。”面对劫难，当时的蒙元后裔只能想尽各种办法逃命。其中，在陕西的这一支孛儿只斤族人或东进入山西等省，或西至甘肃等省，或南下到湖北等省，被迫流徙各地。
亡命过程中，既要保命，又想不忘祖先，他们便改汉姓“孛”。族人中有一叫孛仕英的，和老伴赵氏及长子孛钦、次子孛金监一起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几经周折，最后选择了较为安全的长治魏村居住下来，成为孛氏东迁长治的第一代始祖。在魏村繁衍两代后，天下已经安定，形势趋于平稳，孛姓族人开始修家谱，并规定了辈字排序，第三代为“景”字辈，第四代为“从”字辈，第五代为“仲”字辈，第六代为“拱”字辈……
单从第一代始祖孛仕英与第二代始祖孛钦、孛金监极具儒学色彩的名字便可影射出孛家厚重的文化底蕴，也隐约彰示了孛家的皇族气派。虽然散落民间，孛氏后人还是人才辈出，显示了孛氏良好的家风传承。第六代孛拱千，明万历年间中进士，潞城县儒学正堂亲制“荣登典籍”金字门匾一块。第十二代孛观天被清乾隆帝恩赐登仕郎，潞城县儒学正堂送“克振家声”金字门匾。第十四代孛普星被清光绪帝赐封为宣德郎，潞城县儒学正堂亲题“望重一乡”门匾。一门悬挂三块金字匾，这在魏村独一无二。在孛家老宅大门，至今仍挂一块古老的牌匾，上书“受天祜”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现代长治孛姓名人主要有孛隆铭，版画家；孛红喜，曾任北京市门头沟区武装部政委；
由于魏村孛氏家谱中先祖名字受损，给人们留下无尽的遐想。孛氏族人讲，曾见过家谱序言中“鼻祖讳”后面是一“术”字。有人据此推断是孛术鲁。而孛术鲁是典型的女真姓氏，后也改为“孛”姓，所以魏村孛氏有可能是女真之后。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因为魏村孛氏家谱明确指出他们是大元苗裔。另外，“术”也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啊！或曰：孛术鲁氏初为女真，后国破被裹胁归入蒙古麾下（就像清朝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道理一样），演变为蒙古的一支。此推断能够成立，但孛术鲁只是蒙古的一支，并非皇族，也就不能说是大元苗裔（不是每一个普通的蒙古人都能叫作大元苗裔）。况且，若魏村孛氏真是女真后裔，必然要在家谱序言中有所体现。家谱最早修于明初，而不是现在才追溯的，刚逃难到魏村的孛氏族人一定真真切切记得祖先为何人！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民族融合的脚步从来就未停止，包括上党在内的山西从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王朝争夺的前沿地带，也是民族融合的活跃之地。放眼亚欧大陆，可以肯定，当今的很多民族身体内或多或少地流淌着狄、匈奴、鲜卑、柔然、、契丹等已经消亡民族的血液。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主要表现便是少数民族汉化。成吉思汗散落在上党的后裔，正是民族融合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因为民族融合，提升了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因为民族融合，世界丰富而多彩！
